信報財經新聞 30-1-2013
十一、看「務實為民」的其他範疇，自視、自稱不受地產霸權左右施政的梁振英，對中資企業相當照顧，要不然，怎會在充分使用過海隧道的流通量上，不考慮回購東、西隧或直接資助隧道使用者，讓他們獲得以紅隧收費作準的差額，而是考慮由公帑補貼兩隧公司的保障利潤？
一 向以來，筆者認同英國人設立的諮詢委員會制度，是收集各階層精英意見，亦是培養公職人才走上「政」途的上佳設計；梁振英的《施政報告》，一口氣催生了十三 個或稱委員會、督導委員會甚至與政策局出現混淆的諮詢組織，委任了近四百名委員（看中央政策組一早「擴充業務」、特聘「專才」，誰說梁班子沒有「長遠大 計」），在這上面，當局顯然絞盡心血，可是得不到市民半點好評（甚且引出一個自以為被排擠出局得不到任何政治酬庸的全國政協委員一度是「頭號梁粉」劉夢熊 的「大爆內幕」），由於其推出倉卒（拖延發表時間不等於做好充足準備）、設計粗疏、名實未確，批評其架床疊屋，已屬客氣。
眾多新成立的委員 會中，金融發展局最受注目亦最受非議，該局以擔保公司形式註冊，據說那是參考了其他地區的輔助金融發展機構，它們的營運經費既有政府撥款，亦有民間捐助； 金發局顯然選擇後者，如此可免去非圍內代議士的掣肘，等於立法會無從監察其運作；加上有太子黨色彩的重量級人物置身其中，憂慮該局成為利益輸送機構的港 人，數不在少。
在筆者看來，羅致具官二代或中資集團顯要人物入金融發展局，雖然未必能幹出什麼大好事，卻亦非壞事。可惜金發局連具體運作、 實際權限及所擔當的角色，還未敲定便草草登場，連當主席的三朝行政會議元老成員、香港政壇不倒「翁」查史美倫女士亦有點惘惘然，說不出其中的所以然，外界 怎能不莫名其妙？如此行事，好事變壞事是意料中事。當年英國人的諮詢委員會制度，如今應了過淮為枳的說法，在梁班子擺布下變得不倫不類，只能給人以酬庸、 維護中資利益和扶植「內地新移民」成為新貴的蹩腳湊合……。不過，看得深遠一點，該局應該負有為前海金融管理部門培訓人才的重任。如果筆者的推想不致遠離 事實，則金發局真是任重道「近」了！
梁班子匆匆把未經細研和組織的金發局推出前台，看似未經深思熟慮的倉卒決定，其實含有深意和作用，在筆 者看來，它與十多個什麼督導諮詢委員會一樣，都有可能是為了替前海培訓技術層面的管理人才，換句話說，這些組織（以委員會和局之名出之）的成員中，必有相 當部分負有研究香港方方面面成功之道的任務，他們去劣存優的心得，可為籌建前海借鏡，不言而喻。
肩負為前海儲才的重任，梁振英疏於港事、不怕泛民及前同路人的抨擊、連廉署立案調查亦從容以對，對民望創新低當然更有泰然處之的本錢了！
十 二、循着這種思路，表面上畫虎不成的諮詢機構，只是小菜一碟，梁振英在《施政報告》裏說得堂而皇之，下決心全速推展的房屋、經濟、社保和醫療四大政策，小 心玩味起來，梁氏似乎還有把香港重新抹上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殖民地色彩！當年港府用人施計，倫敦很少直接介入，而如何巧妙不着痕迹地維護英資在港利益， 成為港府行事的重大考慮，滙豐、怡和（包括置地）、和黃與馬會是維持香港安定繁榮的四大支柱，對此許多老香港都耳聞目睹。梁振英看來亦有造就當年那種局面 的架勢，以中資集團特別有近水樓台之利的廣東幫和福建幫（和英國是私營企業不同，中資集團代表的是國家和地方勢力的利益）為核心，布置「中字」背景的人事 安排，他對早已大發其財的「地產霸主」不假辭色，以其有更重大目標要達致，自然毫無忌憚！
對於大部分港人所急的民主進程和邁向雙普選的政制 改革，看遍《施政報告》，梁振英沒有表示半點興趣，更無任何提示；當被議員問及時，僅以還有充裕時間進行探討而推搪之。從港人觀點出發的一國兩制、高度自 治，梁氏的理解、詮釋，與香港輿情、民情，顯然有極大落差，那究竟是中央或尚未浮出水面的港共組織定下的任務，筆者不得而知，但是，《施政報告》帶給港人 的訊息，首先是口口聲聲「務實為民 急民所急」，只是空的口號，並不真誠；過度誇大一個人人關切的老問題，將住房短缺與年輕人置業能力下降混為一談，一方 面把不擇手段的增闢建屋用地說成理所當然，一方面轉移市民視線，把若干近年在現實生活中湧現的、更具迫切性的新問題，如怎樣得體地與國內增加交往的同時， 盡量減少對港人生活秩序、市場供應及公共設施的負面影響，竟然淡然處之，隻字不提；而回復殖民地色彩的社會秩序和價值，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祖國化身為「宗 主國」，把「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質變成如內地的「少數民族自治區」，而港人便是少數民族，在有意識地南來的港人日多一日的情形下，回歸後的內地移民佔香 港居民的比率，將隨二○四七年的迫近而逐年上升……，這種情況與今日的新疆和西藏不相伯仲，時日的推移將令香港人成為真正的「少數民族」。寫到此處，接中 大出版社寄贈彭麗君教授主編的《邊城對話—香港、中國、邊緣、邊界》，內收多位學者的短論，第一篇為羅貴祥（早年曾任職本報文化版、現為浸會大學人文學教 授）的〈中國少數民族的認識論—「邊緣」的視覺〉，未及詳讀全文，但第二段有這樣的論述：
「置身『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被中央政府給予種種 特惠優待，某程度上，其實是帝國歷史上邊陲政策的延續。北京政府逐漸加深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亦未有履行諾言實現香港特別行政區本應享有的「高度自治」、讓 香港開展民主化過程。所謂「自治」變為空言，骨子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地的「少數民族自治區」沒有結構性的分別。換言之，即使撇開中國歷史裏恒常的地方主 義和族群政治不談，香港在中央眼裏，也可能是「另一種邊疆少數民族」。中央的考量不僅是其與地方的對弈，還有邊患與外部勢力的干預等問題。而經歷過西方管 治的香港，亦熟知自己的「外部」、「邊緣」的身份地位，並不斷利用這個特性，為自己謀求最大福祉。當然，所謂邊緣，也常常妄想要成為中心，香港的過去與現 在的發展，正好在不同層次上印證了這種奇詭的意圖。」
羅文以大量事實說明「邊緣」對「建制」（在這個例子中，是香港與中國）的積極作用，「但建制總不願意公然承認邊緣對它的貢獻，反而故意的大力壓制與排擠。由邊緣往中心看，或許並不能立刻就改變既有體系的什麼，只不過是要討回認知上小小的公道，重覓一丁點的平等……。」
作為中國的「邊緣」，香港現在的處境正是如此，但願香港能憑藉過去的融資、技術引進到如今的管理金融中心的經驗傳授，當為對中國經濟改革和建立前海的貢獻，並希望能換回一點公道，令北京准許港人建立一個有普選機制的公民社會！
評《施政報告》．六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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