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在北京大學的演講中說：蔣經國先生和鄧小平先生在關鍵的時刻做了關鍵的決定，扭轉了關鍵的歷史的方向，這是驚天動地了不起的事情。形成了一個新的趨勢，一個新的方向。蔣經國先生在兩次能源危機之後，知道臺灣那個地方沒有任何天然的物質，所以要靠自力更生，可以說是卷起袖子全心全力來推動，所以他推動了“十大”的建設，推動科學園區的建立，等等的作為為臺灣創造了經濟奇跡。在經濟發展之後，更進一步推動了民主化的工作，包括排除了威權的政治，奠定了政黨互動的模式，甚至於再進一步開放了黨禁、報禁，取消了戒嚴，同時也促進了兩岸人民的互動。小平先生開放改革，不但轉換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而且全面地提升了人民生活的水平，這都是跨時代、了不起的作為。小平先生講到，改革開放的路線要管一百年，今天大家看一看，大陸的經貿的發展，經濟的成長，可以說樣樣都是名列前茅。
連戰的意思是說，蔣經國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業績，可以成為兩岸現在和平共處、將來和平統一的現實基礎。在他的演說中，其實已經涉及到了蔣經國和鄧小平兩位先生以及他們各自開創的治理模式的同與異，但他作為大陸的客人，出於禮貌的緣故，沒有把這個話題展開。
一、 蔣經國模式與鄧小平模式的相同點
我們先來看蔣經國和鄧小平的相同點。他們曾經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班同學，接受過相同的政治啟蒙教育。他們都經歷過常人難以想象的坎坷仕途——蔣經國在蘇聯被扣為人質，與父親蔣介石斷絕關系，娶俄羅斯姑娘為妻，回國後又從共產黨員被培養為國民黨的接班人；鄧小平在中共黨內幾次被打倒，又幾次復出——終於達至權力極峰。他們都曾經是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的信徒，以後又與之告別——蔣經國回歸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鄧小平“不爭論”的實質就是要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把“白貓、黃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的實用主義貫徹到底。他們分別主持了臺灣和大陸在關鍵時刻的政治轉向，並且維持了社會穩定，推動了經濟發展。就經濟市場化與全球化而言，鄧小平的貢獻還要超過蔣經國，蔣經國只是發揚光大了陳誠、嚴家淦等前輩的業績，而鄧小平則要排除陳雲、李先念等同輩的幹擾。
再來看蔣經國模式與鄧小平模式的相同點。二者都是所謂“東亞模式”的代表，與日本自民黨“一黨獨大”模式、韓國樸正熙模式、新加坡李光耀模式、印度尼西亞蘇哈托模式、菲律賓馬科斯模式屬於同類。也就是政治上威權、專制，經濟上放權、自由化的“一手硬、一手軟”的體制。就其經濟自由化、市場化、全球化的一面來說，東亞模式不同於蘇東模式、南亞模式、拉美模式，已被歷史證明是成功的。半個多世紀前，東亞的起跑點遠遠落後於蘇東、拉美，與南亞不相上下，現在則把三者都拋在了後面。而蘇東實行極權專制，拉美實行軍人獨裁，南亞實行民主政體，可見經濟增長業績與政治是否民主關系不大。就其威權政治的一面來說，東亞模式不同於歐美模式（西歐、北美、澳新模式），但是，除了中國大陸以外，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經過1980年代的民主化潮流後，與歐美模式的距離已經大大縮小，東亞模式現在或許應當稱為“前東亞模式”，就像“前蘇東模式”一樣。
二、 蔣經國模式與鄧小平模式的不同點
但是，蔣經國模式與鄧小平模式也有兩個顯著的不同點，第一點是宋楚瑜在清華大學的演講中談到的，第二點為連戰在北京大學的演講中一語帶過。
宋楚瑜說：創造臺灣經濟奇跡的經驗系於同時維持一高兩低，一高就是持續的高經濟增長，兩低就是低通貨膨脹和低失業率。同時要維持穩定的物價水準和充分的就業，最後通過稅制跟教育，讓窮人有翻身的機會，力求維持較均衡的所得分配，整個的社會和經濟不但要使一部分人能夠富起來，更要讓所有的家庭都能夠富起來。依照臺灣的經驗，達成均富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偏向於社會性和教育性的，一方面要讓每一個人都有公平的機會來攀爬社會的階梯，而另一方面“知識就是權力”，正如培根所說的，只要維持公平的教育機會，貧窮就不會變成世襲，就不會一代一代世世代代的窮。舉例來說，蔣經國先生執政的16年當中，就是從1972年到1988年，臺灣每一位公民所得從482元美金成長到5829元美金，增長了11倍，但是最高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當中的差距一直維持在4到5倍以下的水準。
臺灣在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率的同時，一直保持著較低的基尼系數，這是一個在全世界都非常罕見的成就。也就是說，“均富”在臺灣不僅僅是一個口號，而且是一種現實。用一位長者的話來說：“大陸是語言上的社會主義，臺灣是行動中的社會主義。”
鄧小平在1980年代曾一再講：“我們大陸堅持社會主義，不走資本主義邪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窮，不是那樣子。”“我們的政策是不使社會導致兩極分化，就是說，不至於導致富的越富，貧的越貧。”但是在進入1990年代以後，人們看到的卻是兩極分化日益加劇的現實：一方面是億萬富翁的紙醉金迷，一方面是數千萬城市國營、集體企業職工的下崗失業。用著名社會學家孫立平的話說，就是出現了“斷裂社會”。為什麽鄧小平後來不再那麽強調“共同富裕”或者講了話也不起作用了呢？與下面要說的第二點有很大的關系。
連戰說：蔣經國在經濟發展之後，更進一步推動了民主化的工作，包括排除了威權的政治，奠定了政黨互動的模式，甚至於再進一步開放了黨禁、報禁，取消了戒嚴。啟動臺灣的民主化進程，是蔣經國在“一高兩低均富發展”之外的第二個大成就。
在美麗島事件發生後，蔣經國痛感不搞民主化，臺灣將無法保持長治久安，也無法贏得國際尊重，因而在短短的七年時間裏，就毅然開放報禁、黨禁，解除了長達四十年的戒嚴狀態。在蔣經國去世十幾年後，臺灣民主化就已經基本完成，並獲得世界民主陣營的廣泛好評。
在後，鄧小平卻從與蔣經國完全相反的方面吸取教訓。雖然他說中共十三大報告一個字都不能改，但該報告中所規定的黨政分開舉措，至今還沒有兌現。1980年代開始的政治改革進程，不僅是停滯了，而且是倒退了。坦克沖進天安門廣場後，統治者對於重新贏得合法性已經喪失信心，因而只能在“政權就是鎮壓之權”上下功夫。這就要求團結內部，提供激勵，一致對外。對權錢交易“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給一夜暴富留足空間，這是晚年鄧小平模式以及後鄧小平模式的一種統治術，並不是幾句“反腐肅貪”的漂亮話就能夠掩蓋的。
全民均富還是“不落空”階層獨占，啟動民主還是強化威權，這是蔣經國模式和鄧小平模式的兩大不同點。
三、 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
所謂“東亞模式”，其實又可以分為兩支，一支是臺灣、南韓、香港、新加坡等“四小龍”，一支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前者的共同特點是政府的學習能力和行政能力強，官員比較廉潔，政府能夠出臺和施行均富政策；後者則反之。顯然，這與四小龍同屬“大中華文化圈”或者“筷子文化圈”有著很大的關系。而中國大陸現在卻出現了“菲律賓化”、“印度尼西亞化”或者有些人所說的“拉美化”的趨向，這自然不能從文化上找原因，只能歸咎於過去的制度背景或者領導者的個人因素。
宋楚瑜說：臺灣經驗，不是規律，是人做出來的，蔣經國個人有重大貢獻，親民、勤政、廉潔、果敢……。蔣經國的勤政和廉潔，連政治對手臺灣民進黨也不否認，蔣方良的晚年境況，島內外人士都看得見。筆者也註意到，臺灣的大財團，太子黨出身者絕無僅有，基本上都是臺灣土生土長的本地人。
對於大陸貪汙腐敗肆無忌憚的現狀，鄧小平個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早在改革開放初期，就出現過新聞監督、議會監督、政治反對派監督的萌芽。豐澤園飯莊廚師陳愛武投書《人民日報》，導致白吃白喝的商業部長王磊下臺；人民代表於光遠等人質詢“渤海二號”沈船事件，導致了石油部長宋振明下臺；筆者擔任編委的民刊《北京之春》出專刊並在西單民主墻貼出大字報，配合人民代表追究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在中南海大興土木，導致了領導人豪華住宅工程的停工。而鄧小平“反自由化”，首先反掉的就是這些監督制約統治階層腐敗的最有力措施。
鄧小平的念舊、護犢、不作為，使貪汙腐敗之風在1980年代愈演愈烈。鄧小平復出後，把他的老哥們薄一波、王震、楊尚昆、宋任窮、彭真等人重新扶上臺，置於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胡耀邦、的監軍位置。他的老朋友中有人很不檢點，本來“整黨”應當整這些人的不正之風，但他們卻說動了鄧小平，把整黨變成了整“三種人”，也就是把文革中反腐敗的“造反派”作為整黨的主要對象，使黨內腐敗分子更加肆無忌憚。
鄧小平的子女在文革期間受到殘酷迫害，使他有一種內心的愧疚，想要對子女有所補償。他開了一個口子，結果是太子黨辦公司之風吹遍了神州大地。陳一諮最近在《三談“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風骨》一文中透露了兩個不同的“五一七家庭會議”。1989年5月17日晚飯時，向家人說：“我執行鄧小平戒嚴的決定，可能還擔任總書記。如果我不執行，還堅持反對意見，可能命運會很嚴酷，也會影響你們的前途。但我不能執行這樣的決定”。趙家人一致支持了他的“決定”。自此以後，被軟禁了十五年零八個月，而他的家人則無一例外地受到各種不公正的對待。與此同時，5月17日晚飯時，鄧小平一家人也坐在一起，召開了一個“太上政治局常委會”。看著嚴家祺、包遵信等人的《五一七宣言》，全家一致認為：“看來他們要甩出我們家，把我們剁成肉餡了！”視抗議學生與民眾如寇仇的鄧小平終於下定了最後的殺機。顯然，鄧家子女對於鄧下決心是起了關鍵性作用的。
鄧小平被稱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正所謂“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鄧小平可以說是一位政治博弈大師——善於韜光養晦（曾先後向毛澤東、華國鋒表示永不翻案）和左右平衡（犧牲手下保全自身），但與“總設計師”毫不相幹。“總設計師”是要動腦、動腳、動嘴的：要勤於學習，系統思考；要勤於調查，反復比較；要積極鼓吹，善於動員。而鄧小平是個懶人，有時間就找人打橋牌，改革開放時期年齡又大了，想跑也跑不動了。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真正的設計師是胡耀邦、、萬裏、田紀雲等人，任仲夷、項南、袁庚等人也有很大的功勞。北京大學的學生領袖胡平、王軍濤、張煒也是改革的設計者，但胡王沒有機會擔任落實改革藍圖的工程師，張煒也只是在天津開發區進行了小試牛刀的實驗。鄧小平能夠起到的最好作用就是給這些改革設計師和闖將當後臺老板。然而，就像當年的毛澤東一樣，每當鄧小平從後臺走到前臺時，往往就要壞事。1986年，他出於與戈爾巴喬夫競爭的心理，親自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結果，民間的政治熱情剛剛有所表現，他就緊急剎車，還搭上了一個總書記胡耀邦。1988年，他想要憑借中共的“政治優勢”強行啟動“價格闖關”，結果引發群眾搶購，改革的民意支撐動搖，隨後又搭上另一位總書記。除了1983年的所謂“嚴打”（炮制了大量新的冤假錯案），我們想不出鄧小平為制止政治腐敗之風采取過什麽有效的措施；反之，我們卻可以指出他在推波助瀾方面的大量舉措，這其中就包括鎮壓，從而為權錢勾結、黑白通吃的所謂“精英聯盟”鋪平了道路。
四、 統治集團在政治中的作用
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統治階級或者說社會強勢群體的工具。這種國家理論只說出了片面的道理。其實，從國家誕生以來，就既有統治的一面，又有治理的一面。作為治理者，國家機器就必須超脫於特定階級的利益與欲望。近代以來，隨著行政官僚化和議員有薪制，所謂“統治精英”更與“資本精英”和“土地所有者”劃清了界限，成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政權被所謂“精英聯盟”挾持，是一種特殊的現象，而不是一般的現象；是末世的征兆，而不是“盛世”的象征。
從中國歷史上看，只有東晉和一些朝代的末世（唐末、明末等），皇權才是某些特殊利益集團的傀儡和工具。秦皇漢武，對於富人是毫不留情的；趙匡胤“杯酒釋兵權”，說明他不甘於被功臣集團挾持；朱元璋懲治貪官汙吏手段之兇狠，世上罕有其匹。毛澤東從來不願意成為“黨官僚階級”的傀儡元首，這也是舉世公認的。強人鄧小平何嘗願意像一個末世之君那樣被人牽著鼻子走，晚年鄧政權及其後續政權淪為“精英聯盟”的傀儡，乃是“”後遺癥，所謂“形勢比人強”。
如果我們承認蔣經國在均富方面的業績，就不好再說他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或者“精英聯盟”從來不會心甘情願地讓出自己的利益和權力，他們是均富政策和民主化願景的最大絆腳石。執政黨擺脫特殊利益集團的包圍和束縛，把國家的前途（和平崛起、和平統一）和全民的共同利益放在第一位，使政府能夠表現出一種超然性和前瞻性，這是均富政策和民主化能夠在大陸實行的一個必要條件。
五、 錯失的胡耀邦模式
鄧小平比蔣經國大6歲，胡耀邦比蔣經國小5歲，如果不是因為某些歷史的偶然性，我們今天要比較的或許就是蔣經國模式與胡耀邦模式的同異。
胡耀邦與蔣經國的共同點要更多一些。胡耀邦親民、勤政，毫不遜色於蔣經國，蔣經國跑遍了臺灣的20多個縣，胡耀邦則跑了大陸的1000多個縣。胡耀邦的廉潔有口皆碑，他的子女也很爭氣，沒給他添什麽麻煩。胡耀邦最突出的一個優點是好讀書，他對於西方的人權觀、民主觀沒有抵觸情緒。
筆者曾說，中國共產黨正在步中國國民黨後塵（參見王思睿：《我的“三民主義”：媒體民營，政黨民辦，政府民選》）。共產黨的國民黨化，關鍵是要取消“四項基本原則”。但是，胡耀邦模式和鄧小平模式在取消這些基本原則的次序上是不同的，由此所造成的社會後果也是不同的。後者導致了社會弱勢群體要承受更多的改革成本，更多的眼淚和辛酸。
胡耀邦模式首先要取消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他所信任的筆桿子李洪林、郭羅基等曾在這方面作過許多文章。其次是共產黨領導，即使按照比胡耀邦模式稍保守的中共十三大政改方案來辦，諸如政法委、各部黨組、中宣部直接插手文化行政事宜等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現象也早就應當廢除了。再次是社會主義制度，胡耀邦模式會先在所有制改革上著手，把國有企業的產權分給工人，而不會起勁地“砸三鐵”、削弱社會保障制度。最後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意識形態地位。胡耀邦的理論家王若水、蘇紹智等人主張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異化”、“人道主義”等概念來改造斯大林、毛澤東牌號的馬克思主義，使它具有更大的理論包容性和時代適應性，信奉這樣一種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將會社會民主黨化，成為未來多黨制格局中的左翼政黨。
鄧小平模式則以“不爭論”的名義首先取消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地位，在當今中國，正宗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信徒與自由主義者同樣沒有言論自由。其次是社會主義制度，1992年南巡之後，鄧小平已經不再在乎社會主義這塊牌子了，這一次，他要憑借共產黨的組織優勢來“砸三鐵”、砸工人的飯碗。再次是共產黨領導，鄧及其指定的“核心”通過改變共產黨的性質來取消本來意義上的共產黨的政治領導。“三個代表”成為代表三個精英階層，左翼工人政黨蛻變為右翼威權政黨。最後一個舍不得拋棄的鎮家之寶是“專政”。筆者曾指出：現在，原有組織系統的三條線有兩條已經萎縮，黨群系統在基層社區和單位已經沒有多少實際功能，行政系統已經無法進入到非公有制單位內部發揮作用，惟一得到強化的是公安保衛系統（參見王思睿：《政法系：與公民社會一起成長》）。但是，沒有“軟權力”配合的“警察專政”、“特務專政”遠沒有中共當年的“群眾專政”厲害，事實證明，只靠專政手段也阻止不了“顏色革命”。
六．歷史考驗胡錦濤
如果按照鄧小平和胡耀邦曾經商定的安排，中共十三大時“鄧小平全下，胡耀邦半下”，由胡耀邦接任鄧小平的軍委主席，由胡啟立接任胡耀邦的總書記，那麽胡啟立擔任兩屆總書記之後，中共十五大選擇新領導人時，作為首選的很可能還是胡錦濤。如果胡錦濤的仕途以及大陸的政治發展沿著這樣一條路徑走過來，中國現在的面貌就會大不相同。
讓我們大膽地設想一下。在1980年代後期，是由著名黨內民主派、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在主持起草新聞法，在胡啟立第一屆任期內（1987—1992），制定了新聞法、出版法，取消報禁，《世界經濟導報》、《經濟學周報》改組為真正的民營報紙，中央電視臺成立類似於BBC那樣的理事會。在胡啟立第二屆任期內（1992—1997），中共實行黨內直選各級領導人，黨組織與國庫徹底脫鉤，通過了社會民主黨類型的新黨綱黨章；實行司法獨立，法官終身制，法院系統垂直領導。在胡錦濤第一屆任期內（1997—2002），制定地方自治法和社區自治法，市長和市議會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制定結社法，允許自由成立工會和農會，成立各種NGO（NPO）組織只須依法註冊備案，無須雙重主管部門批準成立。在胡錦濤第二屆任期內（2002—2007），制定政黨法，取消黨禁；制定新的選舉法，由選民直接選舉國家主席和國會議院。如果沒有“”導致中國大陸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如果三胡依次執政，有秩序地推進民主化進程，就不會出現1990年代的兩岸關系倒退，到2005年，無論是連戰、宋楚瑜或者陳水扁、謝長廷訪問大陸，將會是兩岸當局的會談而不是兩黨會談，所獲的成果將會是兩岸和平協議甚至是和平統一協議而不是區區一紙新聞公報。
如果歷史沿著上述的路徑走過來，胡錦濤將會輕而易舉地贏得基本完成中國民主化與勾畫兩岸和平統一藍圖的美名。可惜歷史上有太多的偶然性，而每一個偶然性都會展現一幅面目全非的圖景。當年北京大學競選的另一位主要參與者房誌遠曾經說過：歷史就像高速公路，錯過了一個出口，就要走很長的一段路，才能到達下一個出口。現在的胡錦濤，繼承的不是他的兩位團派前輩，而是一個在政治血脈和精神氣質上都相差甚遠的“十三年”。他要完成胡耀邦的未竟事業，面臨著極大的困難，需要非凡的膽略和智慧。
胡耀邦下臺以來，最大的社會變化就是一個“不落空”既得利益集團的形成。他們從反自由化、反民主化中受益匪淺，一夜暴富，“以錢賣權”，“以權撈錢”，黑道白道通吃。他們底子潮，害怕民主化後的清算，因而千方百計地阻擋民主化的進程。他們收買了一部分高級官員和知識精英，結成所謂“精英聯盟”，給改革者布下了天羅地網。胡錦濤想要沖破這張羅網，確實很難。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另一面。經過二十年的曲折經歷和理論反思，中國知識界更成熟了，按照有些人的說法，自由民主主義已經成為新的道統，知識界對於世界文明主流和中國具體問題有了更加透徹的研究。工人農民的政治自覺性更成熟了，對於時那種“民主化與我的切身利益無關”的認識，許多普通民眾已經有所悔悟。公民社會有了長足的進步，體制外知識分子、民間資本、中介團體、非政府組織，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正在茁壯成長。如果胡錦濤準備踐履他的“三民主義”——“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就不難從執政黨內和廣大民眾中發現足以抗衡“不落空”既得利益集團的民主化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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