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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0 June 2012

萨苏:航船，接力和台阶 – 换一下角度看历史

一天谈历史的话题，有位朋友问我怎样评价李鸿章。

梁启超云：“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 这话准确吗？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说起来李鸿章的评价我们小的时候一直不高，但始终有给他“翻案”的。曾和《绝版李鸿章》的作者张社生先生谈过，他对李鸿章的推崇也甚有道理 — 至少，比盲目把李鸿章当成反动分子的说法可靠些。李鸿章对于世界和进步的认识，远远超过那个时代大多数的大人先生。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李鸿章也是清廷稍有敢于正面面对洋人的人物。而，又不能否认，李鸿章任上，的确是“宰相合肥天下瘦”，私德上，李二先生绝不是圣人。

那么，怎么评价李鸿章呢？

第一个办法很简单，他是腐朽的清王朝的代表，当然是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问题是这样一来比李鸿章老一点的所有历史人物都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因为他们都是腐朽的某王朝的代表，这不是说世界上就没有好人吗？

这显然不太公平。

第二个办法倒是好，一分为二，他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嘿嘿，辩证法不是用来和稀泥的，结果，通常是想说他好的人会拼命强调他好的一面，想说他坏的回拼命抢调他坏的一面。于是，制造出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堂，但怎么看都不是他本人。

那么，怎么看才合理呢？

我承认，这不仅仅是一个对李鸿章的问题。我用李鸿章来作例子，只因为他的争议比较典型。直到今天，很多人还是把李鸿章视为坏人，原因也简单 – 他在那个时代引领的洋务运动，被视为是一个失败，于是，带着中国走错了路的李鸿章，责无旁贷。

同样的评价可以被安到近代大多数历史人物身上，因为在我们后人眼里，他们引领的是一个一个的失败。自然我们要为失败找原因，而把它归结为某个人的过失是最轻松不过的做法，至少于我们考试答题比较方便。

难道不是吗？历史上那一次次确实都是失败。

失败久了，人们会盼望着来一个救星。于是，新来的人会看出好处，无一不是兴致盎然把前任批成混蛋来印证自己的正确 – 前面的问题，都是由于你们选错了人，现在你们选对了，问题会迎刃而解的，放心吧。

不幸，当他下台的时候，后人又把他当成靶子，告诉世人只有自己才是最正确的。

结果，时间久了，就会出现一个可怕的现象 — 老百姓再也不信任任何一个在台上的家伙，因为以前九十九个都是混蛋，凭什么这一个会是例外呢？

这里面还孕育了一个伦理的危机 – 正常的情况下，人们会试图听取先人的意见，用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帮助自己。而我们的子弟，不再认为先人有值得学习和尊敬的地方，而认为他们不过是老朽和失败的象征。他们的错误是那样荒唐和滑稽，我们这一代新人，怎么会犯那样愚蠢的错误呢？

似乎所有人都忘记了，人类的智商是不容易出现基因突变式飞跃的，所以，我们的先人并不会比我们傻多少，他们做了愚蠢的选择，意味着我们也会。所以，一切重新开始，也许只是原地画圈。反而是一个文化，没有了继承和积淀，其实，就离荒漠化不会太远了。

这是怎么回事儿，是历史在戏弄我们，还是我们没有弄懂历史展示的深意？

个人的理解，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我们从小学习的历史观大致都是一样的，于是结论也是一样的，这样，难免有其片面的地方。也许我们可以换个思路来看历史，就会有新的感受。

按照我们传统的历史观，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就像是一条船，这条船行驶在险滩和岔路之间，而掌舵的舵手至关重要。我们用了一个舵手，他把我们引入歧途，换了一个，又引入歧途，最终，一个非凡的舵手会把我们引入正确的航道，于是天下大吉。

这种历史观，当然也是符合逻辑的。只是这样一来，最后一个舵手之前的所有掌舵人，自然都是混蛋 — 带着大家走错了路，责任是舵手的。所以，换舵手就可以解决问题。然而，真实的历史似乎不是这样，常常是换了舵手，也一样不能解决问题 — 美国的经济，用布什还是奥巴马当总统，有区别吗？这种历史观，很容易让我们忘记自己这样的小人物，在历史中应该尽到的责任，而把成功与失败都寄托于一个领袖身上。还有一个副作用 — 我们常常会想 — 既然前面的舵手带错了路，我们就得全盘推翻他的路线，回到起点重新开始。

这当然会让我们走很多冤枉路，而且必须清算那些跟着前任舵手的人。

常说大海航行靠舵手，但如果每个人都有航图，那舵手不过是一个执行者罢了。历史真的仅仅象航船吗？如果换一个思路呢？

大家也许看过接力比赛。如果两个队起点不同，最初的几棒选手在跑完自己的路段时，也许都没有追上对方，但是他们或者追上了一点，或者咬着牙没有被拉开更大的距离。这时，最后一棒选手出现并超过了对手，我们的欢呼，应该仅仅给这最后一个人吗？

萨以为，也许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正是这样一场接力赛。只要我们承认世界上没有超人这种玩意儿存在，那么，每个接力赛的结果，凡是成功之下必然囊括了每一个人的努力。

具体到这个国家，由于社会体制的不同，两百多年前，我们开始落后于世界。一旦睁开眼睛，我们每一代人都在努力，试图缩小与文明潮头的差距，我们的“失败”不是真的失败，每一次“失败”之后，我们都比努力之前缩短了距离。历史不是某一个帝王将相的红利，它是属于那个时代所有中国人的，每一代人的努力，都不应该被抹杀。

也许每一个接力队员都有自己的问题，但他们毕竟都在追赶，我们可以说自己能比他们跑得更快，但我们不该否定追赶的道路，而要所有人回到起点重新开始。

但是，单单用接力，似乎还不准确。我更喜欢用“阶梯”来形容历史 — 每一代人，都是历史的一个阶梯，他们都用自己的努力，把历史抬上了新的高度。不过，他们每一代人也有每一代人的局限，使他们无法攀登到更高的地方。于是，下一代人踩在他们的肩头，又朝更高的地方攀援。

北洋水师官兵

是在和陈悦先生探讨北洋水师的时候想到这个观点的。北洋水师本身是失败了，可是它的运作效率，工作模式，明显高于清廷其他部门。同时，在北洋水师出现之前，我国的体制改革进展缓慢。清廷各部门都知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道理，但是大多停留在坚船利炮的硬件层面上面，软件改革的需要不是没人意识到，但在一个成型部门中，一切改革都不仅仅围绕着这样改是不是合理进行，而且要面对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后者往往比前者更加致命。而海军恰好是清廷原来没有的部门，于是得以较少干扰地直接使用更先进的管理模式。这样，他们形成的榜样，使其他部门在改革时可以参照，并挡住那些没有道理的质疑 — 原来，中国人办的衙门，引进近代化管理模式可以是这个样子啊。北洋水师的存在，促进了铁路，电报，甚至中国西医事业的发展 – 海军军舰上自然只能用西医，而培养西医，要有学校……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先人努力的真诚，中国第一个在本土登上热气球升空的人，竟然是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而北洋水师腰间挂着扇子和毛笔到达纽卡斯尔培训的军官，竟然开始和当地的英国女孩子贪恋爱。

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覆灭了，怎样评价这一失败呢？以它为代表，中国在二十年中也许追赶上了世界四十年的步伐，可惜对手在这二十年间也许追上了六十年。但北洋水师给中国带来的发展进步，却存留了下来，并成为后续发展的基础。他们的教训在于步子仍然走得不够快，而不是我们应该回到使用长矛的时代。

这不就是阶梯吗？

按照这种历史观，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革命也罢，退位也罢，每一次的兴替，自然可以说后一任是前一任的死敌，但是不是也可以说，后一任是踩在前一任肩头的继承者？单单一代人，哪怕他是三头六臂，也无法完成历史交与的百年重任吧。

当我们眺望远处灿烂的风景时，如果总能记得我们是站在先人的肩头，我想会让我们变得谦逊。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