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jin 開口)
雖然底下這篇提出影響趨勢的因素，但更妙的胡錦濤已經針對這些因素來個概括的回應了：
單單看這些因素，還有任何人能指出中華台北與中國有啥差異嗎？即使雙胞胎也不過如此吧！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2484?page=1
影響中國改革的八個趨勢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馬國川
年終歲尾，一個引起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的話題是“中國未來的走向”。由於明年執政黨召開十八大、後年中央政府面臨換屆，這個話題益發引人遐想，答案撲朔迷離。
歷史的結局總是嘲笑預言者。其實，與其費盡心思預言未來，不如梳理現實的脈絡，畢竟，“現在決定未來”。在筆者看來，現實中國社會的八大趨勢影響、甚至決定著中國的未來走向。
第一，政府權力越來越大。21世紀之初，關於政府改革的呼聲頗高，政府高層也多有呼應。中國總理溫家寶上任伊始，即提出政府機構改革，聲言“關鍵在於政府職能的轉變，成敗與否在此一舉”。而“轉變政府職能”的關鍵，在於公權力退出微觀經濟領域，轉向提供公共服務。可是過去的幾年裏，尤其是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公權力不但沒有退出，反而對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進行頻繁的直接干預，就像時下的一句流行語所說的：“看不見的手越來越看不見，看得見的手越來越看得見。”無孔不入的政府干預越來越嚴重地扭曲市場經濟機制，影響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惡化社會各階層的關係。
第二，司法改革偏離正途。前最高法院院長肖揚卸任以後，中國的司法改革出現一些新的動向。有人批判司法改革職業化方向，力倡司法民主化，欲回歸大眾司法。中國共產黨偏安陝北時所謂的“馬錫五審判方式”再度受到歡迎，而重慶的“打黑”一度如火如荼，令法學界憂心。司法本應以制約公權力為旨歸，近年來卻一再強調“為黨和國家大局提供司法保障”，司法獨立被完全拋棄，幾乎淪為維穩工具。法學家賀衛方有一首詩：“棋局交困兵馬車，法眼迷離儒道佛。廟堂新招頻頻閃， 摸起石頭過舊河。”寫盡對中國司法前景的憂愁和憤懣。司法改革並不是一個局部問題，它關係改革的全盤，司法機制的弱化，會讓所有政治與經濟改革失去保障。
第三，經濟增長方式難以轉變。“十二五規劃”設計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目標，初衷很好，也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和世界經濟潮流，但多年來依靠投資和出口驅動的增長模式，已經形成了一種“路徑依賴”，在缺乏正向激勵機制的情況下，那些從中得益的人不會放棄既有做法，例如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出口企業對補貼政策的依賴等，他們甚至會阻撓改革。另外，中國過去30年裏雖然實現了高速增長，但這場“奇跡”並不獨特，可以說是蘇聯模式和東亞模式的結合，弊病很多，政府究竟想要實現什麼轉型目標，目前也只是停留在檔和口號上，沒有明確的指向。波蘭前總理科勒德克曾在接受筆者採訪時比較波蘭改革和中國改革，他說，1989年之後的波蘭改革是知道“從哪里來”和“到哪里去”，而中國改革則是不知道“到哪里去”，這讓人對中國的未來難以判斷。
第四，利益集團不斷坐大。30多年改革開放、政治穩定和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一個副產品，就是那些能影響政策走向的特殊利益群體變得越來越強化和固化。最能說明這一問題的現象是，一些可能損害利益集團的法律遲遲不能出臺，出臺後又得不到有效執行，起不到預設效果，例如，《反壟斷法》千呼萬喚始出來，且最後文本大大弱化了對行政壟斷的制約，只有在作為部門利益鬥爭工具時才被使用。利益集團的強化造成很多領域的改革遲滯不前，有些方面甚至嚴重倒退。老百姓對利益集團基本沒有制約能力，而靠政府制約或利益集團之間競爭的制約，又不足以抑制其損害。在這種情況下，國進民退的傾向越來越明顯，整體經濟效率和社會公平遭到損害。
第五，腐敗愈演愈烈。劉志軍案是近年來最突出的例子。單從這幾年公佈出來的腐敗案來看，涉及官員數量和金額就在呈幾何級數的增長，雖然執政黨一再聲言要整頓吏治、嚴懲腐敗，但現在還看不到一套可以阻止和有效減少腐敗的完整的、健全的制度建構，在有些地方，腐敗反而更加公開化，甚至成為既成制度的一部分。事實證明，不抑制政府權力，不實行民主監督和權力制衡，腐敗問題不但無解，反而會變本加厲。
第六，思想爭論激烈，社會共識破裂。目前中國社會思潮之多、之複雜，為近十年來之罕見，各種觀點碰撞、爭鋒，互不相讓。魯迅先生說過的“曾經闊氣的要復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用來形容當前思想界的狀況，也很形象。在五花八門的觀點之下，實際上共識越來越稀缺。思想爭鳴和多元化是一件好事，但是，中國並不像西方社會那樣，有一套通行的價值觀、一套多數人視為正確的道理，作為主流思潮和社會的穩定器。相反，官方確立的“主流價值觀”在民間遭到普遍嘲諷，民間的思想傾向又千差萬別。這種混亂讓改革缺乏中心思路，左右搖擺，稍微有些成果，志得意滿的情緒就開始蔓延，使改革無法深入。
第七，社會不滿累積，群體性事件頻發。雖然烏坎抗議的和平解決是一個正面例子，展示了一些令人振奮的跡象，但頻頻爆發的其他群體性事件依然反映出，中國還沒有習慣以遵守規則的、現代的、法治的方式來解決社會衝突。在很多時候，執政黨以自己習慣的政治方式，如派工作組來解決問題，常常把利益問題解釋成政治問題，把法律問題政治化，再加上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團的腐敗、濫權是群體性事件的重要誘因，這樣的處理方式勢必激起更多不滿。最近中國總理溫家寶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任何人都無權剝奪農民的土地財產權，說明對土地利益的剝奪，已引起中央政府的極大關注和警惕。短期來看，群體性事件難以緩解，因為產生問題的根源沒有解決，處理方式也沒有機制化，這往往使新生的矛盾更加尖銳化。
第八，外部世界不確定性增強。可以說，2011年的世界史始於北非，“阿拉伯之春”給許多國家敲響了警鐘，目前還沒有終結的跡象。由於普京堅持要連任，俄羅斯的政局走向和國家發展方向變得更不明朗。隨著金正日的去世，東北亞局勢更趨複雜和緊張。2012年還是許多歐美國家的選舉年，尤其是在歐洲債務危機和美國經濟不振的背景下，西方的新領導人可能放大一些議題，打“中國牌”或將中國作為指責物件，導致中國和外部世界的關係更加充滿變數。這些外部變化都會與中國國內民族主義情緒交互作用，影響中國對外開放和改革。
21世紀以來，經濟、政治與文化的全球化不斷深入，中國在不斷調整姿態來應對這一潮流，但應對的成功與否，主要還是取決於中國自身的適應力和應變能力。未來中國的變化和全球化產生衝突，也是一種可能的結果。雖然中國改革史也不乏驚喜、不乏危機中的峰迴路轉，但回想十年前，知識份子對新政的期待和希望的破滅，也警告我們不要對未來有所幻想，寧肯想得更審慎一些。事實上，如果上述的八個趨勢不改變，中國的未來至少不會像世界所期待的那樣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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