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工黨」之謎

香港有人籌組「工黨」，甚是有趣。不要說本來已經有什麼「街工」

、「職工盟」、「工聯會」，多一個山頭，完全疊床架屋，多開一個「工黨」，又有何理論支持？首先是「勞工」（Labour）這個名詞，以及這個族群階級。「勞工」是二十世紀的過氣名詞，因為一百年前，工業機械發達，資本密集，一九二九年華爾街崩市，歐美銀行體制幾近破產，企業倒閉，大量失業，勞工問題方成為社會衝突，英國工黨首次執政，即在此時。

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勞工」的定義和面貌，有了巨大的改變，引來新的問題，原因是一個字，叫做「地球一體化」（Globalisation）。地球一體化，令商品和金融市場開放，促成更激烈的競爭。商品是勞工製造的，按道理，勞工和商品、金融一樣，也應該全球融會一體才對。但勞工既然與商品、金融一樣全球均衡互動，就不會加劇貧富懸殊了，但顯然，真實的狀況不是這樣。美國勞工統計局調查，二○○八年，一名中國產業勞工每月的工資，是墨西哥工人的六分一，更是美國工人的二十分之一。此一巨大差距，促成歐美生產線大量遷移中國。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國內薪酬加幅受壓，也就是說，人工加得少，因為中國製廉價貨品大量向西方傾銷，壓抑了歐美的通脹。在二十世紀，基於此一懸殊，第三世界的勞工，早就千方百計的尋求出國了——五六十年代印巴和非洲前殖民地獨立，成千上萬貧民不想跟隨穆加貝、阿敏之類的民族英雄「當家作主」，移民英國，此為第一波。一九八九年蘇共和東歐垮台，歐盟一體化，大量東歐和阿拉伯裔移民湧入英國和歐洲做廉價勞工，此為第二波。但隨着網絡高科技發展，勞工的遷移，特別是向歐美發達國家的遷移，在二十一世紀會更為罕見，因為商品生產線的機械搬到中國；而金融服務，又以「外判」（Outsourcing）方式，轉介印度和南亞——這兩大現象，都不需要貧窮國家的低勞力人口找上門來移民。還記不記得十九世紀的賣豬仔華工血淚史？這樣的移民，早成為歷史，二十世紀，還有一點點，但到今日，不再有了。此所以英國的工黨，在貝理雅領導的時代，已經中產化、知識化，不再倚賴工會的努力，而向高科技和精英靠攏，這是英國政治家高瞻遠矚之處。香港有什麼「工」黨？香港早已沒有了工人。如果香港的「漁農界」功能組別還在特首的選委會有六七十票是荒謬（因為香港新界石屎森林化，早已無人耕田），香港有幾個「工黨」或勞工組織，亦屬可笑。

因為「自由行」，香港的下層經濟只剩飲食、零售、酒店，侍應或售貨員，嚴格來說不是勞工，因為他們的勞力成本沒有導致確實的商品生產；大陸的富士康、芭比玩具廠，那裡才有勞工，因為製造出來的商品，直接輸出歐美和世界。消費經濟，不是一種生產（Productivity），而是泡沫。勞工並不是泡沫的製造者。更重要的是，香港這個城市，到底屬於歐美等「發達國家陣營」，還是中國非洲東南亞一類的「發展中國家集團」？很明顯，香港屬於前者，因為香港人像紐約人一樣，不事勞力生產，而可以享受大陸廉價勞力市場提供的資源。但紐約、倫敦、巴黎、羅馬，即使沒有工廠和工人，卻早就打下了優厚的社會福利主義的基礎，他們的工會，是大陸市場開放之前、二十世紀留下來的殘餘組織，他們有民主普選，可以不斷脅迫本國的政黨增加中國入口貨品關稅，或是增加綜援福利。歐美十年來銀行借、借、借，讓全民享受Made in China帶來的低通脹、高福利，同時蒸發勞工人口的奇幻三重天，今日一覺醒來，自會爆煲。中國大陸的成本正在增加，西方資本開始撤退了，舊的挑戰尚未反應過來，對於香港，新的時代危機又掩至。但香港呢？一無民主普選，二特府不可以對中國大陸新移民的種種競爭說半個「不」字，三不可以奉行歐美或澳洲那樣的福利主義。香港特區在中國與歐美這兩大板塊之間，捆得死死，處境是動彈不得。香港有大量非技術的酒樓侍應、公司售貨員、街頭經紀的泡沫消費性低收入人口，比起中國大陸，他們沒有真正的生產力和低成本優勢；比起歐美，又沒有龐大的社會福利安全網來保障救命；但歐美又沒有「地產霸權」在後追殺，香港的經濟現實如履薄冰，民怨又怎不會沖天？在這種局勢裡，多開幾個「工黨」當然只會招來中方的仇視和特府中環精英的嘲笑，但問題的根本，不是李卓人這幾個發起人，而是香港這個制度之空前畸形，十四年來，政治停滯不前，有一大堆「學者」，卻無人就香港在中國、歐美、第三世界這幾大板塊磨移——尤其是Globalisation之成為神話又幻滅後——的處境與未來，有何獨到精警的理論。不錯，這個問題，是要一點點理論的，不但「學者」，特府、中方，都一齊交了白卷。全世界都缺乏第一流的政治領袖，是缺乏想像力、缺乏創意、浪費和停滯的十年，特府的十四年又豈會例外？在這個時候添一個什麼「工黨」，又有何意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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