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看到該文下面的一些留言時，我亦覺遺憾－－若真的要以政治學學術角度來看，該文容或粗疏，但如果純粹以「香港從來都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這類民族情緒，或是「香港獨立、不靠中國，死定了」「香港獨立，還不是要做美國走狗」「毫無願景、不知所云」這類「獨立不可能論」打發，這只是代表這些人看不到這篇文章背後的「危險」。
「危險」之處，正正在於這篇文章沒有嚴謹的論證，沒有「死硬反共」的語調，甚至沒有「蝗蟲」這類「仇陸」的用字（立場申報：本人對「蝗蟲」一詞十分反感），這才更反映出「抗拒中國」的情緒不是「處心積累者」的想法，更反映到這種情緒不知不覺地融入了香港的生活中，更反映香港與內地之間的文化衝突已到了一個危險的地步。而上述留言者－－甚至香港政府和政黨－－還未知道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沒有解開這個結的意識，任由問題惡化下去。
或者，由我一年前＜香港人，你看過多少場春晚？＞這個post開始說起。
一年的變化很大，當日我由《信報》援引劉廼強的文章，一年後的今天，劉廼強已被《信報》通知停止定期刊登他的稿件！
該文借春晚來說香港人不熟悉中國國情，說這是不融入中國，是自尋死路。當時我只是拋下一句：該文「令我想起讀歐洲研究時提及有關歐盟民主的問題，又令我想回目前香港在中國的問題......」，沒有解釋。
我說想起歐盟民主的問題，這是因為，當提到歐盟決策不民主、缺乏公民參與時，其中一個提到的原因是：歐洲缺乏一個「泛歐的公共空間」（pan-European public sphere）。
一個社會要實行民主，便必須要有一個全體社會一同討論議題的氣氛。例如美國，無論東岸、西岸、甚至不是本土的夏威夷或阿拉斯加，以至分離主義情緒很強的得克薩斯州，即使各地都有各自關注的議題，有不同的立場，但一到總統及全國國會選舉，各地選民始終是能聚焦共同議題，例如２００４年及２００６年的伊拉克戰爭，２００８年及２０１２年的經濟就業，或是２０１０年的醫療改革／政府干預經濟力度。但在歐洲，即使是歐洲議會選舉，也不會出現這種討論全歐洲面對的挑戰。即使傳媒、學者或是如我這個網誌，可以綜合幾國相隔幾個月內進行的大選或地選，或是如去年的示威浪潮／政府倒台潮，來綜合說出全歐洲面對什麼共同挑戰，但全歐洲公民就是沒有那種「我要投票支持誰、好讓全歐洲一起克服這挑戰」的意識。再簡單點說，歐盟各國公民還是未有一種「命運共同體」的連繫。
這對歐盟民主帶來一個問題：歐洲人仍是先從歐盟成員國的角度看問題，令歐盟議題變成「間接」的議題，隔了一層成員國政府，繼而削弱公民參與的意欲，令歐盟決策及歐盟修憲／修約長期面對公民認受不足的缺陷，仍然陷入「國際談判」的模式。（歐債危機已將這個問題進一步曝露出來，歐盟成員國公民已再不能接受這模式，但這個最新發展是後話，日後有機會再寫）
這又重回上述劉氏那篇「春晚」文章。大家目前的想法是，香港以至台灣未能跟內地融合，是因為制度問題，尤其是政制，如果中國有民主，香港便不需要一國兩制，兩岸也可以統一了。不過，綜合我上述所說的歐盟情況，以及「春晚」，不禁要問：就算真的有了民主，中港／中台便可以一起商討公共議題了嗎？撇除民主這個問題，中港／中台是否有「共同的公共空間」，在同一個平台上一起討論公共議題？可見，民主確實不能解決一切問題。
但香港政府、香港政黨、中央政府及內地各省市政府，看到這點嗎？中央政府我倒還有一點信心，儘管他們改變政策會慢一點，而且應該會越改越大問題，但觀乎香港政府和政黨過去幾天的反應，我不覺得他們看出這點，最多也只是「抽水」，民粹地把矛頭指向全社會一同指摘的目標，例如Ｄ＆Ｇ，例如雙非孕婦，但不會處理根源問題，或至少撈選票時想著當中有一條不能越過的危險底線。
我對扭轉這個「港獨」趨勢是悲觀的。首先，中央政府的解決方法一定是進一步介入香港事務，「加強兩地交流」，例如好像劉氏文章般，多向香港人介紹春晚等內地時尚潮流這類「屎橋」。
而且，事後孔明地說，２０１０年菲律賓人質慘劇時，我已認為這是「港獨抗中」情緒的轉捩點，香港對中國疏離的情緒已去到一個危險的地步。
近日那些Ｄ＆Ｇ、港鐵內可否吃東西等都只是口水戰，小事而已；甚至雙非孕婦這類問題，因為很實在地出現香港醫療系統不勝負荷、內地人有錢便可繞過一孩政策等的問題，中央及香港政府一定會解決。但人質慘劇徹底曝露香港沒有外交權下遭外地（菲律賓）政府敷衍的問題，當我看到不少外電報導說，不少香港受訪者十分不滿香港政府在外交無能，已知出事。
中國中央政府外交部很明顯不把此事當作優先處理（而這也正常，１３億人口的國家真的不可能為單一事件而跟另一個國家關係鬧僵），而當香港有人提出次主權、曾蔭權嘗試打電話給菲律賓總統時，有人立即出來批評這是僭越中央的外交權，但客觀效果是這類言論「越罵越獨」，更令香港人覺得要有自己的外交權，弄巧反拙！
若再從長遠一點說，有２個因素令香港跟內地越走越遠。其一是曾蔭權－－他未必全心鼓吹香港人抗拒中國，而實際上，他確實帶領香港加強在經濟上融入中國，但與此同時，曾蔭權的「公務員縮骨性格」（抱歉，得罪全香港所有公務員！），不知不覺把香港人在某些事件上的不滿引向中央政府，盡量做到「滑不溜手」，不讓人有把柄說全部責任在他身上，不會如董建華般，自己背上責任。
最明顯是政改問題。他先向中央提交報告，既說香港有六成人希望盡快雙普選，但報告結論又說香港未準備好雙普選；然後在２０１０年的政改爭拗中，把與民主派談判的責任全推到中央上。這或令人覺得他「廢廢地」，甚至「賣港」，但另一方面，他亦間接將中央阻撓香港民主進程這一點更赤裸裸地展示在香港人眼前，「擺阿爺上枱」。
另外一個因素是中央政府、以至中國內地人民本身。
不妨提出一個很不科學、很簡化的說法：香港抗拒中國（不論是政府、或是內地社會的「習俗」），２００８年北京奧運是一個轉捩點，京奧之前，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不斷上升，在此之後不斷下降。
提出這個說法，是因為近日親中報章抨擊鍾庭耀有關香港人身份認同一事時，有人拿回２００８年一份親中報章的報導，該報導說香港人的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升至有調查以來新高。
另一個原因是，這個升降，與中國的國際形象／外交形勢十分吻合－－為了辦好京奧，中國在此之前不斷擺出開明形象，例如放寬外國記者的採訪限制，確實贏得國際不少掌聲，再加上美國經過伊拉克戰爭和金融海嘯，國力大跌，更令中國如日天中；但２００８年後，中國在國際上更顯得「自信」，無論是國內人權問題，還是對外外交，都顯得更強硬，加上美國換了總統，改變外交戰略，結果逐步出現中國遭圍堵的困境。
我不會說香港社會中的所有都正確，一定要學習，亦不會說香港完全沒有歧視內地人的情況（容我再說一次，「蝗蟲」是十分歧視性的用字，「捍衛香港價值觀」，或是保障香港人可享用香港資源，完全毋須用上這類字眼），但問題是，內地的軟硬件中，仍有很多是「不能見人」，仍要學習，而且請不要做「控制狂」，覺得「中國人」就要怎樣怎樣。
更重要的是，如果內地一些做法和價值觀，是連「本身都是中國人、有什麼資格好炫耀」的香港人也忍無可忍，其他文化相距更遠的國家民族會買賬嗎？這樣的軟實力，出得大場面嗎？
from 歐洲動態 http://europechinese.blogspot.com/2012/01/blog-post_2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