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近两年来当局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持续高压，包括“文艺座谈会”、“公祭”等在内的围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系列宣传攻势，以及对抗争人士 的全面迫害等诸般行为都显示，当局在统治的思维和方法上越来越接近文革。民众所面对的环境固然如此，但是，与文革时期相同或相似的权力结构和社会形态到底 会不会重来，还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文革的实现，需要自上而下的权力动员，并由此实现权力的归集。中共建政之后，就存在军功阶层和文职干部在统治权力方面的矛盾。当然，他们的身份归属，并不 是简单的军官还是文官能够概括；而他们对于权力的认知和持有欲望，也有着深刻的差别。毛与刘、邓，毛、林彪和“四人帮”之间关于权力的殊死争斗，根本上还 是统治权力归属的矛盾。毛希望的权力结构，是他一人统治之下的分级授权制度，上下级之间是命令与执行的关系；而他眼中的政敌们，则希望能够通过地区、部门 分配的方式，获得相当程度的独立治理权力，甚至能够在合适的机会“取而代之”。
山头林立的权力割据，使毛切实感觉到集中统治权力的重要性和失去统治权力的危机。文革的目标，在发动者毛泽东看来，就是将统治的核心权力全面地收归己有； 而他所持有的资源和采取的办法，也就是自上而下的动员，并且通过动员使接近核心的权力持有者表明立场，进而形成有效的命令执行体系。毛的个人威信和中共建 政后的统治结构，决定了毛在动员能力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因而能够接近并部分实现其目标；也正如历史上出现的那样，通过文革，毛在中共内外的地位达到了顶 峰，统治权力也基本实现了归集。
这在当前则变得无法实现。在参与建政的“打天下”者相继死去，他们的权力被第二代以及后续的领导人继承或分配之后，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一个具有毛这样优势地 位的人物，能够一统天下。也正如国民看到的那样，当局的“反腐”虽然热切，落马的大老虎们也只不过是派系首脑手中的棋子；落马还是上位，体现的是派系势力 的此消彼长，但是谁也没有能力彻底消灭其他派系，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妥协。
不仅谁也没有办法实现核心权力的归集，当局在权力的动员上也缺乏自上而下的执行力。况且，每一个官员或许会站队，或许会投靠到某一个派系首脑麾下，但是在 权力寻租成为权力的使用方式和获取权力的目的时，除了核心位置的官员，绝大部分官员的选择是默默为稻粱谋。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政者很难把整个官僚体系动员 起来，也就很难使离权力核心较远、尤其是中下层官僚们对其效忠。这些官僚们关心的，只不过是持续输送利益和维护他们利益的体制还能运行多久；越来越多“裸 官”的出现则表明，他们心里根本没底。
文革的根本动力，在于权力归集的野心和权力动员的能力；而造就这个野心和能力的，无疑是极权本身。极权治理的低效必须通过权力的归集形成补偿，而权力归集 表现在个体身上就是无限膨胀的野心。但是，极权的代际传承造就的是几个具备归集权力野心的派系首脑，它们都不具备现实的归集能力。在民间逐步觉醒、生存抗 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极权所有的利益和力量，也只能集中起来办一件大事：维稳。
上一篇文章重点分析了文革实现的动力，结论是因为无法实现权力的动员和归集，文革不会在当前的权力结构之下重来。但是，归集权力的野望之火，始终在统治者 的胸中熊熊燃烧。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便是统治集团出现了一个“男儿”，能够把极权的残酷暴虐变成个人表演的舞台，中国社会又会怎样？
由于权力无法有效地动员和归集，极权统治者总会面临一个现实的处境：权力不够用。极权的权力本来就来自于对民众权利的剥夺，当权力不够用的时候，就要进一 步剥夺民众的权利，以此作为增加权力的途径。剥夺民众权利表现为秩序的破坏和镇压的残酷。由于极权统治者和民众之间力量的极度不对称，秩序的破坏对民众的 影响，远远大于统治本身的失序。所以，失序是剥夺民众权利的重要手段，而残酷的镇压则作为辅助手段，强制清除权利剥夺过程中的障碍。
文革期间，为了使失序成为剥夺民众权利的常态，采取的办法是民众自下而上的组织参与。只有当民众自身成为失序的力量，使失序成为民众自我保护的方式，权利 的剥夺才最为彻底；失序之下的暴力泛滥，则使民众的现实权利降到了最低点。当失序成为唯一的规范，权力斗争的失败者也将面临同样的被剥夺，因而环境变得更 加恶劣，镇压也变得更加残酷。这种失序，是极权统治权力裹挟之下的民众，在被欺骗和被压迫中出于自保的失序，它既有极权的组织动员，也有民众的被迫参与。
但是，失序最终将会动摇极权统治的根基，使极权的统治秩序也面临困境。当极权统治者发现，权力的归集难以实现，而统治的危机越来越临近的时候，就会终止民 众的组织参与。此时，极权对统治秩序的需求，就会大于权力归集的需求；极权的工作重心，就会转移到统治秩序的重建。对文革期间受“逼害”者的平反，对“三 种人”的清理，以及1980年代以来的历次“严打”，都是极权重建统治秩序的需要。极权一方面以“法治”为幌子，象征性地部分恢复因失序而被剥夺的民众权 利，同时需要发展经济以便积累更多的统治资源；另一方面，则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打击动摇统治秩序的行为上。
极权统治秩序的核心目标，是禁绝民众的政治参与。后文革时代，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使民众接受了更多新的思想，观念水平有所提升；同时，经济发展的颓势日 趋显现，民众的生存环境不容乐观。在这样的环境下，政治参与的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而最为重要和直接的政治参与就是民间抗争。此时，极权也就撕下了“法 治”的遮羞布，肆无忌惮地以犯罪作为最主要的手段，来维护极权统治秩序的核心内容。
当民间抗争处于少量、自发状态时，极权尚有馀力予以分治、镇压。它最为担心的，就是民众自觉和普遍的抗争，这样的抗争将会自然地形成组织化的参与。因此， 极权必须以各种方式分化民间。发动民间将使民众的组织化失去控制，民众的力量不会再为极权所用，而是用于抗争。因此，即使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一个“男儿”， 能够有效地动员和归集权力，他也不敢再以发动民间的方式，使统治重新进入失序的状态。
“警惕文革重来”的论调一度甚嚣尘上。持此观点者，也大多把失序作为反对抗争的理由。他们警惕的，并不是文革本身，而是民众的抗争造成的类似文革的失序。 这是愚蠢的历史决定论的直接表现。抗争必然造成对当前统治秩序的破坏，而历史的每一次进步，何尝不是对既有的旧制度的破坏。知识和观念的提升和广泛传播， 尤其是民众对自身权利的认知觉醒和行动追求，正在把抗争导向为终结极权、实现民主。这是对历史决定论者最好的回应。
当前对统治秩序的维护，和文革对失序的动员，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极权在不同的统治需求、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一致性的体现。认为“文革重来”当然是愚蠢的，但是，就像长平老师文章所说的那样：文革始终未曾远离。
自上而下的权力动员和自下而上的组织参与，是文革能够实现的条件，而且它的确实现了。当权力体系失去足够的动员力，当组织参与成为动摇极权统治的力量，文 革也就再无实现的条件。但是，从极权的历史一致性角度看待文革，人们就会发现：它不仅是一代人无法回顾的历史，更是几代人身处的现实。
在很多外部观察者看来，中国的政治走向更多取决于领导人的个性特征：毛是果决强硬的，邓是强硬但变通的，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性格影响着中国。这些外部观察者 能够看到的，不是中国国民的权利现实，而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采取的立场，在全球市场的经济地位。这样的观察用时下流行的话语来评价，就是太“外 宾”了。
极权统治有一个建立和巩固的过程。在建立过程中，极权需要把权力、利益、意识形态等要素，通过剥夺的方式上收到体制，形成一个强大的、包办的政府，并依靠 它的力量强制推行极权统治合法性。在巩固过程中，极权需要对内部的权力结构加以优化，形成权力和利益等方面的内部一致性。这个一致性既表现为体制内外巨大 的利益差异，也表现为权力控制的刚性和残酷。文革就发生在极权巩固的过程中，它不仅使权力控制成为一个成熟的体系，而且使之成为极权的政治传统：对上级权 力无条件的服从和对民众无顾忌的践踏。
而在当前的维稳阶段，体制因其长期的效率低下和内耗，不得不剥离了一些外围资源。这些外围资源被释放到民间，就是表面上的“进步”；其核心资源则被更加紧 密地控制在统治阶层手中，成为维稳体制的基石。在维稳阶段，极权需要通过利益的持续输送巩固内部一致性，豢养维持其统治的官僚、警察和军队；极权还需要继 续以表面上的进步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压，欺骗和打击民间。只有这样，极权统治合法性的问题，才能在统治集团内部得到解决，在统治集团外部予以压制。
极权催生了文革，极权仍然在以和文革时期同样的思维统治着社会，极权的历史一致性从未改变。“文革从未远离”所指的文革，就是极权历史的一致性。自外于极 权统治的现实，才会把文革当作极权一个特殊的现象，把文革之后的改革视为社会的进步。而事实是，极权无论是文革还是改革，始终都在践踏民众的权利，并把它 归化为统治的权力；不仅是政治，而且包括经济，包括所有的社会要素，都是统治权力的一部分——这也是极权为什么是极权的原因。
而当有些人担忧文革会不会重来时，所提到的文革，实际上抽离了极权历史一致性和极权本身，仅以文革时权力归集的残酷、民众权利的丧失和社会治理的失序作为 标本。这种担忧既是对极权这个强有力的统治方式崩溃之后的恐慌，也是对民众认知能力和观念水平的诬蔑。或许极权崩溃之后，会出现某种形式的混乱，但是每一 个清醒的人都应该明白：这是极权的罪孽，这也是极权绑架社会、要挟民间的方式。
文革就是极权本身。相比可见的GFW，极权是更加现实的墙，也是民众心中的墙。它让民众恐惧，让民众顺从，让民众不得不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寻求更加有利的位置——这是极权的目标，这也正是文革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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