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四君子”（左起）高新、侯德健、周舵、刘晓波在八九年六月二日天安门绝食，因网络封杀，他们的名字较难进入大陆网络视界。(资料图片/看中国配图)
一九八○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各种专业人士粉墨登场，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之后，知识分子随之分化。其中一些坚定的八九一代，被冠以持不同政见者（或异议人士）。这起镇压事件集结起不同年龄和职业的知识人，而更多的八○年代活跃人士，则被体制利益收买.异议人士以入狱、流亡构成群体背景，后者固化依附在体制而噤声。
六四事件成为大陆知识分子分化的节点，在於他们遭受体制严厉清洗，与以前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所不同的是，肉体并未被消灭，流亡海外成为共同选择，这也因此严重削弱了他们对大陆的影响力。包括最为年轻的学运领袖，他们亟待完成知识和历练的储备。
六四之后，流亡空档和政治恐惧，造成大陆知识界在一九九○年代整体沉默，同时为那些拥抱体制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话语权。市场经济使得社会走向多元，尽管政治禁锢从未松弛。所以，一些经济学家成为知识分子代言人，他们对经济社会发言，进而达到对整个社会的发言。
二○○○年之后，互联网的兴起与普及，为知识分子完成自我救赎，提供了便利，并且打通国界封锁.流亡海外并且坚守正义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基本完成西方价值观的实地学习和观察，新颖的思想观念源源不断经由互联网传播进来。同时，西方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着作被大量译介而入。最为重要的是，因为市场经济和人口流动，让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再次分化，一些人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声望，不依靠体制能够生存，成为民间代言人。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在消失多年后，再次出现.
回顾整个二○○○年代，互联网助长的仅是个人化表达的井喷，还未自觉到知识分子本位思考和社会角色定位。在一个自由开放的民主社会，知识分子业余性和边缘化，方为本真状态.然而，在中国大陆却恰恰相反。他们依据知识和智力双重优势，俨然成为社会正义代言人。弊端在於，网络窜红非常容易，由於个人阅历和知识结构缺陷，往往变得自负天真、自我膨胀，无能看清专制制度真相，反而沦为“小骂帮大忙”角色。而自我教育也来自互联网，博客与微博出现，将网络封锁与反封锁，删帖与再贴演绎到极致，但毕竟不是力量对等的博弈。现实中国与网络中国，几乎是两种面目。
萨伊德在其着作《知识分子论》，敏锐地描述出知识分子业余性，知识分子是指那些批判社会和政府的群体，跟他们的职业和教育程度无关，这就扩展了参与批判者的范畴和专业度，最大限度地对公权力和社会丑恶现象作出监督。
六四事件制造了一批异议知识分子，以作家、诗人、学者、律师和记者构成，散居海内外。但这个群体因网络封杀，他们的名字较难进入大陆网络视界。他们经过牢狱和流亡锻造及痛苦思考积淀，兼具普世价值和经验优势、公民意识和社会担当，以及谦卑理性等人格魅力。知识分子等於异议人士。如果说当下中国大陆还有知识分子，那就是这批鲜为人知的异议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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