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財經月刊 2012年6月號
有研究發現，擁有大量中產階層的國家，帶來較高的經濟增長，並有助減貧。大量中產階層意味着貧窮人口數量較少，抑制了貧窮效應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
自2008年，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在其官方刊物《全球風險報告》（Global Risk Report ）中不停作出預警，指全球風險的最大挑戰和隱憂在於系統性金融風險（systemic financial risk）上升，這將導致各國政府出現不同程度的財政危機，帶來全球經濟衰退問題，令貧富差距進一步拉闊，貧窮問題惡化並再度成為全球關注焦點（紅圈顯示最具挑戰性全球風險多是經濟問題）。
其實，貧窮問題不只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正如2010年《全球風險報告》指出，經濟嚴重惡化，導致各國領導人把更多注意力放在這些迫切的問題上，削弱了政府協作緩解問題的能力，擔心誘發更多社會隱藏的變動，所謂「蠕變風險」（creeping risk），引致全球治理失效問題。候任特首梁振英在過去有關貧窮問題的文章，都很清楚指明貧窮是今天香港政令不通和商界選舉落敗的主因之一，即所謂「深層次矛盾」問題。問題是如何有效解決或紓緩貧窮問題帶來的困局。
就以上課題，筆者選了世界銀行發展研究小組主任瓦雷教授（Martin Ravallion）在《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ER）的最新一篇論文《為什麼我們沒有看到貧困收歛？》（“Why Don’t We See Poverty Convergence？”）介紹給本刊讀者。拉瓦雷是澳洲經濟學家和貧窮問題專家，該論文主要探討經濟增長未能有效減少貧窮人口的原因。
「信貸局限」 窒礙經濟增長
經濟發展理論的兩個基本模式是「後發優勢」（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和「增長效益」（advantage of growth）。「後發優勢」是指兩個國力接近的國家，國民收入較低的一國將有較高速的經濟增長，因為資本積累帶來額外經濟增長效益會逐步遞減，即「積累資本回報遞減」（Diminishing returns to aggregate capital），故國民收入較低的國家，意味資本累積水平處於較低的起步點，擁有較大的產量增長空間。而「增長效益」是指經濟增長帶來貧窮人口下降。所以，貧窮國家透過「後發優勢」的有利條件，取得初步經濟增長，就能依賴動態的增長過程帶來明顯的增長效益，令貧窮人口減少，出現「貧困收歛」（poverty convergence）現象。
但拉瓦雷研究了90個發展中國家的貧窮和經濟發展情況，發現「貧困收歛」現象並不明顯，經濟增長未有帶來貧窮人口明顯下降，而經濟增長率也並未達到預料中的理想幅度，「後發優勢」在這些發展中國家並沒有發揮作用，意味整個經濟增長和減貧理論存在嚴重的缺漏。
拉瓦雷指出，「貧困收歛」理論，是基於低度開發國家擁有較高經濟增長率「後發優勢」假設，但不少經學家指出，經濟增長率並非依賴較低經濟水平的「後發優勢」，而是受制於初次的收入分配。拉瓦雷認為更重要是財富分配，這稱為「分配依賴性增長」理論（Distribution-Dependent Growth Theory）。
經濟增長指實際產量上升，意味生產活動變得蓬勃，就業機會增加，勞工收入上升，令消費市場興盛起來，利潤因而上升，觸發更多投資誘因，進一步創造就業。故此，經濟增長重點在於生產、投資和就業機會的增加，這些都涉及融資和信貸的問題。在信貸資金有限和財富差距較大的情況下，缺乏財富的投資者會出現信貨困難，即使有「更佳生產效益」的投資計劃，也會因為資產水平較低而不獲信貸機會，這現象稱為「信貸局限」（borrowing constraints）。這樣的信倶情況對香港的中小企絶對不會陌生，就算拿着具有盈利前景的計劃書，銀行的信貸部門還是要求中小企提供物業抵押的企業，最終取不到需要的發展資金，導致擴產信貸多集中在發展空間相對有限（因積累資本回報遞減原理，導致規模經濟（economic of scale）擴充空間有限）的大型企業，限制了整體社會生產率提升，窒礙經濟增長速度。
資訊不對稱 導致信貸局限
為什麼「經濟效益較佳」的計劃書找不到合理的發展資金？原因是市場參與者擁有的訊息各有差異，買賣雙方不是掌握相同質量的訊息，即「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ies）現象。故此，在有限的訊息下（如資產水平評估），缺乏資產抵押的企業，未能把「計劃素質 」的訊息讓市場和貸款者了解，以至出現「信貸局限」的問題。
當然，傳統經濟學理論指出，市場可以透過價格反映產品的價值，達成「有經濟效益」的交易。故此具優良素質計劃書可以透過提高借貸利率取得資金發展，不應出現大量信貸局限個案。問題在於傳統經濟學假設市場參與者屬於風中性（risk neutral），風險沒有存在偏好（risk lover）和厭惡（risk averse）的取態，用俗語說「任何事都有危有機」，風險也沒有什麼好壞之別。但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市場會出現很多物非所值的劣質產品和投資項目，導致整體市場的風險上升，出現資訊經濟學（information economics）中的「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和道德風險（moral hazard） 等問題。故此，市場貸款者會提高對風險補償的要求，變成「風險厭-惡者」。所以，缺乏資產抵押的優質計劃書會因資訊不對稱的市場風險上升，為逃避風險拒絶提供信貸給缺乏資產抵押的企業，出現信貸局限問題，最終降低了整體經濟增長率。
貧窮效應 削弱減貧效果
貧富懸殊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使優質生產計劃因信貸局限而未能付諸實行，導致經濟增長未能大幅提升，削弱了「貧困收歛」的效果。但這不足反證財富分配差距愈小，「貧困收歛」效果愈明顯的說法。故此，經濟學家需要再測試不同財富分配差距對經濟增長影響，以及經濟增長對減貧程度的評估，因而進行了中產階級規模對經濟增長和減貧的影響研究。
拉瓦雷認為分配不均帶來減貧效果不明顥的原因錯綜複雜。研究發現，擁有大量中產階層的國家確實帶來較高的經濟增長，並有助減貧，但這不是因為較均等的財富分配有助紓緩信貸局限的問題，而是大量中產階層意味貧窮人口數量較少，抑制了「貧窮自身」（poverty itself）對經濟增長產生的逆向效應，即拉瓦雷所稱的貧窮效應（poverty effects）。
簡單而言，貧窮效應是指貧窮人士在消費方面缺乏積極性的現象。由於貧窮人士多存在營養不良和各樣健康問題，這不但影響其生產力，對經濟增長未能提供幫助，而且他們的一般平均壽命較短，故其時間偏好較高，比其他人更珍惜生存的時間，導致對投資和消費缺乏耐性，即沒有閒情逸致去進行消費和投資活動（金融消費活動）。拉瓦雷稱這情況為「貧困陷阱」（poverty traps），這會削弱經濟增長的力度。由於貧窮人口在消費上缺乏積極性，導致經濟增長未能誘發進一步消費，令經濟增長減慢，導致減貧效果不明顯。因此，大量中產階層的意義在於減少貧窮效應對消費的負面影響，透過有效消費刺激生產上升，改善就業機會，從而達到減貧效果。
政策傾斜 「扶貧」弊多於利
一直以來，筆者認為有些人對經濟學存在某些誤解和偏見：以為經濟學是一門」求財謀利」的學問；經濟學家偏幫商界的右翼分子。其實，經濟學是一門教授判辨局勢的邏輯科學，判辨標準只有一個，即改善民生。正因如此，筆者希望藉拉瓦雷的研究，探討香港的貧窮問題。
執筆之日，正是五一國際勞動節假期，也是香港實施法定最低工資一周年的日子。政府正進行檢討諮詢，工會組織也進一步要求提高法定最低工資的時薪水平和要求就標準工時立法。總的來說，這些建議都是幫助基層市民改善生活的「扶貧」政策。問題是這些建議長遠來說對基層市民是弊多於利，還是利多於弊？
嚴格來說，筆者認為，香港基本上沒有「減貧」政策，有的只是「扶貧」政策。至於「滅貧」就更不用談，因為這不符合自由社會中出現階級差距的客觀情況。「扶貧」政策特色在於政治考量為主，以行政和立法手段幫助社會上最貧窮的市民或最需要援助的市民。以政治考量為主的政策，其最大風險是「政策傾斜」，導致副作用較大，存在導致原來問題惡化的風險，結果可能弄巧成拙。
試舉一例，近日筆者看了胡恩威在亞洲電視的節目《我要做特首3》中，引用日本的例子，呼籲港鐵提供月票給企業資助僱員的通勤成本（commute cost），這是一種「扶貧政策」。但胡恩威可能忽略了港鐵在香港陸路公共交通市場的優勢，這個「扶貧政策」會否導致與其服務重疊最多的公共巴士市場進一步萎縮，令港鐵進一步壟斷市場，導致市民選擇進一步減少？一個「利民紓困」的措施，經過時日積累，造成香港公共交通單元化的「港鐵霸權」問題，最大隱憂是一旦港鐵出現較嚴重事故，香港交通系統將接近癱瘓，到時想引入公共巴士競爭也不容易，因為進入市場的固定成本高昂，加上市民選擇通勤工具的習慣問題。
同樣，法定最低工資也是一個政治考量的「扶貧」政策。其最大隱憂是工資和物價出現螺旋上升效應（spiral inflation），導致市場出現惡性的汰弱留強，令市場更易趨向「大企業化」的壟斷格局，到頭來勞工階層就業選擇將減少，因為市場上的「老闆」數目下降，勞工界日後談判就更加困難。事上，政策分析的困難正在於政策效果的轉捩點研判，我們不佑道成本上升或經濟轉壞到哪個水平才會觸發中小企例閉潮，但我們知道在危機中或危機後，最快和最有力重返市場的主要是大企業，因為開業的固定成本對中小企制約較大，市場壟斷趨勢只會因最低工資加劇，這對勞工階層應是弊多於利。
需要澄清的是筆者並不反對法定最低工資，因政策有助彌補市場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到基層市民改善生活。筆者要提醒的是社會不應過於依賴最低工資作為解決貧窮問題的主要政策，因為一個政治考量的政策必定存在政策傾斜問題，過於依賴必定帶來反效果。
拉瓦雷和其他經濟學家的研究結果指出，擴大中產階級數目有助減少貧窮人口。解決貧窮問題方法應從如何振興中產方面思考。
振興中產旨在持續增加中產數目，這個持續性需要靠市場反覆互動的力量，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導致市民收入上升，帶來中產階層擴大。問題是如何持續增加就業機會？筆者認為關鍵在於改善營商環境，這包括信貸環境、租賃市場和勞動力質量等，令投資意欲增加，才可創造就業，改善民生。這就是說，政府需要的是一個以良好商業政策為基調的「減貧」政策，而不是一個以傾斜福利政策為重心的「扶貧」措施。
作者為香港樹仁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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