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社会管理的未来
（201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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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专栏
社会管理近年来已经提到中国政治的最高议程。这非常容易理解。在很多年里，主导中国发展的唯一主义就是“GDP主义”，以钱为本，破坏社会。今天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是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深切感受得到的。社会管理概念的提出，表示国家发展的新方向。至少从两方面来说如此。第一就是要改变从前的做法。这些年来，各级政府对社会问题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贴疮口贴”的办法，就是在“疮口”上贴上一层又一层的“疮口贴”，而不是动手术来治愈“疮口”。结果里面越来越烂，而外面看来还过得去。另外一种就是“击鼓传花”的做法。有人说，中国各级政府现在是怀里抱着一个定时炸弹，但不是去拆除炸弹，而是努力想把这个炸弹传给另外一个人，从一届政府传给另一届政府。很显然，这两种办法都是毫不负责任的。社会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总有一天要爆发出来，早爆发比晚爆发要好。社会管理首先就是要直面现实，承认问题的存在。
第二个方面更为重要，就是中国政府已经决心要花最大的力气，不惜一切成本来解决长期积累起来的社会问题，负起责任来。社会改革这个门槛必须跨过去。如果跨不过去，社会就没有出路。原地踏步，维持现状已经不可能了；要回到过去强权统治的时代也不可能了。但如果跨过去了，中国社会就会有无限的希望，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就会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去年年底在广东发生的乌坎事件和广东领导层处理事件的做法表明这个门槛必须跨过去，并且执政党也有能力跨过这个门槛。在中国，广东具有代表性。广东在改革开放的各个方面先行一步，很多社会问题也率先积累起来，爆发出来。其他省份或迟或早也会这样。现在广东在省最高领导层的关注下，理性地解决了问题。这表明，执政党不是不能解决问题，也不是没有能力解决问题。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其背后有深刻的政治和制度背景，是制度不作为，政府不作为的结果。勇于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广东不应当成为一个特例，而应当具有普遍性。如果广东能够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杀出一条血路”，那么其他地方也应当这样。
应当指出，在看待乌坎事件上海内外现在存在着两种偏差。一种是微观错误，把其仅仅视为是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腐败问题和处理问题不当所致。结果，往往是开除几个地方官员，找几个“替罪羊”，不了了之。实际上，地方官员，无论是行政当局还是司法系统，都是被制度训练成“如此这般”地解决问题的。在很多场合，他们不是没有其他的思路来解决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而是如果不是按照既定的“程序”来解决问题，就会犯错误。而腐败问题、土地财政等更是中国宏观制度层面的问题。宏观制度不变，地方政府和官员就会继续成为牺牲品。
中国社会力量仍然薄弱
另一种是宏观错误。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中国式（或者左派）的看法，即一些人把中国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村问题和改革开放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联系起来，例如把它们和市场化联系起来，认为是各级政府不坚持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原则的结果。另一个层面是西方式（或者自由派）的看法，即简单地把这些问题视为是缺少“民主化”造成的，一些人总是把中国社会问题和“民主化”的概念联系起来。前几年，一谈到中国问题，就想到了颜色革命；而去年则把同类问题和阿拉伯国家的“革命”联系起来。
诸如此类的思维很难对中国社会问题进行理性的认识；这些思维之下的解决方法自然也难以真正解决问题，而往往适得其反，导致问题每况愈下。中国的社会问题既是社会制度的结果，也是经济制度、行政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单一制度因素所造成的。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问题首先是社会力量过小的产物。迄今为止中国社会还没有发育起来。传统计划经济下不存在真实意义上的社会，因为所有社会空间被国家所挤占，所有社会力量被国家所消化。上世纪80年代改革之初，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理念。但那个时候，社会刚刚从计划经济分化出来，力量极其微弱，这个改革理想很难实现。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社会空间和社会力量有了很快的成长，但因为有关方面对之仍然采用控制和压制的手段，社会没有被组织起来，面对政治和经济力量，社会力量还是非常弱小。社会既没有自我管理能力，更没有纠正各级政府官员之错误的能力。各地多年来也出现了一些抵抗和抵制运动，但并没有转化成为当局解决社会问题的政策举措。不过，这些年的经验也表明，到最后社会必然会有暴力的出现，因为暴力往往是社会自我保护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经验。
政治因素更为显著。例如基层腐败的现象。日益扩展和深化的腐败的确令人担忧。多年来，大家都在指责基层，诅咒地方官员，但很少有人来分析腐败之原因。其实，基层的腐败仅仅是中国总体政治环境的一个缩影。简单地说，它是执政党“城堡政治”的产物，即执政党的政治和社会、人民严重脱节的恶果。中共有8000多万党员，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组织。如果党员能够发挥作用，中国社会还会出现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吗？尽管中共的力量已经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但显然和社会没有建立有机的联系。各级党政组织修筑了大大小小的“城堡”，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面。他们需要从社会吸取资源来生存和发展，但往往置社会的发展于不顾。同时，把自己关在“城堡”里面，社会力量难以参与进来，这必然发生自我腐败，自我腐烂。“城堡”之内，各方也设立了各种反腐败的制度和机制，但大多都是“左手规制右手”，毫无成效。只要有“城堡”，“围城”现象也必然发生。要从社会吸取资源，但不能顾及社会利益，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互动模式。也应当看到的是，这次乌坎事件表明，社会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修筑自己的“城堡”，不让政治力量渗透进来。但不管是何种情形，“城堡”现象必然造成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严重对立，甚至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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