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commondata
《外交政策》
BY GIDEON RACHMAN | JANUARY 2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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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我在《零和未来》这本书中，曾试图预言这场全球经济危机将怎样改变国际政局。正如直白的标题所暗示的那样，我认为，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将会渐趋紧张，并且冲突不断。在日益恶化的经济气候下，大型经济体之间将越发难以看到多方互惠（也称之为双赢win-win）的关系。实际上，它们会渐渐用零和博弈来定义彼此之间的关系。对中国来说好的事情，在美国看来会是坏事。而德国人认为好的东西，在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看来，则是坏的。
如今，当这本书的平装版本问世时，这个预言已经得到了证实：对作者来说这令人欣慰，但作为人类的一员，我却不免有些担忧。在国际政治中，这就像把面目各异的绳索纠缠在一起，零和逻辑的上升是一个普遍的威胁：欧盟内部的危机，正在恶化的中美关系，以及全球治理的僵局。
这种全新的，令人倍感担忧的氛围在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得以反映。本次金融危机之前的二十年，达沃斯几乎总会是一个全球化的节日：来自世界各国的政治首脑都怀着贸易和投资多边互惠的想法，投资银行家和跨国公司执行官倍受追捧。而今年在达沃斯，这种氛围却正在受到质疑：大量会议都在反思资本主义和欧元危机。欧盟是一个根植于双赢经济逻辑上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缔造者们相信，欧洲各国可以把几个世纪以来的冲突放在一边，而专心于多方互惠的经济合作。通过建立一个共同市场，并为投资和贸易抹去国家之间的边界，它们全都可以变得更加富有，并且最终，将会习惯于彼此合作。好经济会制造好政治。欧洲各国会一起成长。
几十年来，这种逻辑完美的运行着。但在一场黯淡的经济危机面前，这种积极的双赢逻辑却走向了反面。过去有福时可以同享，但如今欧洲各国却担心，它们在有难时可能无法同当。南欧诸国，包括希腊、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内，逐渐感觉自己被德国锁进了一个货币联盟，令其经济体的竞争力遭到灾难性破坏。对它们来说，团结的欧洲不再意味着繁荣兴旺，而是一条通向灾难性债务和大规模失业的不归之路。而对北欧国家，如德国、芬兰、荷兰来说，它们日益恼怒于不得不借出千百亿欧元以营救南方邻国。它们担心这些钱可能永远不会得到归还，而它们自己原本繁荣的经济会因此而受到拖累。如今，法国已经失去了三A评级，德国成为欧元区内唯一的大型三A国家。许多德国人感觉，他们循规蹈矩、努力工作，但现在却被要求去拯救另外一些国家，那些国家里的人民视逃税如家常便饭，到五十多岁就可以退休。
早在危机之初，欧洲政治家们就曾提出过这场欧盟内部严重危机的解决方案是“更欧洲”（moreEurope），也就是欧洲各国更加深入的整合。然而不幸的是，各国对此概念的解释却截然不同，这取决于每个国家独特的天性。对南欧国家来说，“更欧洲”意味着欧洲债券，即由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发行的共同债券，这可以为它们降低债务收益率，并更容易为政府融资。但在德国等国看来，在漫长的未来仅仅只为这些邻居承销债务是一个危险的许诺。对它们来说，“更欧洲”意味着每个国家都要向德国那样，严格的审查预算开支。
接下来的整整一年里，政治争端会逐渐超越日益恶化的经济氛围，这种内在矛盾将很有可能造成欧盟内部产生更多的争吵与敌视。去年底的布鲁塞尔峰会上，英国拒绝加入一个新的欧洲条约曾导致媒体将其斥为欧洲弃儿。但这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开始。观察欧洲政治的走向，那些有更多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党将会崛起，他们多数对欧盟本身都持有怀疑立场，更不要说共同货币了。在即将到来的法国总统选举中，马内.勒庞和他的民族阵线将有出色表现。其他崛起的欧洲怀疑主义党派还包括荷兰和奥地利的自由党派、意大利的北方联盟、芬兰的真芬兰人，以及希腊那些极左和极右大杂烩的党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欧洲这场危机愈演愈烈时，美国也在这一时刻决定在外交政策中做出调整，将重心转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作为对长期经济趋势的一种反馈，“亚洲支点”可以称得上志存高远，但它也体现了对全球经济危机导致的全球力量平衡转移的一种调节。
简单的说，美国正在更加严肃的看待日益上升的中国。在漫长的未来，美国卓越可能不再理所当然。你也无法假定，一个更加强大、更加富裕的中国对美国是一个好消息，虽然自1978年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主张这一点。恰恰相反，无论作为国家还是个体，美国人越来越频繁的感到，更富有、更强大的中国或许只会意味着一个相对贫穷、相对虚弱的美国。换句话说，中国的崛起对两国来说都不是双赢博弈，而是零和博弈。这种观点如今已经渗透进了总统选举，无论是米特.罗姆尼的保护主义言论，还是奥巴马当局对中国的软性遏制。
罗姆尼已经许诺为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并向中国商品征收关税。这类论调此前也曾出现，尤其是在总统选举期间，但它们通常不会出自亲商业者的共和党之口。然而，随着美国深陷于高失业率和日益膨胀的国家债务，自由贸易这一剂古老的灵丹妙药正在变得更容易被抛弃。在美国，从未作为总统选举中兴奋点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逐渐复苏。一些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如保罗.克鲁格曼和弗雷德.伯格斯坦都主张，施加关税应是美国应对中国货币政策的一个合法选择。
美国的军事和战略思想也开始发生类似的变化。奥巴马当局对于转向亚洲的鼓吹，本质上是对一个崛起的中国的应对。据《经济学人》预计，到2018年，以实际价值估算，中国很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而在同一系列邻国，如印度、日本和越南就边界争端采取强硬路线，以及增加军费等方面，华盛顿已经看到了北京屈伸的肌肉。因此，美国谋求同中国那些担惊受怕的邻国达成共识：与其亚洲贸易盟国结盟，并强化自身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由于这一动作发生在计划深入削减整个美国军事开支的大背景之下，因此显得更加意味深长。
中国人并非没有认识到这种政策的本质实际上是一种“软性遏制”。他们不喜欢被动应对。在民族主义民众的压力之下，新的中国领导阶层或许会重返强硬路线。
长期以来，中美两国之间竞争和合作的因素一直并存。但如今，竞争的成分逐渐成为主流。这并非一场新的冷战。然而，中国和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和其仅有可能的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很有可能为今后十年间的国际政治定下基调。
实际上，华盛顿与北京之间日益增多的竞争，也极大助长了零和博弈在国际体系中传播的第三个重大表现，即多边外交中越来越多的僵局，从世界贸易组织，到气候改变谈判，以及二十国集团在全球金融管理问题上旷日持久的拖延。
过去整整三十年都是全球化的好日子，大型贸易协定既是一个象征，也实实在在的推动了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共同利益的强化。1992年欧洲共同市场和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创建，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都是经济真正全球化的重要里程碑。但史诗般的和谐贸易时代已经结束了。世界各国领导人已经停滞甚至呼吁结束多哈回合的贸易谈判；反复苍白的劝说已经令人难以接受。在这其中，虽然也有一些小的胜利：到2011年末，国会最终同意美国与韩国之间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同时俄国也获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过，这个组织如今多数时间是在扮演防御性的角色，试图阻止爆发新的大规模保护主义。在被问及中美两国货币争端的看法时，该组织官员对前景极为担忧，他们担心此类情况可能会引起世界贸易体系的破裂。
在另外一个人们曾对其多边合作寄予厚望的领域，也发生了类似的一幕。2011年底，南非德班的世界气候对话险些毁于一场灾难，不过很少有人相信最终达成的含糊其辞的协议会对全球问题产生任何真正的影响。二十国集团希望推动达成全球金融管理的新形势，但这一努力也化为了泡影。欧洲联盟内部爆发的危机（尽管这个组织长期以来自视为全球治理的斗士）已经损害了多边贸易主义的全部事业。
几个月前的一次午餐聚会上，我发现身边一位欧盟高级官员曾读过我的书。“我的工作就是证明你的零和理论是错误的”，他对我说。我的回答是，作为作者，我希望自己的理论正确，但作为一个欧洲人，一个人类，我希望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论。对方笑着对我说，“我没法反驳你”。
这件事情的亮点之一在于，那些最好的欧盟官员乐于同他们的批评者对话，并不吝于使用“无法反驳”这类词汇。然而，我担心在新纪元里，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官僚可能作为有限。零和世界召唤来的，或许是更加黑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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