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香港早已無法將港九與新界割裂對待，因為這個城市的「城」與「鄉」，在百多年的發展過程裡，客觀上已逐漸凝合為一體。「一港兩制」是歷史產物，在當年，是權宜之策，也是港英政府與新界紳民雙方互相讓步的結果，但是放在當今時空下，卻突顯出許多怪異。人們總是習慣借助各種標籤來區分「我們」與「他們」。「1898」這個時間點，區隔出「原居民」與「非原居民」的身份標籤，而這標籤早已不再包含太多反殖與否的態度，標識出的只是原居民的特權而已；價值觀則區隔出「本土」和「中國／大陸」的身份標籤，這裡面其實有著更大的社會改善空間，但問題是，標籤本身並不能夠推動進步，反而只會帶來刻板印象與歧視。
【文／閻靖靖】
不久前，在臉書上看到好幾位香港朋友都分享了同一張照片。那是在高層建築上俯拍的風景，近處是滿滿的樓群和工地，中間一條河橫貫而過，對岸青山綠水，村落魚塘，秀色可餐。發照片者說：「我問服務員，這是深圳哪裏，這麼漂亮？她說：這是香港。」
照片得到近二百次分享，留言內容大抵呈現三個焦點：
一、香港靚過深圳好多，香港人理應驕傲；
二、嘲諷／批判中國的發展模式令城市面貌醜陋不堪；
三、呼籲保衛新界東北的農業與生態，反對政府的新市鎮開發規劃。
一幀照片，折射出豐富的本土意涵：既呈現中港矛盾，也突顯保育訴求。在香港，「本土」這個詞，近年已經成為凝聚民間反對意見的一面大旗，對面的敵人，是港府，亦是北京。弔詭的是，香港理論上「最本土」的一群人，在當下的政治脈絡裡，卻恰恰站在建制一邊。
稍懂香港歷史，就會知道清廷於1841年第一次鴉片戰爭戰敗，割讓香港島與英國；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再敗，又割讓了九龍半島；而新界則是在1898年，通過《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以下簡稱《專條》）租予英國九十九年。新界租期於1997年6月30日屆滿，鄧小平與撒切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在1982年達成共識，北京當局於新界租期期滿次日，恢復對整個港九新界行使主權，並稱之為「香港特別行政區」。
新界：「被借走的土地」
「割讓」與「租借」的差別，造就了新界「原居民」這一身份，也就是香港的Bumiputera。土地，對農耕居民至關重要。港島九龍是割讓地，且人丁稀少，原來的地主只能認栽；可是新界卻講明「租借」，並有租期屆滿的確定日子，因此，對於這塊「被借走的土地」之權益，廣大新界鄉民地主當然不甘放棄。因此，自1898至1997，土地權益一直是新界問題的核心。但是，這紛擾並未隨著主權回歸而消散，反而因為《基本法》第四十條而衍生出更複雜的矛盾。
港英政府接管新界之初，新界居民曾表現出極強的民族主義情緒，抵抗之烈，已到動用槍砲的地步，甚至有過抗英「六日戰爭」。不過，由於戰鬥力懸殊，新界抗英運動很快就被鎮壓，而新界紳民隨即放棄武裝抵抗，接受了英國作為宗主國，轉以《專條》中「不可將居民迫令遷移，產業入官，若因修建衙署、築造炮台等官工需用地段，皆應從公給價」的條文為法理依據，就各種具體的土地權益，與港英政府周旋，還曾數次組團前往倫敦，向英國政府請願。港英政府亦將「1898年前已居住於新界的村民及其後裔」定為「原居民」，在建屋、殯葬、收地賠償等諸多方面，享有優於港九居民的權益，將《專條》的相關條文落實到具體政策之中。因此，早在1997年的「一國兩制」之前，「一港兩制」已經運作多年。這反映了新界與港九在現代化程度上的巨大落差，但卻往往被維港兩岸的都市景觀所掩蓋，鮮為外人所知。
有趣的是，上述不平等條約中的條文精神，卻在《基本法》中得到延續。無論是1960年代「六七暴動」，還是1980年代「八九民運」，事後新界組織總是很快就站回北京當局一邊。因此，在《基本法》中，延續對新界原居民的優待，有著政治酬庸的意味。直到近年，牽涉新界的社會爭議，原居民一邊的論述，言必稱「《基本法》承諾保障傳統權益」，細論下去，仍不脫「不得逼遷」、「產業不得收歸官有」、「收地應從公給價」這些自清末傳承下來的訴求。
那麼，原居民是怎樣的Bumiputera呢？2012年，發展局長陳茂波被質問香港為何「無地建屋」時披露，政府現有的土地，要預留近六成予原居民作為丁屋用地，因為「原居民權益」包括免補地價建造一間700平方呎、三層高的鄉村房屋，每位原居民的男性後裔，一生之中可申請一次。然而，現時原居民的總人口，僅為全港總人口的一成，扣除其他發展用地之後，香港九成人口，未來僅能分享兩成多的土地以拓展居住空間。此論一出，輿論譁然。至於原居民為什麼站在建制一邊，答案昭然若揭。
丁屋僭建的既得利益者
2011年，申訴專員公署指出新界屋宇僭建問題嚴重，要求政府加強執法，當時我曾就此事訪問上水鄉事委員會主席侯志強，他指著辦公室門口半扇門那麼大的玻璃相框對我說，新界原居民的傳統權益和生活方式是受《基本法》保障的——修建丁屋，是原居民的合法權益；然而如今鄉民人口增加，土地有限，因此只好在自家樓房的天台上加建，這也是為了保存傳統的生活方式，若政府來強拆，那才是「僭拆」！我回過頭去看那相框，它框住一張白紙，無圖無畫，只有正中兩行黑字：
《基本法》第四十條
「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保護。」
介紹過丁屋僭建問題，再把時間撥回2009年。那一年，因高鐵工程需要，香港政府提出清拆一個名叫「菜園村」的村落。這是一個非原居民村，換言之，村中居民是在1898年之後，才定居於此。因此，政府需要支付的收地賠償，就遠遠低於清拆一條原居民村的賠償數目——儘管，菜園村已存在了四十餘年，村民也已世代居住於此。這就是「原居民」標籤帶來的分別：每當需要在新界徵地，政府總會設法避開原居民村落，以節省賠償開支。
當然，菜園村事件的焦點並不只是賠償金額。一些村民與前來聲援的其他市民組織了「菜園村關注組」，除了不滿政府以清拆寮屋的方式來清拆村落，更提出村民希望繼續鄉村生活方式，而不是脫離土地和社區，搬上鄰居老死不相往來的樓房。有一批深入參與菜園村事件的年輕人，開始反思香港的城市規劃、社區建構、農業保育等問題。此後，馬寶寶社區農場等民間項目冒起，一些年輕人通過體驗農耕生活，更深刻地咀嚼香港的本土歷史與社會結構。隨後，當政府於2011年開始就新界東北新市鎮發展規劃進行公眾諮詢的時候，許多參與或關注過菜園村事件的年輕人，便成為了反對東北規劃的中堅力量。
香港本地的社會矛盾，往往很難與中國脫離干係，新界的土地問題尤是。菜園村事件揭露的不只是原居民特權，而且深深嵌入了日益激烈的中港矛盾。與「保衛菜園村」並行的口號是「反（廣深港）高鐵」，「反對新界東北規劃」其中一項就是「反對深港融合」⋯⋯一方面，香港的現代化進程走了一百多年，年輕一代已經在反思快節奏的都市生活；另一方面，北邊那個不斷出手干預香港民主轉型的政權，卻仍在全力追求需索無度的經濟發展，而在生態和文化保育意識上十分落後。因此，無論是出於政治立場的惡感，還是出於生活價值的取捨，在香港的城市規劃與發展中，「中國因素」都變成了大大的負面標籤。與此同時，「本土」成了「異於中國大陸的價值觀」之代名詞，在抗拒「中國」的同時，擁抱「本土」，已在年輕人中蔚為風尚。
城鄉共生的集體記憶
至於「最本土」的原居民，他們所堅持的「傳統」，卻顯然與主流年輕一輩認知的「香港傳統」大異其趣。一來，新界的農耕社會與港九的都市節奏迥異，絕大部分香港年輕人並非在新界鄉村成長；二來，新界與港九同屬港府管轄畢竟已逾百年，其間的人口相互流動、社會融合也已盤根錯節，新界的鄉村傳統也成為許多港人記憶的一部分。譬如，當港人懷舊的時候，新界林村的許願樹和長洲太平清醮的搶包山，與中環的天星小輪同樣都是「舊時回憶」的一部分。因此，人們不會否認新界的傳統屬於香港，但是原居民卻絕對無法壟斷港人對「本土」的論述。
世異時移，今日的香港早已無法將港九與新界割裂對待，因為這個城市的「城」與「鄉」，在百多年的發展過程裡，客觀上已逐漸凝合為一體。「一港兩制」是歷史產物，在當年，是權宜之策，也是港英政府與新界紳民雙方互相讓步的結果，但是放在當今的時空下，卻突顯出許多怪異。即便是力圖為原居民權益辯白的學者薛鳳旋，在《新界鄉議局史》一書中，也不得不婉轉承認，由當年《專條》延續下來的原居民權益，部分已不合時宜，正如幾十年前連一夫多妻和侍妾都包含在「傳統權益」之內一樣，土地權益、男性繼承權等亦或與今日社會存在衝突，未來仍須繼續檢討修訂。
另一方面，今日的港人，其實也不再將新界鄉野看作發展滯後的「次等區域」。永續農業、社區營造、生態環境、生活態度⋯⋯，這些曾經長期被經濟成長排擠的價值，正在逐漸回到人們的追求清單裡來。本文開頭提到的那張照片，港人看見田園景致而發出的讚嘆，背後就有這些價值觀的轉變作為鋪墊。
人們總是習慣借助各種標籤來區分「我們」與「他們」。「1898」這個時間點，區隔出「原居民」與「非原居民」的身份標籤，而這標籤早已不再包含太多反殖與否的態度，標識出的只是原居民的特權而已；價值觀則區隔出「本土」和「中國／大陸」的身份標籤，這裡面其實有著更大的社會改善空間，但問題是，標籤本身並不能夠推動進步，反而只會帶來刻板印象與歧視。這一點，相信熟悉Bumiputera政策的馬來西亞讀者更有體會。
【附註】
目前香港總人口約為730萬人，其中原居民人口約80萬，佔總人口11%左右，包括海外的原居民後裔，他們即便已經移居海外多年，仍然享有各項原居民權益。此外，全港人口的52.2%（約380萬人）居於新界，而荃灣、沙田、屯門、大埔、粉嶺／上水、元朗、將軍澳、天水圍及東涌這九個新市鎮，自1970年代開始動工，目前已容納了約340萬新界人口，另有約40萬人住在新界各處鄉村。
【延伸閱讀】
鄭家駒，〈香港新界原居民特權身分的歷史建構過程〉，刊於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嶺南》，2011年3月第23期。
薛鳳旋、鄺智文，《新界鄉議局史：由租界地到一國兩制》，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1。
劉潤和，《新界簡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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