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an A. Feigenbaum and Robert A. Manning
“亚洲世纪”（Asian Century）究竟发生了什么？最近几个月，水火不容的“两个亚洲”已经呈现出了鲜明的对比。
“经济的亚洲”，就像杰基尔医生——朝气蓬勃、协调一致，该区域内成员间的贸易额就占据其贸易总额的53%，高达19万亿的区域经济总量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而“安全的亚洲”，是名副其实的海德先生——国家主义和民族统一主义倾向明显的区域内各国彼此猜忌，小小的岛礁和浅滩导致他们之间的领土纷争逐步升级，并有不惜一战的姿态。
今日的亚洲，经济和安全不再游走于两条平行线上。事实上，他们完完全全处在冲突的境地中。
在经济领域，亚洲近几年的发展越来越倚重中国和区域内各成员间的贸易、投资和市场。在过去的四年里，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因为欧洲局势吃紧以及美国增速减缓而得到了加强。但是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也在相互攻讦，他们建设海军、获得新的武器、增强了武力投射能力。除了中国，所有亚洲主要国家尽管在经济上逐渐实现区域内部整合，但防务上他们却和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
到此为止，这就是很多亚洲人所梦寐以求的“新东亚共同体”。
该怎样解释这一变化呢？坦率地说，“经济的亚洲”和“安全的亚洲”之间的矛盾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调和。在1997-98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十五年里，虽然“经济的亚洲”在这场较量中一直占据上风，但现在“安全的亚洲”已经开始扭转这种趋势。
确实，亚洲经济的强势崛起甚至已经挑战了美国在该地区长期以来所扮演的角色。随着冷战的结束，亚洲贸易和投资额迅速增加。尤其是在1997-98年的金融风暴（该危机重创了印尼和泰国等国家）之后，亚洲各国的经济政治联系日趋紧密。整个亚洲地区的精英们开始视美国为一个傲慢而冷漠的国家，并积极探索解决区域经济挑战的途径。美国在1994年让墨西哥摆脱金融危机，三年后却拒绝助泰国一臂之力，这种做法强化了“美国抛弃东南亚”的观念。对于亚洲的很多国家，华盛顿似乎总是陈述那些老掉牙的解决方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特惠贸易协定、区域性规范和标准以及不包含美国在内的体系发展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措施都让美国感受着边缘化的威胁。
但是近两年，因为东海和南海岛礁问题的一系列民族主义言论，让“安全的亚洲”卷土重来了。19和20世纪里猖獗的民族主义再一次走到台前，这种似乎已被时间封冻的“病症”引来了再度冲突的幽灵。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近期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日本、印度、韩国和台湾（地区）的防务开支在过去的十年里翻了一番，总计达到2240亿美元。亚洲人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力图建立一个泛亚洲的共同体并借此增加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集体影响力。但是迄今为止，经济上的整合依然不能提供太平洋地区集体安全的基础。亚洲这个新的全球经济重心反而看起来显得脆弱而且矛盾重重。
解放了的政治？
“安全的亚洲”会不会在实质上压倒，甚至摧毁，开始将亚洲拉出孱弱过去的经济成就？有人认为这只是暂时现象——那不过是亚洲的政客们在国内疲软的时候为获取支持所耍的一出玩世不恭的把戏罢了。
但是这样说很容易把近来的一些事件看成是国内政治的产物。不可否认，除了亚洲其他国家，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都专注于国内经济建设或政治发展。比如在首尔，总统大选正如火如荼展开。日本的执政党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考验，而且明年很有可能败在复苏的自由民主党手下。中国正处在十年一度的权力交接阶段，而且，北京当局已经触及其现有增长模式的上限，该模式产生的收益在逐步消减并很有可能成为政府一个主要的政治短板。越南和其它东南亚国家则面临经济超负荷运作的压力和重振改革的任务。
不过，虽然沙文主义对于身陷重围的亚洲政客们来说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策略，但这样的做法会带来巨大的代价和长久的损害。况且这类（沙文主义引发的）激情也不是那么容易控制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思维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所有亚洲国家的肌体之内。在这些政权实现过渡之后，它依然会存在并滋长。
就拿中越关系来说，钱达安（Nayan Chanda）在他关于印度支那的经典著作《兄弟般的敌人》中称，西贡衰落后发生的事件表明“越南并不像美国决策者所预想的那样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亚洲扩张的前沿阵地，而是成为了中国最头疼的竞争对手和敌人。”
他还说，“是历史和民族主义，而非意识形态，将有力地塑造亚洲的未来”。
就像70年代末这些民族主义思潮威胁共产主义世界团结一致的意识形态一样，它们现在也威胁着泛亚洲观念的整合。致力于经济一体化的亚洲越发出于危险之中。
以中国最近发生的事件为例：在今秋中国的几十个城市里，抗议者走上街头，日本企业遭到攻击，数千趟往返中日之间的航班被迫取消，本田、丰田和松下以及其它知名日本企业纷纷关闭工厂。九月份日本汽车在中国的销量下跌了近30%。而渴望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积极角色的中国政府，竟然允许泛滥的民族主义激情压倒其全球扩张的野心——北京宣布缺席201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仅仅是因为这两个会议将在日本召开。历史的幽灵也可以在别处看到，日本和韩国因为更小的岩石小岛（即独岛，日本称竹岛——译者注）进行了多次交锋。这样一来结果就是美国东北亚的这两个盟友，不顾彼此间强劲贸易关系、以及在应对平壤威胁方面巨大的共同利益，拒绝签署一项直截了当的借以深化合作，共同应对平壤威胁的情报共享协议。
亚洲的精神分裂症
这些事件掩盖了很多亚洲近年取得的成果。很多人认为，比如，现阶段日本的策略主要是被现实政治本能——确切地说，是一种平衡崛起的中国力量的愿望所驱动。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日本和韩国之间不断恶化的争端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了。
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一直是“经济的亚洲”的典范，也是谋求更广泛区域经济整合的原动力。战后日本是美国的坚实盟友，它拥有强烈的泛太平洋身份认同感，已经孕育出很多泛太平洋的区域性理念和意识形态，尤其是在亚洲货币一体化方面。正是日本政府在1997年提出的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构想促成了今天东盟和中日韩三国间的货币互换协议——清迈协议的推行。正是小泉纯一郎，这位和美国交情甚笃的日本前首相，促成一个中日韩三边机制建立和其它基于10+3（东盟外加中日韩）的贸易协定的签订。
令人惊讶的是，甚至是在今秋——因为争夺岛屿而上演的地缘政治戏码高潮迭起的时候，北京、东京和首尔之间正围绕一个三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展开对话。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东南亚。由于担心去年夏天发生的那场对抗重演，10+3（包括了三个矛盾最尖锐的国家——中国、越南和菲律宾）宣布：为应对万一发生的另一场金融危机，（各方同意）将区域性应急基金《清迈协议》规模扩大一倍至2400亿美元，并成立一个执行机构。十一月，东盟及其六个伙伴（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新西兰和韩国）就签订一个总额达17万亿美元的地区性全面经济伙伴协议启动谈判，该协议将成为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TPP)的有力竞争者。
战略困境
在这里，我们很难不类比1914年的欧洲。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在其1910年所写的畅销书——《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中称：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西方各国的经济严重依赖彼此，冲突无异于自取灭亡。但是修昔底德关于人为什么走向战争的阐述——利益、荣耀和恐惧——似乎在世界历史中颇有市场。
当前“经济的亚洲”和“政治的亚洲”在相互角力的过程中已经催生出不少影响重大的问题。
首先，亚洲主要的多边机构已经被证明几乎与实质问题的解决无关。因此，是不是到了我们反思这些区域架构实践的时候了？
泛亚洲地区主义已经不能消除亚洲的民族主义恶魔，现有的制度体系，包括那些美国也参加了的，很大部分在近几年区域动乱的平息中失语。去年夏天，东盟的内部凝聚力在金边的一个会议上遭到瓦解，因为主席国柬埔寨在要以多强硬的姿态对抗北京这一问题上与越南和菲律宾僵持不下。新一届的东亚峰会(EAS)在如何落实年会期间的日常工作事项这一问题上无所作为。同样地，东盟地区论坛(ARF)已经成为指责和反指责的场所。东盟地区论坛确实是制度性失败的典型例证。它是亚洲的主导性安全论坛，但是它对所有潜在的冲突来源——朝鲜半岛问题、各国的海权主张、台湾问题和印巴关系却避而不谈。反思亚洲的地区性架构，在巩固美国亚洲地位的同时，有助于塑造更能够着眼于亚洲实质问题的机制。惰性和过程中心主义（process-centered）的程序继续主导着地区性会议。外交官们徒增航空积分里程、只可惜成果寥寥。
当然，国家首脑定期会晤也许会更有效。不过，一群怀着相似关切的国家，包括美国，为下一届东亚峰会彻底想出一套适度而具有实质操作性的解决优先问题的议程才是明智之举。然后，根据问题的不同，领导人们可以请求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组织，或者其它相关实体进行实质性的跟进。这种做法将让这些地区性制度之间变得更具有相关性和连通性。
华盛顿往何处去？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美国在亚洲的角色。
随着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美国在亚洲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但正是在这种时候，它作为亚洲安全提供者的角色得到了强化。这里面回避了一个问题——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影响力日渐式微，其安全提供者的角色是否得以为继？更不要说华盛顿想在实质上谋求驱动区域贸易和投资安排的更大领导权。
当前，华盛顿面临两大战略性困境：
首先，“安全的亚洲”的胜利让美国受益，因为它确保了美国的（区域）核心地位。华盛顿毕竟是亚洲必不可少的战略平衡者，它对中国日益强大的制海权以及投射力量变得更加反感。华盛顿的困境就是，一个安全（诉求）主导的亚洲同时也会变成巨大的不稳定的区域。这种易变性和不稳定性恰恰是美国在过去20年极力避免的。
华盛顿会发现自己就像是一艘船，不自在地在两个有着相互矛盾诉求的区域性原告之间航行。它会发现——不仅在原则性问题（如航行自由）上，还在或这或那的领土主权要求上，比如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国家之间的南海问题（当中的一些国家相互间存在领土主张）——它都不可避免要选择自己的立场。一位美国总统最终会发现自己被拖入一些美国未主张权利的小浅滩引发的军事冲突中。
第二个困境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说，美国谋求一个稳定而有活力的环太平洋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需要“经济的亚洲”蓬勃发展。但在经济上，亚洲已经日趋一体化，这意味着美国的核心影响力会因为该区域的贸易和投资模式进一步反映亚洲内部的经济和金融整合而消减。
从绝对值上看，美国在亚洲的经济总量不断增长，但就相对值而言，其比重在不断缩小。几乎在每个东亚国家的对外贸易总额中，美国所占的比重都在减小。然而美国的应对显得极不充分。迄今为止，华盛顿主要关注的是安全调整而不是经济调整。亚洲各国为彼此提供了更多的经济上的公共产品，美国在这一领域的角色已经衰落。
如果任凭当前的趋势持续，美国的颓势只会变得更加明显。因此美国需要在该区域加大经济上的赌注。而那需要恢复美国的经济和财政基础。这比什么都来得重要，因为它们对证明长期以来美国在亚洲地区一直保有持久力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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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历史可以为鉴，亚洲需要通过一场经济危机或者改变游戏规则的调整让自己更充分转移到杰基尔医生的积极路径上。美国更广泛的融入“经济的亚洲”将大有裨益。但是几乎没有什么情况能够催生出戏剧性的转变，让“经济的亚洲”借以压倒“安全的亚洲”。
如果中国在竭力调整自己经济的过程中步履蹒跚，那么（外界）关于中国正掉进中等收入陷阱、政治稳定可能面临风险的担忧会增加。这会让亚洲各国戮力同心以避免中国经济发生严重下滑。相似地，朝鲜的瞬间垮台也会威胁到整个亚洲，它将诱发一场严重的危机并使神经绷紧的东北亚团结一致，实现朝鲜半岛的重新统一。
但是杰基尔医生正面临一场硬仗。即使在这么戏剧性的场景下，民族主义化的反应会随之而来，让海德先生占据上风。
本文来自译言网，译者：chenxiao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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