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壹週刊》要移植台灣，香港《壹週刊》的員工要在短時間內複製一本雜誌出來，美術部同事赴台，教台灣美術同事排版；我寫人物專訪，到台灣跟那裡寫專訪的同事交流；財經組自然要跟對口的財經的同事面授機宜。總之，受訪對象和題材是台灣的人和事，但採訪的手法則跟香港壹仔一樣。
記得台灣同事最大的疑惑，就是「大起底」這句廣東話。為何無論時事、財經以至娛樂組都要「大起底」（daqidi）？
查冊是我們很早已開始用的調查方法，憑著合法途徑，可以找到公司董事或者業主的資料。用一間公司名，可查到該公司的董事和秘書的名字，找到他們的住址和身分證號碼。而憑著住址，又可以拿到土地註冊處繼續調查。
政府最近修例，容許公司董事不再需要呈報住址，只以通訊地址登記便可。除了特定的公職人士或破產者的財產委託人，一般公眾再無法查閱這些資料。
政府以私隱為由，收緊公開資料，聽來理所當然。但公司董事不再需要呈報住址，對做生意的人有何影響，我鞭長莫及。但對從事偵查報道的記者來說，則少了一種強而有力的工具。
記得很多年前，一個前高官退休，大家估計他會為某大財團工作，可惜苦無證據。直至有一天，記者在花園道駕車，遇上此人的車，一輪追逐之後，最終被拋離。記者記下車牌進行調查，查得此人的住址，再拿此住址往土地註冊處一查，發現該物業正是該大財團持有。此人與大財團的關係，終於有眉目。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幾多得獎的大新聞，都是記者憑著查冊得來的資料開始的。政府修例，同時將掩埋很多見不得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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