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斯先生的逝去，是一件大事。一個人，對一件事要在心到什麼程度，以致於遺言是「為香港文學平反」。他一生為香港文化開出多種向度，本土風物與生活的書寫，比較文學的東西對照框架，多重身分的複雜言說，文化研究的視野，一直走在社會之先，許多受他啟發的人，都成為了香港文藝界今日的中堅。
在也斯先生的靈堂外，年紀相近又同樣寫詩的劉芷韻沉重地向我說，我們同齡的江康泉、智海都有同樣的感覺，因為先行者的逝去，真正地感覺到擔子已經落在自己身上，要把前人給我們的東西傳承下去，覺得自己好沒用，做得還不夠，無論如何要再做點什麼。
誠如陳智德在紀念文章中所言，也斯先生的逝去，留給我們的不是哀傷，而是奮進。偶而見到也斯，他常常開門見山便談「文學可以怎麼做」，文學活動除了圖書館還可以在哪裡做，有什麼好玩的單位可以crossover，政府應該給作家提供怎樣的幫助，民政局、藝發局、圖書館、文學雜誌可以做什麼，也斯先生總是滔滔不絕，隨口徵引大量的外國例子。我素性不馴，但長輩若有關於文學建設的鞭策，我都記在心裡。
從個人寫作到搞活動連結到辦雜誌，我遇上真正巨大到難以實現的夢想，是建立香港文學館。一個堂堂正正為香港文學而設的代表性空間，象徵文學這個重要而一直在香港被邊緣化的範疇，其地位之被肯定；也由這樣的建設，可以讓香港文學突破「秘傳」式的，向大眾和年輕學子作廣泛的傳遞，至少，讓對香港文學有熱情的人，可以在教育機構以外有工作的選擇——可以想像嗎，一個香港的年輕人，他如果想投身香港文學，除了進大學做研究和教書外，基本上沒有正規工作可以選擇（而香港文學明明是一個極度專門的科目，且為本土獨有），這是一個怎樣絕望的境地。
2008年董啟章等諸作家，倡議在西九建立文學館，進行過簽名、登廣告、做調查、現場調查，因獲得公眾廣泛支持，與西九管理局有過會面，至今雖有寸進，但其實，還是無米粥一鍋。西九秉持其商業租場的思維，要求文學館工作室如同一般藝團一樣，支付天價場租。那就是說，以作家為主體組成的文學館工作室，要自行四處搵錢。作家們如何找幾億元來建立一個屬於香港的文學館呢？香港目前連150萬以上專屬給文學的資助項目都沒有。至於政府，整個過程裡，冷眼旁觀。這明明是公共部門的責任。由得你死。
也斯先生也是香港文學館工作室的顧問。像找其它作家一樣，我們持著熱誠和夢想，一堆我們覺得有趣之極也可以做出來的計劃，去見他，他答應做顧問，給予許多意見。然後，計劃轉到西九或政府相關審批處，從此石沉大海。偶有熱心的單位如浸大、藍屋香港故事館、菜園村、青年藝術節等與我們合作，做出亮麗的project，但是，西九和政府，都裝作看不到。
我心裡背負香港文學的夢想很久很久。很少做夢，但夢見過香港有文學館三次。有一段時間，看見任何東西，都可以轉化成一個文學活動或展覽的策劃概念，問題總是，空間和錢，以及人的耐力，忍耐向無物之陣投槍的耐力。夢想不是無代價的，它的壓力如此：夜裡在黑暗中抽煙時，一吸氣就有閃爍如火的計劃在腦中生成，新的世界快要形聚，不同的人們用幾條線就連起來，我知道那些畫面可以激勵許多人，一代一代的有人接續下去，而一呼氣它就如煙消散，一切如同無望，其間的急速轉換常常令人感到瀕於瘋狂。我手邊積滿寫著文學計劃的碎紙片。我真正知道夢想和信念的重量，它巨大到可以把人絞碎，以至於，其它工作室的成員都來跟我這個召集人說，「最好的時機已經過了」，「來個了斷」。但我始終不明白，既然台灣、大陸多個城巿、特區澳門都有文學館，香港要有自己的文學館，不是很合理嗎？為什麼我們要放棄一個合理的夢想？
這一切如此困難，僅僅是因為我們不甘於小眾秘傳，而想追求公共的意義。而真正掌握公共部門權力的人，卻一直視而不見。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它就是等你喊到無力、自行die down。2013年，其中一個懷抱最熱熾夢想的傑出香港作家死去了。承擔他的遺志，讓我們知道自己是什麼人。看到靈堂裡政府高官權貴送來的悼念花牌，我很想問，你們有沒有誠意和能耐，承接也斯先生的遺言？你們要做什麼來為香港文學平反？你們願意承擔什麼，也讓我們知道你們是什麼人。
（刊明報．世紀「翩翩不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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