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凤凰卫视中文台《冷暖人生》节目组对我的邀请，我得以到北京和许多曾经关心过我的热心朋友面对面交流。有朋友首先提到一个名字：赵晓，经济学博士，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前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我不是说我的案子撤诉与这个赵晓有关，我这次来北京也没有见过赵晓，我只是想说，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制度和文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高层人物中，也有很值得我们大家共同关注的志同道合者，这正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希望所在。
赵教授在《哈马斯与人类文明的瘟疫 ——加沙战争周年祭》中写道，“试想，如果有这么一群阴暗懒惰的失败者，他们在经济、科技、制度、军事、人权等文明领域的竞争中，全面处于下风，而一个外来者的出现，让他们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失败有了一个最好的借口，那就是将自己的失败的原因都归咎于他人，这是何等的轻松与快意。当这一借口被披上神圣的宗教或革命的外衣的时候，懒惰失败者更加心安理得地沉迷于当英雄的幻象之中。不学习，不奋斗，不改善自己的制度与文化，就靠朝坦克扔石块就能当英雄，这确实是一大堕落的诱惑。
这其实是一种文明的病毒，是人性中固有的一种幽暗和堕落，它似乎与生俱来，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在基督教中，它被称作原罪，在儒家文化里，它被称作乱善性的情。在人类的文明史中，它始终如影随形。在不同的时代，它会找到不同的理由和理论而产生不同的变种，但实质都是一场向着毁灭人类也毁灭自己的黑暗高歌猛进的自杀。向下的堕落总是比向上的修养要容易太多。我们甚至可以说，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不断与这种病毒做斗争的历史。在王莽的“以德治国”的乌托邦实验里，在许多农民起义的暴虐中，在太平天国的残酷与幻想中、在义和团歇斯底里的杀戮中、在德国纳粹那里、在红色高棉那里、在二十世纪形形色色的“革命”那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病毒的蔓延带来的一场场反人类、反文明的瘟疫。
在传统社会，由于天然的地域阻隔和相对自治的社会单元，使得这种病毒的渗透能力不可能太强，闹过一阵子便会偃旗息鼓。而到了传播和控制力更强的现代社会，这种病毒的破坏力则惊人地爆发了出来。极权主义就是这个病毒的现代变种，给20世纪带来了极为深重的灾难。而以哈马斯为代表的现代恐怖主义，实际也是这种极权主义中的一种，只不过披上了一件反对以色列和宗教信仰的外皮而具有相当的迷惑性。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她认为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言论控制和灌输仇恨，他们要不断制造一个虚拟的敌人，将其描绘得异常凶恶，并且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并利用高度强制的意识形态灌输，制造恐怖气氛恫吓人民使之俯首帖耳、强化自己“人民保护者”的形象。在纳粹政权时代，这个“恶魔”就是犹太人；在哈马斯那里，这个“恶魔”就是以色列的存在。
当然，他们设立的这个革命目标是永远不能达成的，因此，极权主义反对一切静态的制度约束，它在本质上乃是一种运动，其根本特征在于它要持续不断地进行斗争，斗争，再斗争，永远没有休止。极权主义的统治之维系，离开这种无休止的运动，便将宣告破产，运动停止之日，也就是极权主义的毁灭之时。为了使斗争进行下去，便需要不断地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所谓“敌人”，作为斗争的对象。极权主义从其一开始运行起，便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人性向下堕落的速度是惊人的，这种病毒的繁殖速度是惊人的。由于极权主义者对思想和言论自由进行严密的控制，如果有人拒绝堕落，立即会被当成叛徒而清洗掉。在批斗专政对象的过程中，下手最残忍的人会被当作信仰纯洁而得到褒奖，因此，整个社会在各个领域都会向最低级和最无耻的看齐。这样做最直接的结果便是整个组织越来越激进，越来越丧失理性。一切极权主义的组织，都免不了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一轮又一轮残忍的清洗，即使是集团二号人物，最高领袖的最亲密战友也都不能幸免，最终往往是最无人性、最卑鄙无耻、最狡猾的那个胜出。所以才有1934年6月的“长刀之夜”——希特勒对冲锋队发动突然袭击，为其攫取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冲锋队长罗姆被当场击毙，整个冲锋队领导层被屠杀殆尽。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极权主义组织不但残忍，而且狡猾。他们很会利用自由社会的种种弱点，来获得繁殖空间。
现代文明社会都奉行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准则，这种对文明人而设的制度也很容易被野蛮人钻空子。对他们而言，现存的一切规则都是可以被践踏和突破的。当他们还是少数，还不够强大的时候，他们表面上会服从文明社会的社群交往准则，大呼要多元和自由，但一旦他们得势，就会把这些文明准则踩在脚下。这个时候文明人才如梦方醒：它不是多元文化中的一种文化，而是多元文化的终结者；它不是自由信仰中的一个信仰，而是自由信仰的掘墓人。
这使我们再次想起了汉娜．阿伦特告诉我们的：极权主义是反文明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野蛮。极权主义不是为了人类中某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彻底地反对整个人类，反对一切人性，反对所有的文明。这就是说，极权主义统治者最终也将自己纳入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体系和过程中去，不能自已，直至最后的灭亡。”
我所要强调的是，决定我们这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主要因素还不仅仅是制度，还有思想、文化之类的唯心主义的因素。我们的专制制度需要改变，同时我们自己60年不变的价值观以及我们长期被压制被扭曲的思维方式更需要改变。我们的文化深受马克思唯物主义毒害，我们这个社会道德沦丧的主要原因就是唯物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我们的文化蔑视人的生命的价值，我们可怜无权无势的贫民百姓，挣扎在生死线上，除了因为没有钱，物质资源匮乏之外，主要原因就是公仆普遍的冷血、社会不公和制度的残酷！
我们这个社会一贯缺德的做法，就是消灭人的头脑中产生的不同的想法，包括产生不同想法的人。我们这个社会一贯蔑视的就是我们这些唯心主义的想法，包括我这里所写的这些东西！我们从事的不是争夺政治势力的战争，而是争夺人心和灵魂的战争，是善恶之战。我承认基督徒的工作纯属唯心主义，致力于用信仰改变我们自己，进而改变这个社会。我们基督徒不能冷漠坐视社会不公，我们必须对抗唯物主义造成的物欲横流。
现在的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我们要弄清真相。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说的和做的是不是一致？当我在敬拜上帝的时候，我又是多圣洁？你怎能口里说自己是人民公仆，却连自己的财产都不愿向人民公布呢？你怎能为了城市的所谓形象而对可怜的街头小贩大打出手，砸了人家的饭碗呢？你怎能打着救助的旗号凌辱一个走投无路的街头艺人呢？一个报持做官当老爷之邪恶价值观的人怎能真的做到为人民服务呢，结果就是人民害怕被他们服务。
这是在我们文化中的一场善恶之战，它并不是虚的，它是真实存在的。人民在自己的祖国经常遭受人民公仆的欺负，权势公仆吃大餐吃一半倒一半，可怜的失业者不能非法吃饭。恶法难废，宪政难立，我们生活和文化中的邪恶，已经超过了人民可以容忍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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