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15 January 2013

《日经商务周刊》日本为什么会通缩——降薪,日本经济崩溃的罪魁之一

自民党提出了通过大胆的货币宽松政策摆脱通缩的方案,这样是否足矣?日本之所以摆脱不了恶性通缩,是因为依靠的是减薪等削减成本策略。收入两极分化如今也扩散到了欧美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国家也浮现出了“日本化”的危机气息。

“到2010年为止的年收入还是大约980万日元,而现在只有750万日元。2年半多,工资少了230万日元。真的很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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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着冰冷的寒风,在准大型综合建筑公司工作的境田达夫(化名)蜷着身子这样说道。现年50多岁,曾在现场支援部门担任主管部长的境田发生“异变”是在2010年初。

由于2008年秋季的雷曼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形势恶化和股价暴跌,该公司持有的有价证券出现了巨额损失,业绩急转直下。估计市场环境的前景会恶化,该公司实施了包括压缩设备投资等在内重组。

公司开始募集提前退职人员,公司也曾找上过境田,因为境田没有答应,所以被派到了客户公司。而且丢掉了部长的职位,成了普通员工,工资也一落千丈。

“我(在支援部门的)成绩是一流的,职场上的人际关系也不算差。我觉的自己这种状况完全是因为公司为了削减成本……”

两极分化的背后是经济构造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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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平均工资在持续下滑(参照上表)。进入2000年代后,工资开始全面减少,减幅最为明显的是雷曼危机之后。像境田一样年收入比过去少近4分之1属于严重情况,但从整体平均来看,在2000~11年之间,减幅也达到了约10%。

但这一现象并不是单纯的工资减少,背后还隐藏着其他重大变化。其中之一是以境田为代表的中间层的“没落”及新的收入两极分化。还有一个则是两极分化的根源,是因为世界与日本经济正在发生着构造变化。

下面的表格给出了表示家庭收入分布中间点位置的变化。2000年,家庭收入为500万日元还属于“中游中的中游”,但到了2010年,这个数字跌落到了427万日元,10年减少了73万日元。

再来细看各个收入阶层的具体情况,500万日元到800万日元之间的中间层家庭原本占整体的23.8%,到2010年减少到了22.7%,与之相反,不到500万日元的阶层在2000年占49.9%,2010年增加到了57.3%。可见“中中”的收入层减少,收入更低的阶层增大。

另一方面,在同期内,收入在1700万日元以上的家庭从3.1%略减到了2.7%。在这10年间,收入的两极分化现象明显有所扩大。

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答案是工资减少与通缩导致经济螺旋式下滑的构造日趋严重。

“从雷曼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4月开始,管理层一律每月减薪4万日元,全年累计为48万日元。我还遭遇了降级,薪水又减少了100万日元。”

2012年夏季前一直在某著名汽车企业直属的销售公司担任汽车修理部门课长的西田博志(化名)带着遗憾的口吻喃喃自语。

受到雷曼危机的影响,该公司隶属的汽车企业2008财年(2008年4月~2009年3月)遭遇了重大打击,在日本国内的销量比上年减少了15.1%,全球销量也减少了9.5%。这当然直接影响到了西田所在公司的业绩,该公司采取的对策便是削减成本。尤其是压低人工费。

开篇提到的境田所在的公司主要是通过支付退职补贴、募集志愿退职者的方式减少人工费,而西田所在的公司则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压低人工费”(西田),其中包括了调派、转职、降低评级等等。

西田在2009年4月调往关系公司之时,也从一线的课长成了孤家寡人的专任课长,西田透露,“而且,在每半年一次的业绩评定中,‘部下指导,培训’等过去的项目也继续保留”。

“工资和新员工一样”

结果,西田的评价越来越差,到2011年4月已经降到了专任课长中最低的资格。这直接导致了工资直线下降。

但无论是境田还是西田,在职场上的人际关系都不算特别差,之前的业绩也并非不好。尽管如此,二人依然成为了降级和降低评价的对象,由此可见,最近日本企业的减薪不择手段,而且涉及范围广。就像西田所在公司的情况一样,因为业绩恶化,除了大范围减薪之外,公司还会进一步降低部分员工的工资,压低总人工费。

曾任德国证券策略分析师及副总裁的武者调查公司代表武者陵司这样指出:“日本长期停滞的最大特点是工资持续减少。实际上,工资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就已经止步不前,进入2000年代后开始下跌。这都与日本开始出现通缩征兆并全面爆发的时期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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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减少工资有可能是导致日本经济的老毛病——通缩的重要因素。自民党重掌政权,会实施大胆的货币宽松政策,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单靠货币宽松无法摆脱通缩。

“减薪”的形式并非只有境田和西田碰到的直接减薪一种。包括工厂向海外移转等空洞化、“输掉”国际竞争力的电子产业在内,关闭国内工厂等裁员措施对于减薪也影响巨大(参照上表)。

2012年10月19日,索尼突然宣布将于2013年3月底关闭位于岐阜县美浓加茂市的索尼美浓加茂工厂(由索尼的子公司索尼EMCS经营)。听闻这则消息,一位女员工担忧地说道:“大幅减薪恐怕避免不了。要做好工资跟新员工一样的思想准备。”

在消息发表之前,几年前还有4000人之多的员工就已经在慢慢减少,只剩下了大约一半,留下的约500名正式员工和1600名非正式雇员难觅出路。据说直到现在,剩下的员工大多也不愿调往其他地区,留下来的话,就算有职位,大幅减薪也无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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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成立至今已有32年历史的老工厂也没能逃脱索尼在四年连续最终赤字(截至2011财年)之下实施的国内外万人大裁员。“越是大企业,长命的工厂越少了”。美浓加茂市商工观光课长渡边文喜长叹了一口气。

在叹息的背后,浮现出的是全球化与日元升值的影响渗透到日本经济的每个角落,令所有企业的行动都不同于以往以国内市场为中心的时代的现状。

日本总部工作难度升级

开篇提到的境田所在的建筑公司虽然是内需型产业,其实海外施工也是该公司强项。如果单纯是有价证券的估价损失,那么损失是暂时的,企业之所以纷纷着手削减人工成本,恐怕是源于雷曼危机引发的对于世界经济前景的担忧。西田老东家的母公司也是如此。这家汽车企业不仅在日本国内的销量低迷,在主战场美国市场,2008财年(截至09年3月)的销量也比上财年骤跌了19.1%。

而且,从2008年秋季开始激化的超级日元升值不断逼迫企业削减成本。说起日元升值,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企业一直蒙受着升值的威胁,进入90年代之后情况更为严重。以1995年为例,可以代表实际购买力的汇率,也就是购买力平价为1美元兑换约175日元,而实际汇率却为1美元兑换94日元(均为年均数值)。

在背负的成本接近购买力的2倍,人工费评价也翻番的情况下,“(日本企业)只能通过减薪削减国内的人工费,或是向亚洲转移,寻找更低廉的劳动力”(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师永滨利广)。

90年代初的泡沫破灭造成了房地产、股价等资产的价格下跌和低迷,使得需求缩小,从而催生出了通缩的萌芽,萌芽在日元升值和全球化之中萌发,进入2000年代后,随着工资的减少,通缩进一步膨胀。单就这10年来看,呈现出的是一种“日元升值及全球化→工资减少→通缩→工资进一步减少→通缩加剧”的构造。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这种构造中萌生的“收入两极分化与通缩加剧”的机制今后还将更加严重。

生产电子材料、电池构件的住友化学的信息电子化学部门2011财年的销售额约为3000亿日元,其中约8成来自海外。6600名员工也有8成任职于海外子公司。

因为在10年前,日本国内还能占据一半,但在那以后,增长的主力成了海外。这本身也是全球化的一种体现,“如今增长的源泉是亚洲等海外地区”(信息电子化学业务室部长松井正树)。

然而,变化出现在内部。随着海外业务的扩大,在总部的工作中,“为海外子公司筹措资金和开展业务提供支持,在日本与海外子公司分别生产同类商品的情况下,按照库存和供货情况互通有无开始变得重要”(松井)。也就是说,为了引领世界,日本总部的员工在语言能力、法律制度、业务知识等方面需要具备高超的能力。

这样的例子如今并不少见。“对于全球开展的业务,现在重要的是日本的员工要更加专业”(旭化成董事兼常务执行董事小堀秀毅)。当然,因为每个人能力有别,评价和工资自然容易拉开差距。

上页右上方的表格是2009年以后美国各种学历就业人数的变化。雷曼危机之后,明显的趋势是“就业向大学毕业及以上的高学历人群转移”(SMBC日兴证券债券策略分析师岛津洋树)。

从劳动生产效率来看,2000年以后,美国的增长率远高于日本,但就业的主力依然在向高学历人群转移。这或许是因为“在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竞争之中,必须转向开发、生产附加值更高的商品才能生存下去”(岛津)(上页左上表)。

让员工知道胜出组的存在

在新兴市场国家发展的同时,世界迎来了激烈竞争的时代。这不仅是市场之争。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生产能力、技术实力的提升使得世界的产能过剩。电视、液晶面板、钢铁等产品的价格之所以骤跌,或是摇摇欲跌,就是产能过剩的结果。

可以说,跨国企业已经进入了随时把握变化剧烈的市场动态,比拼合理应对能力的时代。

2011财年,理光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最终亏损,以此为契机,该公司决定在2013财年(截至14年3月)之前,裁减整个集团员工的1成,也就是1万人。而且,从2012财年开始,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的评价开始全面按照绩效,过去往往流于形式的职位降级和资格降级得到了严格执行。

虽说“理光得了大企业病”(某高管),但这一措施并不是单纯为了“治病”。2012年8月,该公司在内部公布了选拔未来经营高管的计划。甚至透露说在理光之中,存在着通过特殊培训、工作职责分配培养高管的机制。

培养的对象来自理光集团遍布全球的公司,在25岁以上的员工中,以10岁为一档设置三个层级,其上还有接近董事的层级,四个层级首先共选拔出150人左右。这个计划其实存在原型,但之前并未在内部公开。不公开主要是怕拉开差距会打击普通员工的士气,但是,鉴于“在当今时代,要想立足于世界,重要的是能够培养多少顶尖人才”(人事本部副本部长除村健俊),该公司做出了公开计划的决定。

当然,“胜出者”之中也存在竞争,有些人将会在今后“掉队”。这就是说,整个公司今后都将处于全面竞争之中。

但是,在万人大裁员的过程中,两名技术员工以“接到事实上的劝退,拒绝后被调往子公司”为由,于2012年2月提出了取消调任的劳资仲裁。而且,“公司没有向二人解释为何选择他们,调任的岗位也是与技术毫无关系的简单工作”(为二人提供援助的东京管理职务联盟秘书长铃木刚)。

在仲裁中,员工方面的主张得到采纳,理光提出异议后转入了民事诉讼,虽说出现了这样的“波澜”,但该公司并没有退缩的意思。这也是两极分化经济的一个侧面。

增加的是“低薪”招聘

全球化作为压缩总人工费的一项措施,还促进了非正式员工的增加,但是,在日本国内制造业就业人数本身有所减少的情况下,招聘人数增加的领域“以流通、服务等利润微薄的产业为中心”(山梨大学教授西久保浩二)的色彩愈发浓重。

下表给出了2001年~2011年间各类职业有效招聘人数的增减。“专业性和技术性职业”的兼职和正式员工总人数约为272万人,在增加的有效招聘中以约9成的比例独占鳌头。护理员、整体等专业技师、(X线摄影)技师等医疗技术人员比重较大。在排在第二的“服务职业”中,与护理相关的工作的增加也比较多,直接反映了日本老龄化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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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工厂的“生产工艺和劳务职业”减少了约50万人。就业岗位虽然在从空洞化的制造业向新的领域转移,但这里其实存在“难点”。

在大多数人看来,护理等工作的工资要低于其他行业。也就是说,工资相对较高的制造业的工作减少,而“低薪”的工作增加,直说的话,此时就发生了“工资减少”。

但是,流通及服务行业的工资减少其实也有制造业等出口行业低迷的原因。加薪原本只有在生产效率提高、有利润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生产效率不易提高的流通及服务行业本身就是难以加薪的行业”(武者)。

因此,这些行业要想加薪,就需要市场环境好转带动涨价,其必要条件是出口行业业绩良好,提高工资,带动国内市场扩大。而在情况刚好与之相反的今天,可以说,流通及服务行业也只能走通缩的道路。护理行业由于存在护理保险,属于官方定价,因此加薪更加困难。

最终,以身陷日元升值和全球化大潮之中的制造业为起点的工资减少酿成了通缩与经济形势低迷的连锁反应。

日本的通缩之所以挥之不去,原因在于“高收入层的收入增速慢,中间层收入减少”(永滨)。与美国不同,在上层冻结,整体下滑的情况下,日本式的两极分化经济呈现出了中间层“崩塌”的现象。(记者:田村 贤司,《日经商务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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