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言-商业/经济/营销
译者 乔光宇
新经济思维研究所德国柏林年度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作者：乔治•索罗斯
2012年4月12日
自从2008年市场崩盘之后，经济学家和普通大众都广泛承认经济学理论失败了。但是关于失败到何种程度，即使在本次会议的与会者们中间，也还没有一致意见。作为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的赞助人我对此感到欣慰，因为没有一致意见，岂非正是新经济思维研究所对各种新的经济学思维持开放态度的体现吗？ 不过我也是对金融市场的另一种解读的支持者，因此我还是希望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
我认为失败比普遍认为的还要严重。失败可追溯到经济学理论的基础。经济学试图以牛顿物理为榜样。试图建立普适而且永远有效的法则来管理现实世界。但是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且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根本的不同。社会现象中存在会思考的参与者，这些参与者根据不完善的知识作出自己的决定。这就是经济学理论所试图忽视的地方。
科学的方法需要独立的标准，依靠独立的标准才能判断科学理论的真伪或成立与否。自然现象包含这种标准，但是社会现象没有这种标准。这是因为在自然现象中，事实的发生和对这种事实的科学阐述相互独立。事实可以用作客观的证据，以此能判断科学理论是否成立。这使自然科学得以达成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与之相反，社会事件中含有会思考的参与者，而且这些参与者拥有自己的意愿。 这些参与者不是置身事外的观察者，而是身处事件中的决策者，其决策会极大地影响事件进程。因此，社会事件中不存在独立的标准可供参与者们判断其自身观点是否成立。在缺乏独立标准的情况下，人们就无法根据知识来决策，只能根据固有的偏见和对现实存在或多或少扭曲的解读来决策。参与者缺乏完善的知识或者说易谬性，给事件的发展引入了一个不确定元素，而在无生命物体运作事件中不存在这种不确定元素。因此导致的不确定性使得社会科学难以产生类似于牛顿物理的法则。
经济学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中最有影响力的学科，其试图采用类似于欧几里德几何学公理化方法的方法来消除这个障碍。不过欧几里德的公理紧密切合事实，而理性预期理论（rational expectations）和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却已经远远偏离了事实。公理化方法在某一程度上有效。比如说，完全竞争理论（perfect competition）假定了完善的知识。 但是这个假定只在应用于实物交换时才成立。当用在离交换有一定距离的生产过程中时，或用在使用资金和信贷过程中时，这个假定就变得站不住脚了，因为参与者的决策涉及到他们对未来的看法，但是在真的发生之前，未来是不可知的。
我并不够资格去批评理性预期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因为作为一个市场参与者，我认为这些理论不切实际，所以我从未费劲去研究这些理论。虽然我这番话是在批评这些理论，但是对这些理论的详细评论工作我并不想亲力而为。
相反，我想为大家介绍一种完全不同的研究金融市场的方法。这是受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启发，他曾教我，人们对现实的解读从来不会和现实很相符。这导致我研究此两者之间的关系。我发现在参与者的思考和参与者身处场景之间有一种双向的联系。一方面，人们试图理解场景，这是认知功能。另一方面，人们也试图对场景产生影响，我将之称为诱因或操纵功能。这两个功能把思考者和思考者参与的场景双向连接起来。在认知功能中，场景会决定参与者的观点；在诱因功能中，参与者的观点会决定场景的结果。当这两个功能同时起作用时，它们就彼此互动。这两个功能形成一个循环关系或者说反馈回路。我将其称为反馈回路反身性。在一个反身性场景中，因为现实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已确定事实，其随参与者的观点和决策而变化，所以参与者的观点无法和现实相符合。反过来，因为未来随着参与者的决策而变化，所以参与者的决策也无法只基于知识，它们必须含有一些乖离，或曰对未来的猜测。
易谬性和反身性捆绑在一起就好似连体双胞胎一般。没有易谬性就没有反身性，反之却不然。即使没有反身性，人们的理解也会不完善。在这对双胞胎中，易谬性第一个出生。合在一起，它们使得参与者对现实的观点和事情的实际情况之间产生了乖离，同时在参与者的预期和实际的结果之间也产生了乖离。
很显然，反身性不是我发现的。别人在我之前就已经认识到反身性，只不过用其他的名词来称呼。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写到过自我实现的预言和羊群效应，凯恩斯将金融市场比作一个选美比赛，参与者得猜谁会是得票率最高的。（译注：凯恩斯说的选美比赛这样的，谁猜对最后夺冠的美女就有奖金，能否得到奖金，不在于是否选自己认为最美的，而是在于猜对别人普遍认为最美的是谁。） 从研究易谬性和反身性开始，我注意到一个问题领域，这就是谬见和误解在决定事件进程方面扮演的角色，这正是主流经济学试图无视的领域。这使得我对现实的解读比盛行的范式更加现实一些。
在其他方面，我还开发出一个盛衰过程模型，或者说因金融市场内生性特质而产生并非因为外界振荡导致的泡沫的模型。根据我的理论，金融泡沫不是纯粹的心理学现象。 其具有两个成分： 一股现实中盛行的趋势和一种对此趋势的错误解读。当反馈一开始时是正反馈时，也就是说趋势和对趋势有乖离的解读彼此强化的时候，泡沫就会成长。最后，趋势和对趋势有乖离的解读之间的裂隙变得越来越宽，宽到再也撑不下去。在一个黄昏阶段之后，偏见和趋势会反向，以和之前相反的方向彼此强化。泡沫的形状通常不对称： 繁荣缓慢地成长，但是破灭的趋势却是突然而且毁灭性的。那是因为使用杠杆的缘故： 价格下滑促使杠杆化的仓位被迫平仓。
虽然发育良好的金融泡沫总是遵循这个模式，但是规模和每个阶段的持续时间无法预测。此外，泡沫的形成过程在任何阶段都可能会终止，所以发育良好的金融泡沫其实并不常见。
在任何时候，都有各种各样的反馈回路在起作用，有些是正反馈，有些是负反馈。它们彼此相互作用，产生不规则的价格波动，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这样，但是在罕见的场景中，泡沫会完全发挥出自己的潜力，趋向于使其他所有的影响力都黯然失色。
根据我的理论，只要趋势趋向于平衡，金融市场就可能产生泡沫。因为泡沫扰乱金融市场，所以历史里时常发生金融危机。每次危机都会使监管当局作出反应。中央银行制度和金融法规即如此和市场一起同步演化。泡沫只会间歇发生，不过市场和监管当局之间的相互作用却一直持续。市场参与者和监管当局的行动都以不完善的知识为基础，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反身性的。此外，反身性和易谬性并不局限于金融市场，也是其他社会生活范畴中的特点，特别是政治。事实上，考虑到市场和监管当局持续不断地相互作用，单独割离研究金融市场是走向歧途。在无形的市场之手的后面还有一只有形的政治之手。我们不应该追寻永恒的法则和模型，而是应该把事件放在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中研究。
我对金融市场的解读与盛行的范式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我强调误解和谬见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我认为泡沫很大程度上是无法预测的。泡沫的方向和最终逆转可预测，但是泡沫的规模和各阶段持续时间无法预测。我认为，以易谬性为出发点使我的概念框架更加切合实际。不过也要付出代价： 必须放弃认为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能预测未来的法则和模型。
直到不久前，对我的金融市场观点，学院派经济学家们还是要么无视，要么置之不理。在2008年崩盘后，一切都改变了。反身性得到了认可，但是不完善知识经济学（Imperfect Knowledge Economics）却被拒绝，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仍然没有得到我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深刻反思。反身性已经被经济学界接受，他们放弃了单一平衡改而讨论多重平衡。但是这还不够。经济学家们也必须认识到市场参与者、监管当局的易谬性。 光靠研究多重平衡不能理解真正的动态场景。 我们需要研究变化的过程。
在这一点上，欧元危机非常有教育意义。从中可以看出，曾在某一时刻起作用的政策在另一个时刻却不再有效了。也可以看出误解和谬见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因为欧元危机当前对全球经济有着压倒性的影响，所以我接下来的讲话将全部用来讨论它。我必须首先发出一个警告： 讨论将会超出经济学理论的范畴，涉及到政治和社会哲学。这个案例是不完善的市场和不完善的当局之间的反身性相互作用的绝佳例证。这种相互作用一直都在进行，而泡沫仅仅是难得才出现一次。这种相互作用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以至于给全球经济都投上了阴影，倒是一个很罕见的场景。这是怎样发生的呢？ 我的解释是其中涉及到一个泡沫，不过这并不是一个金融泡沫而是一个政治泡沫。其涉及到欧盟的政治演化，而且使我得出一个结论，即欧元危机有可能摧毁欧盟。为什么这么说呢？
根据我的理论，一个盛衰过程或泡沫含有两个成分： 一股现实中出现的趋势和一种对此趋势的错误解读。在繁荣阶段，欧盟就好似心理学家大卫•塔克特（David Tuckett）所说的"梦幻之物"，不真实但却极其诱人。欧盟是开放社会的实例，一个在民主、人权、法治原则上成立的国家联盟，在这个联盟中，没有任何国家或民族占据主宰地位。
欧盟的整合过程有一小群目光远大的政治家充当急先锋，这些人的做法就是实践了卡尔•波普尔所说的渐进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理论。他们意识到完美难以企及，所以他们设立有限的目标和坚定的时间表，然后鼓起政治意愿前进一小步，他们完全明白，前进了一小步之后，还会发现新的不足之处，然后就需要再迈出一步。这个过程中每一步的成功都会形成正反馈，非常类似于金融泡沫。欧洲煤钢共同体就是这样逐渐转变成欧盟的，积跬步而至千里。
德国曾是这一努力的急先锋。当苏联帝国开始解体的时候，德国领导人认识到德国的重新统一只有在欧洲更团结的大环境下才有可能，于是他们愿意为欧洲的团结作出可观的牺牲。 在讨价还价的时候，他们愿意比别的国家奉献多一点得到少一点，因此帮助了协议的达成。 当时，德国的政治家曾宣称德国没有任何独自的外交政策，德国只有欧洲外交政策。
在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并引入欧元时，这个进程达到了高潮。然后就是一个停滞阶段，在2008年的崩盘之后，转而进入一个解体的进程。在雷曼兄弟银行破产之后，德国迈出了第一步，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宣布，对其他金融机构提供实质性担保应该由各国各自进行，而不是由欧洲联合担保。金融市场一年多以后才明白默克尔的声明说明了什么，这说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根基中存在缺陷，体现了欧洲各国当局的易谬性。缔造者们知道欧盟的主要弱点： 只建立了一个货币联盟而没有建立政治联盟。不过缔造者们相信，当有需要的时候，就会产生政治意愿，为了形成政治联盟而迈出必要的步伐。
但是欧元还存在着一些缔造者们也没有意识到的其他缺陷，甚至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懂这些缺陷。首先，没有考虑到易谬性： 既没有确保条约能履行的执行机制，也没有退出机制。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也假定只有公共部门才会导致无法容忍的失衡，市场有能力校正自身的过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本意是为防止公共部门的失衡建立一个有效的保障（译注：指对财政赤字的规定）。结果，欧洲央行启动之后，其视政府公债为无风险资产，各银行可以持有公债无需为此拨备任何准备金。（译注：显然因为有对财政赤字的规定，确保了公共部门不会失衡，所以视欧元区国家公债为无风险资产。） 这就鼓励了商业银行囤积经济较弱的欧元区国家债券，以多赚些收益率基点。这导致欧元区各国利率趋向于一致，不料，利率趋向于一致导致各国经济表现分化。在两德统一的沉重负担下挣扎的德国进行了结构改革，竞争力变得更强，其他国家则享受了一个房地产繁荣，导致竞争力下降。其他国家在2008年崩盘后不得不拯救自己的银行。这就产生了大大违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情形（译注：指各国08年后救市的赤字财政，用国债扛银行的坏账，违背了条约。），导致了完全出乎意料的后果。本来被视为无风险的政府公债被证明含有巨大的信用风险。
很不幸，欧洲当局对到底是什么打痛自己并没有什么理解。他们是准备对付财政问题，不过只有希腊才算是财政危机，其他欧洲国家遭遇的是银行业危机和竞争力分化危机，也导致可能产生国际收支危机。当局没有理解问题的实质，更不用说找到解决方法了。所以他们只是试图拖延时间。
通常这招是有效的。金融恐慌会平息，当局的干预行为还能获利。但是这次不一样，因为金融问题被欧盟政治解体进程所强化。在欧盟创立的时候，领导人都是朝着进一步整合的方向努力的急先锋，但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的当局变得热衷于保持现状。这迫使所有认为现状无法持续或无法忍受的人站到了欧盟的对立面。这就是导致欧盟走向解体的政治动力，和当年欧盟创立时的政治动力一样也是自我强化的。 这就是我说的政治泡沫。
在危机爆发之初，欧元区解体曾是不可思议的： 以一种共同货币计价的资产和负债混杂在一起，解体会导致不可控的崩溃。但是随着危机的发展，金融系统日益按照国家重新安排。这种趋势在最近几个月里势头增强。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使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银行能进行利润丰厚而且风险很低的套利，即从欧洲央行借低息贷款，买进自己所在国的高息公债。而欧洲央行持有希腊公债得到优惠待遇，将会打压其他投资者持有主权债的积极性。假如这种情况再持续几年，那么就可能让欧元区分家不崩溃了，鸡蛋卷儿可以变回鸡蛋（译注：这是一个比喻，欧盟各国好似多个鸡蛋混起来煎成的蛋卷，分家就好似蛋卷再变回一个个的鸡蛋。），不过将会导致债权国央行持有债务国央行大量债务，而这些债务将会很难收回。
德国央行已经意识到这个危险。其现在采取了行动阻止资金供应的无限扩大，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从而万一欧盟解体，能把损失控制住。这就产生了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旦德国央行开始警惕解体，那么所有人都会这么做。市场已经开始反映出这一点。
德国央行也正在国内收紧信贷。假如德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那么这是正确的政策，不过背负着沉重债务的其他国家们正急需来自德国的更强劲的需求以避免陷入衰退。假如没有更强的德国需求，则去年12月达成的欧元区"财政协定"就不可能行得通。负债沉重的国家会要么无法执行必要的措施，要么就算执行了，也因为需求崩溃而无法达成目标。不管如何，负债率将会上升，和德国的竞争力差距将会增大。
不管欧元是否能活下去，欧洲都面对长期经济停滞或甚至更糟的情况。类似的事情也曾在其他国家发生过。在1982年之后，拉丁美洲惨遭失去的10年，日本经济停滞25年，但都撑住了活了下来。不过，欧盟不是一个国家，所以欧盟不太可能活下来。债务通缩陷阱可能会摧毁一个尚未组建完成的政治联盟。
前景阴暗。肯定有方法可以避免这样的阴暗前景，毕竟历史并非被预先写定。现在，欧洲团结在一起是因为有严峻的必要。这并不有利于形成和谐的伙伴关系。在还只是一个想法的时候，欧盟曾是一个"梦幻之物"，一个令人向往的目标，但在成为现实之后，欧盟却变成了一个讨厌的强加之物。扭转这个看起来无可避免的命运的唯一方法是把欧盟重造为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梦幻之物。欧盟具有开放社会的潜质，可以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榜样。所有需要做的是重新回到开放社会的原则，这就要求当局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改正那些错误。安格拉•默克尔有迹象在这么做了，但是德国当局，尤其是德国央行和宪法法院却在死心眼地执行已经被证明行不通的法律。这就使得本来应该是前进基石的法规变成了寻找解决方案途径上挪不开的挡路石。我相信，即使在现在这样的晚期，还是能够找到解决方案的，但是将需要德国大众转变思维。
我可以指出通往解决方案的路径。首先，管理欧元区的法律失败了，需要从根本上修改。死守一个行不通的现状，只会使局势恶化。其次，当前的情况已经远远违背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了回到常态，需要采取特殊的措施。最后，新的法规必须考虑到金融市场的内生性不稳定。
我已经把这些总体原则诠释成了一篇实用的建议，就刊登在今天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上，不过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讨论那个建议。
总而言之，对欧元危机的讨论可以说明易谬性和反身性如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社会变化过程的有趣视角。我愿意承认我的概念框架发展还不够完善，不足以用作一个新的范式。但是我倾向于认为假如其他人也能发展这个概念框架，那么它将能成为一个范式，新经济思维研究所现在正在沿着这些思路向前做更多研究，我感到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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