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驥：家是中文，不再是中國──專訪流亡作家貝嶺

明報 27-6-2012

內地流亡作家貝嶺，是在台北的傾向工作室主持人及國際筆會下的獨立中文筆會創會人，也是桑塔格、哈維爾等蜚聲世界作家的友人。2000年夏，他因在北京印行文學人文刊物《傾向》第13期，被當局控以「非法出版罪」入獄。在桑塔格等國際作家的營救下，終於獲釋，但代價是離開中國，流亡。
今年六月初，貝嶺從台北來港參加在城市大學舉行的「真相與文學」研討會。第二天，當他得知下午有港人悼念離奇死亡的六四民運人士李旺陽的遊行後，便決定馬不停蹄專程趕往參加，沒想到反成為多家媒體採訪的對象。貝嶺說，在遊行中見到如此多香港年輕人的身影，讓他很感動盈淚。遊行翌日，在中文大學採訪貝嶺。他一襲有覑濃重傳統風格的中式服裝，又寬又厚，即便是樸素的黑色，在人群中也格外突出。近12年不能回到故鄉北京，這身衣服彷彿被寄予了他濃濃的鄉愁。
漂泊多年，貝嶺愈來愈被強化了流亡作家的身分，而他對文學的理解也愈來愈深刻。貝嶺認為，將來的中國文學史，和前蘇聯及東歐的文學史一樣，流亡文學一定是其一部分，而且重要。而他也承認，在當今的文學世界裏，他可能是符號最明顯的流亡作家——因為很多前流亡作家已回到中國去了。貝嶺說：「我也想回到母語環境，但我的書、我編的書不能在中國出版，人回去有大用嗎？作家的身分證是書。」而在去國離鄉後，貝嶺也漸漸認識到，「祖國」之於他，其實是語言。
抵抗將事物簡單化
由於貝嶺身上有「反對」色彩，有時也策劃並參與一些公共活動（例如去年六月四日，他在台北自由廣場以1001張紅色塑膠椅排成「艾未未」三個字，以呼求予當時還被北京當局拘禁的藝術家艾未未以自由），所以大眾很容易強化貝嶺的「公知」身分，認為他更是一個「文人」。但實際上，貝嶺十分警惕這一簡化的評價。他甚至會不斷提醒自己，不要因此而失去文學的敏銳與標準。
貝嶺特別強調，一個作家面對國家與統治必須要有「美學上的抵抗」。在整個訪談過程中，他反覆提及「抵抗」。貝嶺說：「抵抗的意思是，它強你弱。」他不願意被簡單標籤為一張臉譜︰「異議分子」。他認為，一個作家或文人在寫作、編書或出版的過程中勢必會不斷進入大眾視野，但怎樣在文學和「公民」之間尋求平衡，是非常不容易的。
貝嶺不久前讀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在台北的話：作家要躲避政治對你的誘惑。高氏認為作家從政或者介入政治，很容易變成宣傳品或者犧牲品。他認為，「這是經歷過後的肺腑之言。」不過，高氏舉了一個特例，就是法國大作家馬爾羅（Andr赌Malraux）是法國戰後最重要、也對文化影響深遠的文化部長。這位作家做文化部長的時候，提升了整個法國的文化品位。
不容否認，世界上存在多種評判標準，而標準與標準之間有時難免是對立的。譬如，文學的標準和大眾的標準就不一樣。貝嶺認為，文學的標準是豐富和深刻；而大眾的標準，往往是簡單與一目了然，並且這是一股世界潮流。貝嶺說：「新聞語言的氾濫是將世事簡單化的最大禍首，因為它會將一個人的一生用兩三句話去概括。可是人生與人性如此複雜，兩三句話可以輕易定位嗎？所以，作家最大的使命是要抵抗非黑即白的簡單化。」怎樣抵抗呢？貝嶺說，首先作家的語言表達要警惕被簡單化，不要迎合媒體，用三言兩語談論人的一生，避免一言以蔽之式的判斷。
流亡文學之定位
貝嶺坦言，抵抗簡單化不容易做到：「你在抵抗將事物簡單化時，很容易被大眾文化中的粗糙、粗俗、粗淺、粗鄙、粗陋所影響及同化。如果沒有自我警覺的話，你很容易就失去，以接受簡化的表達。」
在貝嶺心目中，將二者平衡得最好的或許是桑塔格。他認為，當我們談論桑塔格時：「她作為書評家、批評家、作家的豐富性，絕對要和她被當今已所稱的公共知識分子身分有嚴格的分別，不能混為一談。不能用非專業的語言談論文學，也不能用複雜的文學表述從事公民的社會介入，因為二者需要不同的專業態度與認真。」
一個作家的本分是將文字打磨好，然後才可以談其他。貝嶺說：「我已是不幸而言中者，作家永遠要記住，你的書要大於你的姓名。」他借用捷克裔法國小說家昆德拉的話說：「當卡夫卡的名字變得比卡夫卡的小說《城堡》還有名時，卡夫卡的不幸就開始了。」
相對而言，和其他中國作家相比，貝嶺在這方面受到的影響是小的。因為作為一個流亡作家，他所面對的媒體是有限的，他說︰「在我祖國的文學史中，我是一個零。但他並不因此焦慮，還說自己『或許』多少避免了如其他生怕被遺忘的『歸國華僑』作家被『整容』得光彩照人的誘惑。」
當談到二十世紀文學史時。貝嶺認為，文學這一古老的行業中，流亡文學在二十世紀特別興盛，那和暴政與全球化有關，尤其二戰以後的共產主義國家，驅離了一大批作家。在東歐及前蘇聯，他讀到也感同身受到了米沃什、昆德拉、索爾仁尼琴、布羅茨基等傑出的流亡作家。而二十世紀流亡文學中的最後的作家群體，是因中國的1989年六四而產生的流亡作家。貝嶺說他不會去寫文學史，但他希望成為流亡文學中重要的一分子。
關於作家的定位，貝嶺覺得，作家好為人師的時代已結束了。今天，作家更是時代與世事的見證者。那麼，作家與記者的區別是，作家在意最細微的細節。由於專業的不同，作家與記者呈現出來的「見證」也不同：「作家要反映的更多面，既有正面反面，還有側面。」相信這也是貝嶺本人對自己的要求。
關注華人文學出版
作為文學家，貝嶺觀察中國，關心政治、文化與思想中醒目的公共事務，可他更願意花精力關注華人世界是否出現了一些好的文學雜誌、書和詩集等等。對香港的文學雜誌、書及書店，是貝嶺此次由德國赴台北再抵港要去看和觀察的目的之一。例如，貝嶺看重香港新型的文學雜誌《字花》，和傳統的文學雜誌相比，《字花》的欄目更為多元和豐富，也不避政治現實，多少跳脫了香港地域色彩，也對世界文學有所關注。但《字花》仍然不是貝嶺心目中最有重量的文學雜誌，因為它畢竟還是要面對香港的文學分眾。因他認為自己對香港文學「半生不熟」，肯定會「掛一漏十」。入貝嶺法眼的香港作家不多，詩人有黃燦然和廖偉棠，還有早年的也斯。他稱董橋的隨筆、散文「文貫中西」，拈來都是學養，是散文大家。而在香港的專欄作家中，馬家輝下筆無所不涉，敏銳又感性，且從未失文學筆觸。香港的小說家中，除了書已等身的西西與董啟章，他發現了一位雖「不見經傳」，文字與敘事卻讓他「驚艷」的小說家陳慢由，他推介她由Kubrick出版的長篇小說《自圓記》。他對書評特別關注，而書評，非梁文道莫屬。而十年前的「老戰友」、《傾向》主編、流亡詩人孟浪從新移民成為出版人，其轉型中的成就，令貝嶺刮目相看。
失去母語環境
流亡已十多年。如今的貝嶺，從護照上，已是美國公民。但他並非剛離開中國便選擇成為「美國人」。十多年前，他眼中的美國是個「傲慢卻也容人的國家」，其國民大多「不知天高地厚」。他不喜歡傲慢的操英語者，天生是個喜歡「和地下人在一起」的人——這或許和自身的遭遇有關。但在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貝嶺覺得美國在那時成了「受難國家」，對美國的認同因受難而感同身受，因此，也入了美國籍。
最近，貝嶺在德國二戰後最重要的文化重鎮蘇坎爾普出版社（Suhrkamp）出版了德譯的文學回憶錄《逐離︰中國》。在書的封底寫覑一句話：「家是中文，不再是中國」。在外漂泊了這麼多年，他至今不認可「異議作家」這一簡化的稱呼，只說自己只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沒有出版自由的體制下，曾經因印行文學刊物而短暫入獄的文人」。他說：「我的精神養分，在離開中國前主要是通過閱讀獲得；在離開中國後，則既通過閱讀又是面對與聆聽作家本人及交談多重獲取。」他又說：「當一個人已經失去母語環境，若再不去面對英語世界，那就真的一無所有了。」他堅信真正的文學圈子，從來都是少數人的「小圈子」；但這個小圈子，或能影響多數人，「提升人們對世事複雜性、豐富性的認識」。
簡短的採訪無法盡述文學家的所有思考。或許如貝嶺本人所言，應該先閱讀作家的作品，而不是面對作家個人。那麼，不妨去讀讀貝嶺的書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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