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閱讀：民主中國何去何從?
http://chinese.wsj.com/big5/20120615/CWS080223.asp
2012/06/15 08:02:23
“大轉型”的迷茫和共識 / 崔宇
“轉型”是晚清至今中國未竟的事業，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在離奇曲折的社會轉型中，或奔走疾呼，或漠然麻木，或急功近利，或悵然若失。“轉型”之所以尚未成功，關鍵在於轉型的努力一次次被打斷，導致轉型的共識也一次次被撕裂，以至於到了21世紀的今天，中國向何處去依然是一個問題。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韋森的《大轉型》（2012年6月，中信出版社）一書，則給出了自己旗幟鮮明的答案──“構建民主法治下良序的市場經濟秩序”。
這個答案聽起來很耳熟，似乎也不缺乏共識，因為“民主”、“法治”和“市場經濟”這些概念，不僅寫入了憲法，而且也經常見諸於各種官方報告中。但正如 韋森 教授所擔心的，現在我們極需要廓清的是“到底什麼是法治？什麼是民主？或言我們到底要什麼樣的法治？什麼樣的民主？”
當“民主”、“法治”和“市場經濟”前面加上了“社會主義”，一切都變得“中國特色”起來：社會主義民主滑向了威權下的“集中”；社會主義法治滑向了政府超然於法律之上的“以法治國”，而不是“依法治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滑向了政府運用、參與、經營、控制和統禦市場的國家資本主義。而憑借著過去30年特別是過去10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法治和市場經濟被冠之以“中國模式”橫空出世，決策層和部分知識分子也因此沾沾自喜固步自封。全球化紅利下的經濟盛世，再加上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依靠“中國模式”在世界各經濟體中暫時一枝獨秀，讓當下中國向民主法治下的市場經濟社會轉型的共識，裂痕越來越大。
正因如此，《大轉型》一書在當下有著特別重要的價值。無論是剖析中國經濟奇跡的根本原因，還是反思中國的稅收和財政政策，無論是探究中國宏觀經濟的運行機理，還是分析世界經濟衰退的深層原因， 韋森 教授都在殊途同歸地捍衛市場經濟這個最不壞的資源配置方式，捍衛憲政民主這個最不壞的人類社會普適性規則，同時，他也給出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稅收（憲）法定和預算民主。
對於中國經濟奇跡的根本原因， 韋森 教授對張五常的“縣級政府競爭說”做出了商榷。地方政府為了發展而進行的競爭的確存在，“發展主義的政府”也的確推動了經濟增長，但這只是部分和次要原因。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地方政府也想發展，也想競爭，但由於沒有引入市場機制，競爭最終演變成了權力鬥爭，也導致了趕英超美的“大躍進”悲劇。而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正是從農村到城市逐漸引入了市場機制，才啟動了資本、資源和勞動力，才通過沿海地區的“中國製造”創造了中國經濟奇跡。
盡管地方政府競爭解釋了中國經濟奇跡的部分原因，短期內也具有一定的經濟效率，但這種發展模式結果讓“各級政府官員以及國有企事業單位的高管在一個巨大行政科層中不斷運用自己所掌控的權力和掌控的資源進行層層尋租”，這對經濟可持續增長無疑是負面影響。一方面，政府財政收入份額的不斷擴大，會讓內需難以啟動；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通過商業銀行借貸積累了大量債務，不僅擠壓了中小企業生存空間，還將導致貨幣超發和資金配置的低效率，為短期的通貨膨脹和長期的經濟衰退埋下種子。此外，這種發展模式也讓政治改革障礙重重，因為如果只有依附權力才能獲取利益，也便失去了挑戰權力的勇氣。
面對經濟和政治領域的雙重困境，稅收法定和預算民主便成了最佳的突破口。從經濟領域來看，內需是經濟增長的穩定器，對中國而言，潛在的內需尤為龐大，但之所以遲遲無法啟動，主要是因為居民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較低，導致龐大的中低收入階層沒錢消費和不敢消費。因此，減稅富民是啟動內需的最佳途徑。盡管中國政府近幾年也在推進結構性減稅的工作，但由於目前中國的宏觀稅負水準較高，要實行的是總量減稅，而不是有增有減的結構性減稅。而要實現總量減稅的目標，依靠政府自覺擠牙膏是不夠的，這就需要預算民主和稅收法定，讓人民代表大會起到監督和制衡作用，讓稅收進入法治化的軌道，不能再讓政府唯我獨尊地依靠行政法規來增減稅收。
從政治領域來看，正如 韋森 教授所言，憲政，即“限政”，最根本的就是限制政府的征稅權；而“民主政治，不只是個在形式上民主選舉政府領導人以及黨內民主問題，而實質上是個政府的民主預算問題。沒有預算民主，任何民主政治都將是空的”，而且，“憲政”開始不一定是“民主的”。因此，稅收問題是中國向憲政民主社會轉型的“牛鼻子”。除了培養納稅人的權利意識，當務之急，便是推動《預演算法》的修訂，《預演算法》的修訂已經蹉跎了15年之久。現行的《預演算法》本質上是財政部門自導自演的“組織法”，未來要徹底把《預演算法》修訂成為 “權責法”，成為人大制衡和監督財政部門的法律。
有句老話叫“條條大路通羅馬”，但當下中國的“大轉型”既缺乏目標的共識，也缺乏手段的共識，或者說，“心中的羅馬”在哪裡並不統一，即使統一了，如何在避免社會動盪的前提下，少走彎路地抵達“羅馬”也不統一。
一百多年前，“心中的羅馬”是一個打破傳統、驅逐國民劣根性、追隨“德先生”和“賽先生”的現代社會，但通往羅馬的條條大路，被侵華戰爭和國共內戰所阻斷，也就是所謂的“救亡壓倒了啟蒙”。建國以後，“心中的羅馬”發生了改變，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描繪了共產主義的美好藍圖，但在缺乏工具理性和個人權利等現代性要素的前提下，這種“反現代性的現代性”實驗最終以大躍進鬧劇和文革悲劇收場。彼時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其實披著封建主義的外衣，而“政統”與“道統”的合二為一，或者說集權者不僅掌握權力還掌握真理，讓啟蒙觀念幾乎在中國盪然無存。
改革開放至上世紀90年代初，新一輪啟蒙之光再次在中國大地閃耀，“心中的羅馬”再度輪回到了一百多年前的共識，但學理上的探討在現實層面遇到了挫折，一場政治風波既讓啟蒙思潮沉寂，也讓知識分子內部產生了分化，不僅“心中的羅馬”千差萬別，“大路”也千條萬條，交集甚少。過去10年，隨著中國經濟經歷了改革開放以來最長時期的高速增長，大國崛起心態驟然凸顯，導致分歧進一步加劇。盲目反西方的狹隘民族主義和標榜個性忽視共性的歷史主義等等思潮，在決策層、部分知識分子和公眾心中紮根。從“中國可以說不”到“中國不高興”體現了這種思維的變遷，其潛台詞都是“中國不一樣”。
事實上，如果中國經濟不再持續高增長，標榜“中國不一樣”的呼聲也終將失去生存土壤。當下，正是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中低速增長的拐點，如果依然沉迷於“中國不一樣”，將延誤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當10-15年之後，經濟低速增長，而貧富差距依然拉大、個人權利依然缺失，社會的穩定性將難以維持，屆時人們就會發現，中國沒什麼不一樣。正因如此，說當下是“大轉型”的良機並不為過。
至於轉型的動力，來自你、來自我也來自他，這裡尤其要重視知識分子的啟蒙責任。知識分子要獨立於權力、金錢和大眾，起碼要試圖告訴人們歷史上發生過什麼、現在正發生著什麼，而且要喚醒大眾的工具理性。此外，如 韋森 教授所言，知識分子首先要啟蒙自己、點亮自己、弄清自己，只有這樣，才能照亮別人。作為公眾來說，要積極參與公共生活，追求個人權利，要讓決策者知道，個人權利不僅是市場經濟的基礎，也是民主政治的基礎，不保障個人權利，中國難以走向現代性國家，將繼續在成王敗寇的傳統中輪回。
生活在“大轉型”的時代，也許是幸運的，若幹年後，回首今日，希望我們會欣慰地說，看，我無愧於那個時代，因為我改變了那個時代。
from 椰子樹下打盹的哲學家 http://tw.blog.yahoo.com/mesg/mesg.php?type=error&key=article_not_fou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