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哀悼所有壯烈成仁的北京愛國同胞
強烈譴責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
向文匯報全體員工致崇高敬意
梁振英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
這個聲明裏的「梁振英」，很可能是我們七月一日之後的新特首梁振英；也就是說，由於梁振英一直沒有公開回應六四事件，他所說的「沒有新補充」，是不是對這個聲明的「沒有新補充」？當然，也有百分之一的可能，這個刊登聲明的「梁振英」不是今天風頭甚勁的候任特首。或者說，連當事人也許忘了某年某月曾經刊登聲明，這不奇怪，十年前的事亦不一定人人記得，在記憶的沉澱過程裏總會有著遺忘，哪怕是刻意的遺忘。
六四二十三周年，我看著二十周年再版的《人民不會忘記》，書題蒼勁的毛筆字是舊友手筆，還記得他在燠熱夜裏在毛紙上寫字的情景。刻骨銘心的事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六四已經成為香港特首的原罪，而且這一發展趨勢是愈來愈「沒話可說」。到七月一日，十五年間三名特首，董建華是曾經回應六四事件的，他的六四「包袱論」要香港巿民放下六四，云云。曾蔭權也回應過六四，「我明白港人對六四的感受及看法，事件發生之後，國家發展有驕人成就，為香港帶來繁榮穩定，相信香港人對國家的發展有客觀的評價……我的意見就是代表香港人整體的意見……這也是我現在的看法」。董曾都表了態，梁卻一言不發，不置一詞。有人說，這題目是難以開口評論，也有人認為連表態都沒有，不敢面對社會。我卻在這些嘮叨講話和拒絕評論之間找到一個共通點﹕機會主義的成分多得駭人。
機會主義成分多得駭人
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前後正值我的認識中國政治啟蒙，也是中國政治翻天的年代。父親是工會鐵桿成員，天天拿報紙讀「帝國主義一天一天爛下去，社會主義祖國一天一天好起來」，可是家裏老是三天兩頭把花生油寄回大陸親友處，看母親把舊衣服用白布包起，用毛筆寫上地址到郵局寄回老家。在那腥紅的年代，工會裏沒有人質疑偉大祖國出了什麼事。年輕的朋友也許不知道，那些年左毒氾濫，一角錢一份的香港《文匯報》是用簡體字印行的。一九七六年初是四五天安門事件，之後工會天天開會學習中央指示，一個幾百人的工會的「中央最高指示」其實是幾份左報的新聞，內容八九不離十是狠批翻案風，或是狠批唯生產力論，早些時則是學習《反杜林論》。對於一個剛上中學的少年來說，這些字我都認得，說的內容一句都不懂。只是聽父親說，工會批判起來，有人哭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鬥垮鬥臭走資派。
同年十月的一個星期五下午，我一身汗水從學校跑到亞皆老街洗衣街交界，報紙檔的《工商晚報》頭版斗大標題是江青張春橋被捕。那時還沒有「四人幫」這個名詞。變化是從那天傍晚開始，工會沉寂下來，學習會馬虎交差，人人心裏激盪不已——北京出了什麼事？大半個月後，北京上海廣州都有幾十萬以至上百萬人上街慶祝打倒四人幫，工會的學習會重新展開。今次是狠批四人幫，再有人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哭聲震天批評四人幫禍國殃民，把毛主席的紅旗玷污了。這些人包括幾個月前也是涕淚交零的那幾位，不知就裏的，往往容易把他們誤認在文化大革命吃盡苦頭的一群，殊不知這幾號人半年前才要把毛主席的革命推行到底，要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的紅色江山。
中國政治最容易培養兩頭蛇，文革之後有個詞很妙：騎牆派，一個人騎在高牆上兩邊盡收眼底，這邊風光獨好就倒過來這邊，一到風雲色變就倒向另一頭。對於至今不渝的極左派，我總覺得他們有政治信仰的自由，改革開放都三十幾年，他們要信毛澤東那套是他們的事。就等於今天美國共產黨那樣，又或是七十年代末的日本共產黨一樣的充滿毛派色彩，他們篤信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救世界，沒有壞心腸，只是相信。英國倫敦海德公園在我勾留的時日裏，每逢星期日都去看人演說，有個英共老頭，站在肥皂箱上，前頭貼英共機關報《星晨報》（The Morning Star），大談共產主義；當時是戴卓爾夫人民望最高峰期，半左派的工黨連混都沒法混下去，何英共。老頭的聽者寥寥，他卻口沫橫飛，不能自已，沉醉在共產主義世界大同。日共機關報《赤旗報》是另一類，一九七九年中共出兵越南，《赤旗報》認為北京是帝國主義者，於是派人到越南採訪，記者高野功在戰地被子彈擊中身亡。英共早於一九九一年隨蘇共解體，日共也失去了安保鬥爭年代耀目的光彩，儘管在國會還有幾個議席，但與宮本顯治當委員長時相比，今天日共只是邊緣小黨，但仍是挺直腰板的小黨。
不談六四早已料到
梁振英不談六四早就料到，很簡單，他在中國政治這一塊只能規行矩步。這不是與他得到或得不到中聯辦的支持有關，而是從根本上他不是曾鈺成那種。中共一貫以「用」和「信」交替處理港事，曾鈺成的是「信」，他的忠誠不會因為一件事兩件事產生根本變化，這就是劉賓雁《第二種忠誠》主人翁陳世忠的那種「向親愛的黨獻出我一顆僅存的赤誠之心」，所以曾鈺成可以講「關於六四，我曾公開說過，很清晰的，當年政府當然是做錯，否則就不會死人」仍然獲得充分信任。梁振英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的聲明說過，但至今沒有再完整置喙，除了他小心翼翼，更多的是不存在中共足以信膺的第二種忠誠。
中共近十年全力塗改六四史實，包括「經濟發展優次論」——以經濟成就高於一切來矮化六四衝擊；有「中國人權進步論」——中國人民普遍能吃飽飯，證諸今天比以前好，以此蓋過六四屠殺；有一種「西方和平演變論」——六四後曾經盛行，但當鄧小平的孫子也是美國人之後便漸次銷聲；最下三濫但也最常見的是「理性討論、客觀分析論」，把一件人人都知道都看過的事實，以所謂再討論來分拆剖開，以枝節小疵圖推翻大局。香港一些人對此很熱中，但都無法扭轉形勢，徒變小丑。
諸多法寶俱無作用，因為事實太真實亦太血腥，完全與人們理解的「愛民如子」的中共背道而馳。我在寫這篇周記前，到YouTube上找了一大批和六四有關的錄像，再把相關的評論快讀一遍。我猜，可能要待親眼目睹六四的一代全部死清光、YouTube被中共中央宣傳部收購，指鹿為馬的伎倆才能有操作空間。
人的大腦其實有好多空間，可以永遠儲存大量記憶，創立相對論的愛因斯坦也只用了十分之一的大腦，所謂遺忘歷史之說，非但經不起科學的測試，更經不起道德的考驗。
午夜夢迴的不能忘懷
說忘記了六四，人們會明白不是由於大腦記憶體塞滿的緣故，而是刻意的忘懷。二十三年來的六月四日晚上都是維園燭光遍地，我每次到維園參加燭光晚會，總會想一個命題﹕二十三年前在愛丁堡廣場上、在快活谷的人群裏、在蜿蜒港島北怡和街軒尼詩道上的成千上萬示威民眾裏，這些人今天怎樣——是繼續走上這條路？是假意忘記當年種種？是刻意抹黑民主運動？香港是自由社會，不可能強制不容抹去那腥紅久了後轉為暗黑的血記憶，一些人有他們忘記的自由，也有撒謊以轉移視線的自由。我只是想問，六四深夜午夜夢迴，輾轉反側不能成眠的那幾十分鐘，你們真的沒有想起那年那月揮拳疾呼「打倒法西斯」麼？真的沒有想起年輕的身體在五十噸的坦克下壓成肉泥的景象麼？
回憶是永遠抹不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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