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勃拉曼尼亞的預測
中國《第一財經日報》評論部主任 徐以升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大預測
“在所有的錯誤形式中，預言是最不需要承擔後果的。”——英國女作家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在其作品《米德爾馬契》（Middlemarch）中的這句話，總是讓人回味無窮。
對中國未來的預言，是所有未來世界預言中最驚心動魄的。在十年前，人們更多聽到的是“中國崩潰論”，現在則有大量人士論證“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主導世界”、“中國超越美國”。
中信出版社新近翻譯出版的這本《大預測——未來20年中國怎麼樣，美國又如何？》是這一類別的代表作。作者為世界知名智庫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著名經濟學家阿文德•薩勃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他曾擔任國際貨幣經濟組織研究部副主管。
筆者讀這本書還有兩個小原因，一是大名鼎鼎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掌門人伊芙琳•羅斯柴爾德爵士和琳•羅斯 柴爾德 夫人4月在北京一次會議上推薦了這本書，二是4月該書作者在北京參加會議，作者的“簽名版”提供了額外的閱讀動力。
這本書基本講了兩個邏輯，一是簡述從英國到美國的世界主導權轉移，二是詳細論述為什麼中國會在20年後的2030年主導世界，作者還專門花了一章說“為什麼我對中國的預言準確率會是100%”。
實際上，二戰以後，關於其他國家超過美國的預測，已經發生過兩次。上世紀50-60年代，“蘇聯超美”的預測在美國非常有主流影響力，當時的邏輯是“一個集權制國家比自由市場的民主國家更具先天優越性，並預測蘇聯可能在70年代初超過美國”。可惜這一預言在20世紀80年代化為泡影。不過在80年代，關於“日本超過美國”的預言再度主導美國輿論，哈佛大學著名日本問題專家傅高義1979年出版的《日本第一：美國的教訓》代表了這種思潮，認為商界和政界密切合作可以提高競爭力，擁有眼光長遠的政府官員以及集團價值觀的日本式資本主義將勝出美國。遺憾的是，到了90年代日本經濟就“歇息”了。
在這之後的新世紀，關於中國的預言開始多了起來。類似上世紀60-80年代一些人認為蘇聯、日本具備超越美國的體制優勢一樣，人們又把當今的中國稱為“國家資本主義”，尤其是以中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表現，論述“北京共識”對美國模式的優越性。
手頭這本所謂未來20年的《大預測》，則的確是這類觀點的突出表現。連早前論及“歷史的終結”的法蘭西斯•福 山 教授，都說這本書對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主導經濟力量的情景，不僅進行了生動的想像，還提供了頗為合理的論證。
合理論證？
這本書提供了什麼“頗為合理的論證”呢？
作者在書中構建了一個“經濟主導指數”，這一指數表示一國世界經濟實力的份額，衡量該國相對實力。該指數由三個指標加總而成：一國占世界GDP的份額；一國占世界貿易的份額；一國占世界資本淨流量的份額。
前兩個指標很容易理解，第三個所謂“世界資本淨流量的份額”的計算，是合併所有順差國家的盈餘作為分母，該國的經常帳戶盈餘為分子求得。該指標對經濟主導指數的含義，源自對債權國、債務國地位的認識，如果一國是大的淨債權國，作者假定其有更強的經濟實力，如果一國是淨債務國，它將受制於債權國，從而承受失去權力的痛苦。作者對該指標的計算採用流量，並稱存量也可以衡量，即一國的淨國外資產或外匯儲備。
作者還為三個指標賦予了權重，以衡量這三個指標的不同重要性。作者賦予了兩種權重組合，一是類似IMF的份額加權組合，GDP份額權重0.6、貿易權重0.35、債權（債務）國地位為0.05；二是儲備貨幣權重組合，最終為GDP權數0.35、貿易權數0.6、淨債權國地位0.05。兩組權重的共同點是淨債權國地位的權數一樣，區別則是貿易權重與GDP權重的消漲。
以如上邏輯，作者計算了1870年-2010年全球位列三甲強國的經濟主導指數。兩組權重衡量所衡量的這150年跨度的經濟主導國家大致相同：1870年代時期全盛的英帝國；1913年一戰前期的美國、英國、德國；1929年大蕭條前期的美國；1950年二戰之後全盛的美國；以及1973年的美國、德國、日本；2000年的美國、日本、中國；2010年的美國、中國、日本。當然也有微小區別，比如按第二組權重，貿易指數更大的，中國在2010年經濟主導指數就超過美國了。
之後作者進行了未來20年（2010-2030年）的預測與展望。建立在彼得森研究所的評估之上，預測美國人均增長率為2.5%，歐盟為2%，日本為1.5%，中國為6.9%。中國GDP份額將從2010年的17%提高到2030年的24%。中國商品貿易2010年占世界的9.8%，預測到2030年將達到15%，中國的貿易額將是美國的兩倍多。在資本流量也就是經常帳戶方面，作者選擇了IMF關於2010-2015年經常帳戶的預測展望，並將這些資料持續到2020年，2020-2030年作者認為中國經常帳戶將回到零的狀態。
根據如上對三個指標的展望，作者計算了2020、2030年的經濟主導指數，結果顯示，2020年中國將大幅超出美國，2030年該指數則幾乎是美國的一倍。
以此，作者強調，中國的優勢大大超出了當前的預期，中國優勢度的基礎要比公認的還要深厚，中國對美國的超出差距也大大超出當前人們的預期。作者強調，由於對未來中國的債權國和經常帳戶地位目前的保守態度，這可能還低估了中國的經濟主導地位。
作者強調，到2030年，中國的經濟地位將和1870年前後的英國或者“二戰”後的美國相媲美。以此作者強調，類似美國情報委員會關於2025年美國還將保持其超群實力的主流預測，對美國都過於樂觀了。
錯在哪里？
本文花了1000多字概述了作者這本20萬字巨著的主邏輯。只是想有利於說明本文的觀點：該書作者為什麼錯了。
首先，作者在權重中關於中國經常帳戶的預測，選用了IMF的2010-2015年展望，並將其延伸到2020年。這本書英文原著出版於2011年9月。有意思的是，2012年4月，IMF在其《世界經濟展望》中，大幅下調了中國短期、中期的經常帳戶占GDP比例的展望。IMF最新預測是，2012年、2013年從5.6%的預測分別下調至2.3%和2.6%，中期內（2017年）最多上升至4%至4.5%（從7.2%下調）。這樣，作者所計算的經濟主導指數就已經出現了明顯差錯。
自2008年以來，IMF對於中國經常帳戶盈餘一直估計過高：2007年，中國經常帳戶盈餘占GDP的比例達到10.1%的高點。IMF在隨後的2008年做出預測，未來幾年內中國經常帳戶盈餘占GDP的比例還將接近10%。而事實上，中國2010年的經常帳戶盈餘僅占GDP的4%，2011年則繼續向下到2.8%，比2007年時降低了足足7.3個百分點。IMF在報告中不得不承認：“這一反轉比預期的幅度更大也更持久”。
實際上，筆者強調的是，在2012年4月這次調整中，IMF實際上又犯下了“第二次錯誤”，即認為中期2017年中國經常帳戶還會回升到4%-4.5%。實際上這將是錯誤的，本文中筆者對此不做進一步論述（具體請見6月5日發表於《第一財經日報》的拙文《IMF的第二次錯誤》）。
以上只是該書作者的“小錯誤”。本文想強調的是，作者所構建的經濟主導指數，在1870-1971年有解釋意義，或者說能夠慣性延伸到2000年。但在當下，由於世界經濟、金融、貨幣的邏輯、理論變化，該指數構建的基礎是不對的。真實經濟、金融、貨幣的改變，呈現了與指數邏輯完全相反的思路。
這種改變在於：
1、全球化，尤其是冷戰結束之後的全球化，從全球貿易過度升級為全球投資、產業轉移，加工貿易成為新的全球生產關係垂直鏈條。這一轉變核心發生在1970年之後，並在1990年冷戰結束尤其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後逐步升級加速。其改變是，這種全球化改變了全球GDP、貿易的計量，但卻並未改變全球利潤的分佈。因此，GDP和全球貿易的絕對量，不能簡單衡量全球經濟主導力。
2、作者全書的基本邏輯是“債權國是強國，控制著投資到其他國家的資本”，尤其以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來例證。實際上，作者以1971年經濟史所總結的“淨債權國或金融提供者擁有權力，而淨債務國則很脆弱”的結論是錯誤的，作者將淨債權國在指數構建中賦予“正”，將債務國賦予“負”，是錯誤的。這本質上源於1971年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後，人類真正進入國家信用貨幣時代。這一時代的邏輯特點，與早前金本位等相關貨幣邏輯時期的本質是不一樣的。之前，貨幣、債券是資產；當今，貨幣、債權本質則是債務，中國所持有的美元資產其核心只是美國的債務，而這種債務並不具有可持續性。
3、這個世界的金融關係應區分為官方部門債權債務關係和私營部門債權債務關係。截止2011年底，中國擁有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是1.8萬億美元的淨債權國；但這主要是官方部門的貢獻，簡單計算，中國是私營部門淨債務規模高達1.5萬億美元的淨債務國。目前美國、日本等均為私營部門的淨債權國家，2008年美國危機和2011年歐債危機期間的國際資本流動均表明，在危機時期，私營部門為淨債權的國家面臨資本流入、貨幣升值，而私營部門為淨債務的國家，主要是新興市場國家，則面臨資本外流、貨幣貶值、資產價格下跌、經濟危機加劇。中國也不外於此。
如上三條邏輯的含義在於，作者以1870-1970年100年的邏輯構建了一個全球經濟主導指數，卻並未認識到當今這40年國際貨幣體系邏輯的改變，給全球經濟關係的改變。實際上，以目前的發展，到中期2017年，因為私營部門的債權債務關係的演化發展將蓋過官方部門，美國將完全有可能蛻變為一個總體上的淨債權國，而中國則可能逆向變為一個淨債務國家。
最後，筆者想為本書作者豐富一個參考邏輯。不僅是1870-2010年，人類歷史上現在幾乎唯一一個“經濟真理”，是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耗的幾乎線性關係。現在中國每年的石油消費量已經達到4.5億噸，其中中國自己生產約2億多噸，在2015年之前保持在5億噸之下是很難的，到2020年則需要思考中國會不會達到6億噸石油年消費量。這意味著到2020年中國需要每年進口4億噸石油，比現在額外多進口2億噸石油，在思考中國經濟能否主導世界之前，中國首先需要想國際能源市場是否能夠有這一可貿易量。從金融的角度說，僅僅未來中國的“能源赤字”就會推高中國的貿易逆差。
《大預測》描述了一個中國的樂觀邏輯，真正關心中國命運的讀者，將會發現這將是一個難以企及的目標。中國既需要深刻認識當今世界的貨幣、金融、能源、投資、貿易、經濟等關係，以清晰中國的全球位置，又要努力去改變這種格局，通過改變來真正實現《大預測》作者所描述的樂觀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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