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第1页:一个农民的“粮食关”纪念碑 第2页:牛寨大队的1960 第3页:倔强的“大饥荒”上书者 第4页:廖伯康：我的大跃进 3小时等于20年
 |
| 1958年，湖南平江县，人民公社提出“深耕二尺，密植十万，积肥万担，亩产万斤，创造晚稻大王”的宣传标语 |
牛寨大队的1960
他饿得没有一点力气，只走出去10米就倒在地上，心想“在这里死吧”，却又听见他那个同样饿得没劲的娘亲，蹲在门口喊：“官，你就不能死远点吗？”
本刊记者 刘洋硕 发自安徽阜阳
牛寨大队的1960年是从饥饿中开始的。
大年三十那天，队里的食堂没有开火，
村里人直到初一才分上碗红薯面稀饭，大人七分瓢、小孩三分瓢。
稀稀拉拉，“看着跟驴尿差不多”。那时村里也有人去找老雁屎，
把夹杂在中间没消化掉的麦粒洗洗，煮来吃。
村里的老人说，那哪儿算是春节？应该叫“鬼节”！
那一年，不少人真就成了“鬼”。离去的人，大多死于饥饿。
牛寨大队是当时阜阳县行流公社（今阜阳市颍泉区行流镇）
下辖的10个大队之一，1960年年初，大队总人口4062，
但到1960年年底，只剩下3132人。死了将近四分之一。
五十多年后，那些年村里挨饿的故事，
本该随着老人们的生命一一离去，但就在2011年1月，
牛寨土生土长的一个年轻人在香港出版了本《大饥荒口述实录》。
他在书中对话了当年在牛寨大队的38位老人，
记录下了这个村庄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片段。
作者是牛犇，他觉得自己写这本《大饥荒口述实录》的初衷“
并非多么高尚”。从上大学开始，他就喜欢文学，后来当了记者，
仍想着写散文、写小说。他写过短篇，写过散文，写过自传体小说…
…十几年的手稿装订在一起，足以弄成好几本大部头的书，
但始终没有人愿意为他出版。“出书”，成了他的心结。
侄子建议他，“不如写点实的”，没准能出版。他狠了狠心，
干脆就写老一辈经历的“大饥荒”。
他把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小范围内聚焦，让镜头投放到牛寨大队—
—生他养他的地方。他搜了一下，一个生产大队的口述史，
果然没人写过。
那时候牛犇并不知道，他的“怀才不遇”
却让他掘开一段段尘封在村里那些老人记忆中的惊心动魄的历史。
“官，你就不能死远点吗？”
牛犇说自己并不想渲染大饥荒的悲惨，更想展现那个时代下的人性，因为“这样更靠近文学”。不过，朋友看了那本书却问他：“你展现的为什么都是人性的阴暗面呢？”
他开始觉得这源于自己一直以来的悲观，后来想想又不对，
仿佛是那段岁月本就压抑了人性里善的一面。“
越是在那种极端的环境下，人性的卑劣展现得越彻底。”牛犇说。
牛犇突然想起，在访谈时，68岁的牛付中突然哭得泪流满面。
那一年，他快要饿死。他娘走过来叫他的小名：“官，
你要死就到外面去死，别死屋里。”
于是，他就真的“去死了”。
他饿得没有一点力气，只走出去10米就倒在地上，
心想在这里死吧，却又听见他那个同样饿得没有一点力气的娘亲，
蹲在门口喊：“官，你就不能死远点吗？”
那时候，人死了，家人还有力气的，就地浅浅挖个坑，
用箔简单包一包，盖点浮土，叫作“软埋”。家人没力气的，
就直接把尸体扔在村旁的“浪死岗”（专门扔儿童尸体的地方）。
牛付中父亲饿死的时候，在家里放了一个星期，
因为这样还能去食堂多打份稀饭。那段时间他没敢哭，“
一哭人家就知道你家里死人了”。
一个星期前，他弟弟也饿死了，“
我娘她是不愿再看到家里人在她面前死了。那样的话，
她即使不死也会疯掉。”牛付中说。
于是，他又开始爬，不知道爬了多久，遇上另一个饿极了的人。
那人出主意去偷吃生产队的豌豆苗。他们把刚发芽的豆苗“
一个一个往嘴里塞”，总算是活过来了。
公社里种下的秧苗，往往一夜之间就被饿极的社员偷偷吃光。
只好再种，再被偷。能吃的都偷，会偷就能活命，“会偷就是英雄”
。
后半夜时候，牛付中决定还是回去。那段路上，
他走着走着就碰到一个饿死的人。他也不怕了，
干脆直接从他们身上跨过去。
到家的时候，已是凌晨两三点钟，他敲敲门，却把他娘吓得不行。
他娘喊着：“官，我求你了，你回去吧，死了别再来找我的麻烦了。
”
他连说：“我不是鬼，我是人，我没死。”他娘才敢开门。
娘俩抱在一起一直哭到天明。
“那种不积德的事”
牛犇发现，在那个极端的年代，乡里间相守的规矩都不存在了，更无所谓什么道德，“为了活命，什么也都不讲了。”
由于大炼钢铁，村里的树已经被砍光。食堂没有柴火，
生产队便安排村民趁夜去扒棺材板来烧。照老理儿，
没人愿意干这偷坟掘墓的缺德事，但去扒的人便能领到一碗稀饭吃，
缺德也就不算什么了。
马春清和马昌贵当年都去扒过棺材板，每次至少得给“人家”
留一个棺材底儿。他们觉得，其实村民们还坚守着一个最后的底线，
“谁也不会去扒自家的坟”；但大家又都心知肚明，即使自己不去，
自家的坟也难以幸免。只是没人说，也没人敢去制止。
58岁的鹿振斌至今不愿提起父亲鹿少致，他认为父亲当年干了“
那种不积德的事”，是村里的“罪人”。那一年鹿振斌8岁，
饿得浑身肿胀淌黄水，连衣服都穿不上；早上被子就会粘在身上，
揭不掉。
父亲吃人肉的事让鹿振斌在村里一直抬不起头。他娘临死说，
不愿意和他父亲葬在一起；而他这么多年，也从没给父亲上过坟。
后来鹿振斌对牛犇说，“我理解他，但我不能原谅他。”
“撵那些检查的人！”
由于过度饥饿，村里不少人都患了浮肿病。但那一年，正好赶上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来阜阳视察，当地领导为了隐瞒灾情，通知各大队禁止浮肿病人出门。时任牛寨大队大郭生产队队长潘文体就听说：有个地方把所有浮肿的人都关在一座破窑洞里，窑洞突然塌了，死了一百多人。
潘文体对牛犇承认，上面来检查的时候，
他也曾把饿得浮肿的人关屋里，不准出来。但有一次，
他却豁出去了。
当时，时任阜阳县委书记处书记白永利下来检查。
潘文体虽弄清对方的职务，却觉得与其饿死，不如豁出去闯一把。
他把生产队里浮肿的人都喊了出来，“都给我撵！撵那些检查的人！
”
那天潘文体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一批浮肿的人，
一个个瘦得没人样，走路一歪一歪。来检查的白永利一回头，
看见他们，问他想干啥？他说，“我是生产队长，
我们没东西吃怎么弄？”
作为生产队长，潘文体也知道这样干后果很严重，“
但再严重也严重不到要人命吧？”后来白永利帮他写了封信，
让他拿去大队部。他挨了张效林的一顿骂，
却给生产队要来不少粮食。
村里浮肿的人越来越多，到了1960年三四月份的时候，
牛寨大队建了一所浮肿医院。孙朝山当年只有17岁，
因为和生产队长沾点亲戚，被批准住进了浮肿医院。
这里可比在家强多了，“稀饭稠点，给的量也多点”。尽管如此，
他还是看到一只老鼠从病人脚下经过，当场被大家打死，
放到锅底下烧烧分着吃了。
当时孙朝山的二叔也在浮肿病院住着。他和另外一个人正聊着天，
两人头一歪，都不行了。医院的人赶快给他们灌面糊，
另一个人没灌过来，死了。医院的人就从他嘴边接流出来的面糊，
拿过来再灌他二叔。他二叔这才捡回条命。
马春秀当时是牛寨卫生所所长，他记得，当时大队浮肿人太多，
药不够，医生只有一个办法，给病人“放水”——在病人腿上扎针，
让肿腿里的坏水从针眼里流出来。
马春秀同时负责人口统计。那时牛寨大队死了人，不能瞒报，
却必须“谎报”。他们必须给死者编谎，发烧、拉肚子……
反正得写出个病名。“你不能说是饿死的，那样上边的不愿意。”
 |
| 马昌贵、马春清（刘洋硕） |
 |
| 牛犇（刘洋硕） |
“大人仨，小孩俩，不如黑侠一大把”
在写书的过程中，牛犇发现：在那个年代，为了活下去，再小一点的权力不受制约，都会引起私欲。
对于当时食堂里的人来说，“偷吃是肯定的”。
马春采当时是牛寨大队马营小队的食堂司务长，小名儿叫侠，
人又长得黑，村里人私下给他起了个外号“黑侠”。
因为常常中饱私囊，村里人给他编排了童谣：“猪殃殃，爬园子，
正月十五炸丸子。大人仨，小孩俩，不如黑侠一大把。”有一次，
几个孩子唱着童谣正好让他听到，被他抓着打了一顿。
五十多年后，他依然不愿承认童谣里讲的丑事，
但在记者追问下也说“私心谁都有”。
他觉得自己当年也拿米糊救活过别人的命，但这么多年过去了，
村里人只记得他的坏，不记得他的好。
村里的干部常常给食堂的人开会，不准他们多吃，
但干部自己也会在食堂私自开灶。
一天夜里，徐年庄小队的炊事员王秀琴，
不小心撞见几个村干部偷偷蹲在食堂啃红薯，
她被叫去与他们一起分享。从那以后，经常有人因偷吃被轰回家，
她偷吃却再也没有被处分过。
采访过程中，
牛犇在当地档案馆发现了一份行流公社写于1960年3月24日的
《检查牛寨大队工作情况汇报》，上面写道：“从这个队里拖（脱）
产干部来说，坐不‘下去’，同时还偷吃偷喝，如周大队长（
周培云，时任牛寨大队大队长）在晚黑不断回去做私饭吃……
又如大队张书记（张效林，时任牛寨大队党总支书记），
其他的干部都下去了，他和潘书记（潘桂师，时任腰庄支部书记）
还有一会计吃白面莫（馍，馒头）和牛肉，并且还弄的酒喝。”
大队的粮食会计闫学俭则记得，大队书记张效林用公家的东西养猪。
其实，作为粮食会计的闫学俭，自己也掌握着批粮大权。
他不愿说当年是否动过私心。
 |
| 吴元仲（刘洋硕） |
“哎，说这些对毛主席可不是很有利”
牛犇从小受的教育，那三年饿死人是因为“自然灾害”，但随着与一个个老人对话，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吴元仲是当时大队的文统会计，
他记得当年亩产不到100斤的麦田，
最终被吹到了亩产2000斤。他常常为大队书记张效林准备材料，
“你要是写少了，他当时就熊（骂）你！谁不怕？
所以就闭着眼睛吹。”
为了完成交粮任务，地里的粮食被十万火急地运走。
一车一车的红薯片由于没晾干就交了上去，最终发霉烂在了粮站，
老百姓却没得吃。在那场饥荒中，吴元仲饿得右腿浮肿，但他觉得，
这也不怪张效林，都是“环境逼的”。
一旦将人性中所有的“恶”都归咎于一个时代，也就无所谓忏悔、
无所谓救赎。当年的村干部没有一个人会承认惨剧与自己有关。
牛犇问他们：“怎么能说没关系呢？”得到的回答往往是，“
上面让我这样搞，我就这样搞。”
牛犇觉得，这些老人身上“最可怕的便是麻木”，“
那个时代的人似乎没有谁去考虑是谁造成了这样的问题”。
牛犇想起自己曾在那本自传体小说里，引用过卡夫卡的那句“
你是作业，举目不见学生”，他在后面还接了一句：“但所幸，
我看到了那些在我身上信手涂鸦的学生。”这句话放在这本《
大饥荒口述实录》上，同样贴切。
不过，并非所有“作业”都“举目不见学生”。
镇上的老人刘邵起回忆，大饥荒那年，他正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和“战友”们被指派到火车站，给各地来的逃荒人送干粮。
那些人已经饿得没有人样，其中一个就来自阜阳。他说完这些，
似乎有些内疚，非常认真地小声叮嘱，“哎，
说这些对毛主席可不是很有利。”
另一些老人则对那个时代充满了恐惧。牛犇记得，
在他访问的过程中，有个老太太说到反瞒产时自己藏豌豆，
说到一半，突然一怔，不再讲了，然后问旁边的人，“
我讲这些没事吧？会不会出问题？”
“我们成了替罪羊”
写书的过程中，牛犇觉得最难的一次，是采访当时的牛寨大队书记张效林。不知是心有愧疚，还是心有余悸，老人似乎已无法面对那段岁月。最后，牛犇找了一位与他亲近的朋友帮忙，才最终说通。
虽然大队很多百姓都把矛头指向这位大队书记，
当时甚至有人专门写举报材料揭发他吃饭不给钱，
牛犇却不忍心再追问这些。张效林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
现在的干部不也一样？”
他觉得，张效林其实也是个受害者，“完不成任务上面也熊（骂）
他”，“挨饿的时候，其实他的腿也肿。”
张效林曾提起和公社队长周培云一起下乡，
两人被石头绊倒后便爬不起来，趴在地上，一直睡到了天明。“
那时候干部实在是不好当，上边经常来查，食堂没搞好，是你的事；
生产没上去，也是你的事。”张效林说。
大饥荒发生后，张效林被拉到芜湖集训，下地拉犁、干活，
像个犯人。直到后来“甄别平反”，他才被叫到另外一个公社，
当了监察主任。
他也曾反思。“当时省里不承担责任，县里不承担责任，
但上边搞的怎么能怪下边呢？”张效林对牛犇说，“谁敢提意见呢？
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况且一两个人也坚持不了，
结果我们成了替罪羊。到最后一起处理，说这是一批坏干部。”
牛犇曾试图寻找村里那些时代的烙印，比如当年的食堂、
当年的浮肿医院，却一处都没有找到。他小时候，“大跃进”
时被砍光的树已经重新种上，每到这个季节，
乡间便是一望无际的麦田。
大饥荒仿佛只是无情地带走了930条性命，未留下任何痕迹。
书写完后，每次回到牛寨，
牛犇都会听说书里的某个老人已经离开人世，
当年差点死在外面的牛付中、食堂司务长“黑侠”马春采……
更多老人，只有在年轻人浪费粮食时，
才会语重心长地讲起那个挨饿的1960年。
当年的大队书记张效林，如今已经站不起来，每天瘫在椅子里，
守在电视前看戏。听到“1960年”和“大饥荒”，
老人像个孩子一样，拼命把记者的名片往门外扔，
不肯承认自己就是书中的张效林。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from 一切源于热爱这个国家 http://blog.sina.com.cn/s/
blog_4f11be540102e06u.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