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26日
【明報專訊】民主政治——就算只是局部的民主化——最為有趣的地方，是它較為立體。
試想像一下，假如現時立法會的議席是委任制，受委任的議員只需要向北京或特區政府效忠，那麼那些出了洋相的議員大可以一切如常，懶理社會各界有何反應；只要有權委任他們繼續當上議員的權力來源覺得仍有價值的話，則應可以安枕無憂的等待下一次任命。這一種政治是平面的，由權力來直接操控。可是，當我們的政治制度不再完全由某一方面所支配，而是包含了某個程度的代議的元素時（儘管可能只是功能組別的選舉），則不能避免的打開了不同的可能性。舉例：就算作為建制派，也不可能只靠「聽教聽話」，跟隨指示便成功扮演其政治角色。這裏所講的不單止是他們需要面對自己所代表的界別，而且還要——無論是如何的不情願——面向社會上的公眾（而我們都知道，部分建制派議員是循地區直選而進入議會的）。雖然一般市民沒法直接以選票來懲罰那些令人失望的議員，但當負面意見累積到一定程度之後，總不會全無影響。在宏觀的層面上，一個沒有公信力的建制派，基本上不可能為特區政府施政護航。有時候，他們有可能是特區政府的「負資產」。
這說起來是相當諷刺的一回事：建制派一向「聽教聽話」，並以此作為長期留在權力核心的方法，可是亦正是這個原因，他們總不能在廣大群眾面前建立一種有獨立思考、有自己一套政治主張和社會議程的形象。長期以來，建制派一直被人視為依附於權力中心的一群，到了緊急關頭一定會歸隊，而不會以事論事，敢向權力中心提出另類的選擇。所以，他們一直無法在社會層面上真真正正的打開廣泛的團結面，成為一種有機的、取得民眾支持的、活潑的政治力量。
建制泛民 共存共生
當然，多年以來，建制派也懶得去思考這類問題。久而久之，他們跟反對派發展出一種共存、共生的關係。這種共存、共生的關係與梁振英政府跟泛民的「矛盾對立統一」的狀態類似。早前梁先生說過將阻礙通過政改的反對派從議會中踢走，這可能是他的主觀期望。但論客觀效果，則此言一出，必定令更多市民自覺要在議會內保留有否定權力的反對派，以對特區政府有所監督、制衡。所以，也是相當諷刺的，梁振英繼續當特首，泛民便不需要想太多什麼殊途政策、另類施政思維，也可以生存下來。至於建制派，他們並非單一個體，有的突顯愛國、有的以勞工福利為招牌、有的是以維護工商界利益為己任，平時各有不同的定位，但到了關鍵時刻則按權力中心的意思而統一步伐。上述幾個山頭，各自擁有其基本盤，當中相當多的是「鐵票」。建制派的所謂爭取表現，很多時候其實都是對手令某些社會人士失望（例如一些中產人士確實不喜歡議事堂上「動手動腳」），從而將一些選票、支持拉過來。建制派作為建制派，（除了他們的基本盤之外）本身沒有什麼吸引力；只有當反對派繼續存在，偶然過了火位，他們的存在意義才會突顯出來。在目前香港的政治生態環境裏，梁振英政府、建制派、泛民其實是「孖生三兄弟」，又或者是「歡喜冤家」，因對方的存在而彼此共存、共生。更有趣的是，因為大家都是依靠對手出錯而可以得到好處，而同時他們的特點又是可以不斷發生「蝦碌」或誤布「越位陷阱」，於是三方的互動，總是拉拉扯扯，而不是良性競爭。問香港特區政治特色何在？答案是十多年來沒有進步，而這句說話可以套用到特區政府、建制派和反對派之上。
在這樣的一個政治生態環境裏，如何解開死結？特區政府的領導們表示：聚焦民生經濟議題！作為特區政府領導、建制派人士的主觀期望，這不難理解。同時，這一招亦有連消帶打之效——一來政治發展的方面，想做也做不好，成績已經出來，無謂再提了；二來這可以引導大眾以為民生未有搞好，只因為單一因素，而這就是反對派的不合作。究竟有多少市民相信，只要政府所提出的新政通通在議會上順利通過，便可令香港國泰民安，這不得而知。又社會上的意見會否認同特區政府施政理念極好，只欠議員衷誠合作，這也有待了解。但值得注意的是，如上文所指出，建制派並非單一個體，而且內裏各有山頭。所謂聚焦民生經濟議題，做點實事，就等於一團和氣？這似乎是主觀願望多於客觀事實。
在未來一兩年裏，且看親中勞工團體如何與建制工商界通力合作，創建一個保護及有利於「打工仔」的就業環境，而不是拖泥帶水，繼續務虛。今時今日，「幸好」青年學生忙於思考修憲，而本土派人士的社會政策思維多為右傾（起碼是反左），因此不會在社會議題上有很多意見。否則，活躍人士大可立即開始向工聯會施壓，要求它在標準工時問題上清楚表態，再而看看它會怎樣跟工商界開戰，爭取「打工仔」會叫好的勞工政策。認真的將勞資不同利益擺上枱面，將會考驗特區政府、建制派如何做實事了。
聚焦民生經濟關鍵在階級關係
這是北京在香港開展聯合陣線策略頗為弔詭之處：它要打開一個廣泛的團結面，將工商業、勞工團體、低下階層都拉在一起。在愛國的大旗底下，壓抑了階級利益的差異。「一國兩制」主要就是以資產階級作為首要團結對象的聯合陣線，對回歸後的香港局面，既要提防政治發展上失控，亦要提防福利主義、民粹主義（因害怕尾大不掉，以為這會影響香港經濟發展）。現在，要聚焦民生經濟議題，但工商界會願意作出多少讓步？而勞工團體又可以怎樣在沒有拿到什麼好處的情况下繼續撐特區政府呢？
政改爭議剛成過去，但這只代表香港社會進入另一個劇情而已。特區政府要聚焦民生經濟議題，難題不在於反對派會否讓路，而是它有無能力處理階級利益、關係。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 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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