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榮峰／澳洲國立國家大學戰略及外交雙碩士
(原文刊於島國連線INA部落格)
去年十月，在一場馬拉松式的立院課審會當中，出席的39位委員投票表决後，以3/4票數將台灣鄉土母語列為選修課程，宣告教育部「國中母語列必修」政策正式跳票。前後兩任教育部長蔣偉寧、吳思華也都用「12年國教修改方向應減少學生考試壓力」來當擋箭牌，國民黨立委潘維剛更在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語出驚人地表示「本土語言列必修政策」是個錯誤政策，「錯誤政策要有即時回頭的勇氣」，還說「母語不等於閩南語」、自己的母語是「普通話」(事實上現代台語其實已經脫離閩南語很遠了)。與此同時，諸多官員、專家及民意代表卻對於台灣的英語教育念茲在茲，認為英語教育才是「國際化」關鍵，而母語教育因為「不考試」、「各人母語不同」而被認為是浪費資源。乍聽之下好像煞有其事，但成長於民主時代、被教導「尊重多元」的年輕世代應該覺得這番話聽起來哪裡不對勁，難道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翻開歷史，大家不難發現澳洲與台灣的原鄉母語都曾遭受過毀滅性的打擊，小編姑且稱之為「兩個島國的母語危機」吧。在1909到1969的這一甲子當中，澳洲政府推行的「原住民白化政策」幾乎讓各部落族語直接蒸發，該政策其實是「白澳政策」的副產品，基於白人文化優越的立論進行澳洲社會自我「淨化」，政府將原住民部落裡的小孩強行帶走，交給白人父母領養以「保護澳洲下一代幼苗」，造成澳洲原住民好幾個世代的母語斷層與自我文化定位混亂，這些然被稱為「失竊的世代」(Stolen Generation)；2008年澳洲前首相陸克文(Kevin M. Rudd)代表澳洲政府公開向原住民道歉時，還引起國際輿論一片盛讚，但除了象徵性的道歉以外，事實上後續並沒有什麼值得討論的實際政策出爐。
而台灣的母語災難更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國語運動」，不但跨朝代而且還比澳洲更久，從日治時期一直延續到國民黨黨國時代的80年代；除了官方語言從日文變成中文以外，台灣土地上的這兩種「國語政策」其實有驚人的延續性及相似性，包括利用學校教育系統抹黑官方語言以外的本土母語(如掛狗牌、不講國語等於沒文化水準)、建立法律上排他性的國語獨尊地位(如法院訴訟、公家機關唯一語言、廣電法明列媒體禁用本土母語)、建立專門推廣統一語言的機關(如國語推行委員會)。直到解嚴後，經歷由客家青年發起的「還我母語運動」掀起了第一波母語復興浪潮，在陳水扁總統時代才又相繼設立了客家委員會、原住民委員會來協助除了台語以外的鄉土母語推廣，不過在「母語是否列必修」這個議題上面，台灣社會目前還是被「考試文化」的意識形態給綑綁。別的不說，連到了民主化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教育部還能美其名以體恤學生壓力的名義進行劇烈的「課綱微調」，把千年的原住民歷史大砍到只剩２頁，並且額外加入更多執政黨意識型態修正，這種封建式的老派作風也讓民主時代下成長的台灣年輕世代大呼不可思議。
事實上，語言的存在背後代表的是文化，而文化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如果你認同維持生態基因多樣性對於人類未來的醫療發展至關重要，那麼人類文明的文化多樣性也是同等道理；對於解決未來人類文明可能面臨的社會、宗教、道德問題，我們可能必須在某個文化的智慧當中尋求解答，而文化最重要的載具則莫過於語言本身，語言的存在與文化上的自我認同、文化生命力的存續高度相關。所以無論語言本身的通用程度如何，維持語言多樣性這點絕對是符合公共利益卻無庸置疑的。
如同美國、澳洲，台灣本身是個移民社會，在這種狀況下，母語當然不等於絕大多數人使用的語言，就連台灣第三波中國移民潮，大多數移民本身的母語都不是「國語」，例如現任總統馬英九、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文化部長龍應台的母語皆為湖南湘語、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則是瀋陽東北官話；更不用說二十世紀末開始的第四波移民潮，許多來自東南亞及中國的台灣女婿台灣媳婦，他們的母語也都不是國語，而且人數已經追上原住民總人口。再者，根據教育部統計，102學年度的國中小學童之中，每十個就有一個是「新台灣之子」，及第四波移民第二代。
這些事實都顯示黨國時代那種「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挑起河洛、客原之間的語言對立)來維繫國語霸權之策略已經不符合時代潮流、也背離台灣朝向多元民主國家發展的進程。台灣的語言政策必須跳脫「省籍對立」那種選舉口號式的原罪思維，把看似矛盾的母語政策變成台灣「國際化」的優勢，那麼我們應該有要什麼樣的眼光來看待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母語政策呢？(本文所說的台灣母語包括原住民及台灣歷史上各波移民潮自身的母語)
既然台灣為數不少的政治人物跟家長們深深為英語所著迷，那島國連線今天就來談談紐西蘭是如何從「英語世界的邊陲」轉變成舉世稱道的「多元文化模範國」的歷史吧！
母語，把小國從邊陲變中心的「國際化」關鍵
無論是官方語言或本土母語，任何語言政策都需要經過規劃，而這門學問就叫做語言規劃(Language Planning)，即透過分析某特目標語言在社會中所面對的狀況來訂立推廣策略，並注入國家資源來整合相關政策、深化目標語言的使用，最終影響到一國國民的自我認同集體意識。
澳洲原民語言學家蓓爾(Jeanie Bell，本身是原住民)，認為母語政策成功與否的關鍵在於「使用者對母語抱持多少正面態度」，並提出澳洲正出現一種「原民英語」(Aboriginal English)的語言混合現象；與台灣成型中、受河洛客原文化影響的「台灣華語」(Taiwan Mandarin)狀況頗為類似，這個混合現象的成因來自於單一語言獨霸政策的後遺症。因為獨尊某種語言的政策會使其他母語使用者產生「語言階級」的錯覺，同時社會資源分布不均也會加強這種錯覺，使其內化成一種母語自我矮化的心理效應，而在民主化社會逐漸邁向多元的過程中，使用者對母語的驕傲感與自卑感兩種心理衝突之下，就可能形成這種以在強勢語言上產生母語投射的混合式語言。往好的方面說可能產生一種獨特的新語言，往壞的方面說就是原生母語可能因此加速被消滅。
簡單地說，人們被特定意圖的語言政策所迷惑而忘記了真相，語言本身沒有貴賤之分，而且語言的豐富性正是移民社會多元文化能否健康發展、避免相對剝奪感產生的關鍵所在。
美國語言學家魯茲(Richard Ruiz)在1984就出的觀點明確指出，影響語言規劃的三種取向（orientation）：1、把語言當作問題；2、把語言當作權利；３、把語言當作資源。就此而言，台灣跟澳洲才剛跨過第一個階段，而紐西蘭的語言規劃則已經來到了第三階段。紐西蘭政府初期將毛利語當作是製造族群對立的問題根源刻意消滅；然後，過渡到消極應付的形式主義，公權力不反對毛利語的使用卻也不給予正式肯定的法律地位，讓社會發展去決定要保留多少曖昧空間；最後才進展到，承認毛利語與英語具有同等官方語言的法律地位，並且將其視為紐西蘭拓展國際影響力、發展軟實力的國家寶貴資產，讓紐西蘭從本來「英語帝國的邊垂」蛻變成語言政策專家、原住民文化學者乃至世界各國政府眼中的「世界級母語與原住民政策模範國」。
目前紐西蘭的語言政策可以說是雙軌並進、多元發展；之所以說多元，是因為毛利語並不是一種高度統一的語言。
其實毛利語和台灣原住民各族語皆屬於波里尼西亞南島語系，同時各聚落語言分歧程度也和客家話類似，那麼究竟在台灣政客嚷嚷著「母語必修教育政策是個錯誤」的同時，人家紐西蘭是如何辦到的？如果各位讀者仔細端看紐西蘭的發展過程，你可能會很驚訝在這個南半球的島國居然能看到某些熟悉的影子。
紐西國政府訂定的1867 年「原住民學校法」(Native Schools Act)及1871 年「原住民學校法修正案」(Native Schools Amendment Act)，使英語變成各級學校的唯一官方語言，許多毛利學童更因為在學校說族語而受到懲罰。雖然如此，毛利語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止，仍是大多數毛利人的家庭語言。
1970 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平均年齡50歲、能說毛利語的人只佔了毛利語使用者的五分之一，換句話說年輕一輩懂毛利語的不在少數，但這並不表示毛利語沒有衰退跡象，「懂」跟「精通」之間畢竟有段不小的距離 。這種母語自我消滅的畸形現象，其原因是在於很多毛利家長相信，如果他們的孩子有良好的英語能力比良好的母語能力更有「價值」，將來才不會在主流社會取矮人一截；所以，很多毛利家長反而選擇在家盡量不跟自己的孩子說毛利語、或是偏好孩子用英語來回應，形成一種「說英語比說毛利語有競爭力」的社會風氣。聽起來很熟悉嗎？那麼接下來的發展就足以讓許多台灣人跟澳洲人省思了。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毛利母語政策之所以舉世矚目必須歸功於四點：轉型正義、務實教育策略、平等的法律地位、行政資源的整合，範圍涵蓋了立法、司法、行政三個政策面向。
第一，轉型正義是大多數移民社會各族群之間和解共生的第一步，有了諒解才能發展真正的族群平等觀念、彼此尊重欣賞，而不只是政治口號。毛利語快速衰退的現象讓許多母語人士感到憂心，所以在上個世紀的60年代，開始出現由毛利青年世代發起的母語運動。就像許多他國的母語運動，紐西蘭毛利語的回歸也是由民間發起，逐漸影響到官方政策的全面改變。1960 -1970年代，是毛利語言復興運動的萌芽時期。1975年，民間成立了「懷唐伊法庭」 (Waitangi Tribunal)，申訴與判決政府對毛利人所造成不公平傷害的各種事實。10年後，紐西蘭政府賦予此法庭正式的聽訴權，成為專門處理「原民與白人政權之間」，非常重要的轉型正義機構。
第二，紐西蘭母語政策最成功、最重要的關鍵，在於「扭轉毛利語在母語人士自己心中的地位」，甚至改變其他大多數非毛利母語公民對毛利語的態度、肯定毛利語背後所代表的價值。1970 年末期民間推動的「Te Ataarangi 運動」，更確立「讓毛利成人以學第二外語的方式學毛利語、讓兒童以母語的方式學毛利語」的雙軌教育策略，課程使用全毛利語環境作浸泡式教學。
1982年的「語言巢制度」(Te Kohanga Reo)更是舉世聞名，世界各國不少專家及政府都因此遠道紐西蘭取經，說是紐西蘭的驕傲也不為過。這個制度專門針對出生到6歲的學齡前兒童設計，結合母語教學與公共托嬰功能。年輕父母上班前於早上9點至下午3點將幼兒送到部落的「集會所」，由該地區會說族語的耆老們進行全毛利語教育。
第一所雙語學校(毛利/英語)於 1977 年成立，1990年更增設到 17 所之多。1987年也出現「全毛利語小學」(Kura Kaupapa Māori)，主流小學中的雙語課與浸潤班 (immersion program)，亦陸續開課，讓毛利語具備和英語相等的教育功能，能夠用來傳授各種科目的知識，並透過新生代身上的「同儕效應」創造出一整個肯定母語價值、雙語並重的世代，來避免舊時代在他們父母輩心中烙下的「語言階級感」繼續複製、以擺脫母語自我矮化的窠臼心態。
「家族發展計劃」(Tu Tangata Whanau) 則是另一個將傳統文化現代化的成功轉型例子。透過該計畫，許多都市紛紛成立「毛利人社區中心」，將毛利部落「集會所」的功能延伸到以英語人口為主的都會社區，讓都市與部落語言文化重建速度能夠「同步連動」，而不是消極地把某個偏鄉部落圈起來劃成與外界隔絕的原住民文化保護區；這種做法也適度消彌了「都市現代化」和「保留原鄉文化」之間的衝突性，全面重建毛利文化價值觀，使毛利語復興運動帶來的不單只是母語政策的改變，而是一整個文化的復甦。
第三，紐西蘭最了不起的成就，恐怕就是賦予原民語言與殖民者語言「實質上」同等的法律地位了，放眼世界，目前沒多少國家能夠說到做到。1987 年的「毛利語言法」(Māori Language Act)，正式承認毛利語成為紐西蘭的官方語言，除了有系統地將毛利語大量文字化以外，這個法案的出現代表從此以後任何官方文件都必須有毛利語、英語雙語並陳，毛利語在紐西蘭國內法具有法定效力，也就是說各級公務機關、法院都必須有懂毛利語的專職人員，力求達到有效扶助弱勢母語、憲法中真正的平等境界，而不只是齊頭式平等或定期出現的選舉口號而已。
也因為毛利語法律地位的奠定，願意學習毛利語、參加毛利語檢定考試的紐西蘭民眾已經慢慢從過去以毛利人為主，開始擴散到其他非毛利語為母語的族群，漸漸地改變社會大眾對於毛利語的態度，使毛利語不再只是觀光廣告才會出現的「原住民語言」，而是「紐西蘭特有的公共文化財[產]」。
基於國人對毛利文化的認同與尊重，在國際體育競賽裡，觀眾一定會發現紐西蘭國歌會唱兩次，英語版、毛利語版各一次，而且對紐西蘭國民來說，毛利語版國歌無論如何聽起來比英語版更讓人動容，無論懂不懂毛利語都能哼上幾句，可見毛利語代表的不但是紐西蘭的文化高度與國際魅力，更是凝聚紐西蘭國民認同的象徵。此外，毛利戰舞(Haka)本來是毛利人出草前的儀式，餌後演變成各項國際賽事中紐西蘭隊伍賽前跳毛利戰舞以提高士氣的傳統，經紐西蘭政府主動爭取後，國際幾大賽事協會也修改規定，同意給予這項紐西蘭傳統尊重(不只是毛利人傳統)，大大提升紐西蘭的國際能見度。相關介紹可參考島國連線運動週的文章Rugby and All Blacks(上)-HaKa。
第四，紐西蘭不斷拉高原住民事務層級、設立專責政府機構以利各項原住民政策有系統地執行，當中也包括專為母語政策設立的次級機構。1906年設立的「本土部」( Native Department)，經過歷年的擴充之後，管轄範圍括及族群和解、原民土地政策、原民勞工權益、同屬南島語系的太平洋島移民在紐事務等，並於1992年由「毛利發展部」(Te Puni Kōkiri, the Ministry of Māori Development)取而代之，行使其職權。「毛利語言委員會」(Māori Language Commission)也在前述的1987年「毛利語言法」施行時成立，負責指導毛利語言的議題、認證翻譯者、創造新單字、透過語言營隊活動(language camps)推廣母語教學。媒體方面，第一個毛利語部落電台也於 1986 年成立；到了1995 年，紐西蘭全國已有 23 個電台以毛利語或雙語放送，很多毛利兒童尤其喜歡觀看他們最喜愛的毛利電視節目「Pukana」。
筆者覺得最有創意的推廣策略，是本土部(今毛利發展部)於1975年創立、每年七月慶祝的「毛利語週」(Māori Language Week)，可以說是紐西蘭落實民主多元價值的體現，最主要反應在學校教育的課綱裡；每年到了這個時候，不分英語、毛利語或雙語學校，都會擬定為期一週的毛利文化及主題性的毛利語教學，長期下來也讓毛利語從少數族群的家庭語言，搖身一變，變成每個紐西蘭公民的共同文化財，成為紐西蘭在國際化時代最有特色的活招牌。現在的紐西蘭常可見到不分族群的年輕人在互相用毛利語在日常生活中噓寒問暖、打招呼，甚至作為在海外旅行時確認對方是不是自己人的「暗號」，非常有意思。
紐西蘭的發展經驗證明，各國憲法中「眾人平等」云云原來可以不只是老生常談，真正的「公平」、「國際競爭力」應該是一國國民多數都能理解珍惜國土上各種文化、將語言的多元性視為該國在全球化時代中的獨特軟實力，惟有如此氣度的國民素質，才能讓小國在某些議題上以寡民之姿發揮超越大國的國際影響力，讓全世界都豎起大拇指。如何改變使用者對母語的態度這個關鍵，就維繫在政府是否將公部門資源運用在有效的母語政策制訂上。由最近的時事看起來，怎麼讓政府理解「語言多元」的獨特價值與文化高度，恐怕台灣跟澳洲的公民們還要再多傷點腦筋才行了。潘維剛委員的母語是不是國語其實完全不是重點，重點是立法單位的心態能否跳脫語言獨霸、轉向多元發展，才是台灣下一個新世代能否繼續保有台灣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的國際競爭力的關鍵所在。
@題外話，如果你對紐西蘭毛利語週這個全國性的節日有興趣的話，不妨看看紐西蘭毛利發展部的臉書粉絲頁(Te Wiki o Te Reo Māori, Māori Language Week)學個幾句毛利語，下次到國外觀光搞不好還能試著跟紐西蘭朋友打招呼，說不定他們還會真的相信你是正港的紐西蘭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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