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过去许久，在它发生之前，几乎所有关于危机的预期都被选择性地忽视；而在它发生之后，人们又纷纷去寻求它的必然性。或许警示只有在危机发生之后才被发现，而规律的刚性一次次体现在危机发生之前，却在政治需求背景之下被一次次背叛。
信用和风险控制是金融的灵魂。信用为金融提供了可行性，风控为金融提供了持续性，没有信用和风
控，也就没有所谓的金融。次贷之所以是次贷，在于它的信用差、风险高。因此，次贷不应是金融机构的首选，而是在存贷盈余之后的次级选择。但是，实际情况
是，资金迅速向次贷领域集聚，并且由此产生了各类的衍生杠杆，使得资本的集聚进一步加速和深化。
次贷集聚首先影响的是消费的不足。无论贷款者的初衷如何，他必须面对这个现实的债务，债务的存在
使得消费被迅速地、刚性地削减。次贷的定义决定了它的存在必然造成消费的不足——很显然，不会影响日常消费的贷款，就具备充分的信用（还款能力），那么它
就不是次贷。破窗原理在此时也发挥了明显的作用。本来可以/应该用于其他领域的消费，因为某一领域的过度消费，在该领域的畸形扩张的同时，必然造成其他领
域的不足，最终影响的是整个经济。
次贷集聚继而影响的是投资的萎缩。这里面有两个同向的力量，一是消费不足使得供应减少，供应减少
的结果是产能过剩，而产能压缩的直观表现就是投资的萎缩；二是某一领域的扩张，结果是交易和利润集聚于该领域，使资本向该领域进一步集聚，这是马太效应的
体现。假定资本的总量及其增长的可能性是一定的，那么资本在某一领域的扩张，必然以其他领域的匮乏为代价。某一领域的扩张和其他领域的匮乏形成正反馈之
后，便不可逆转。
次贷集聚最终的结果是实体经济结构的彻底失衡。当只有某一领域被投机者定义为“可盈利的”，那么
只有这一领域才能吸引投机资本的进入，从而进一步深化结构的失衡。结构的失衡不仅表现为投资和消费的不足，还表现为它将逐步失去恢复的能力——这才是真正
最可怕的，也是危机程度深重、持续时间长的原因。
关于结构，这里还想多说几句。次贷危机发生之前，连续100多个月的增长曾经使克林顿政府沾沾自
喜，而布什上台之后，政治需求使他必须坚持增长的持续，至少不至于衰退得太过明显。出于政治需求，四届政府作出了愚蠢的干预，房地产行业的膨胀催生了信用
和资本的扩张，投机的活跃在杠杆作用下造就了庞氏结果。在政府对宏观的总量孜孜以求的同时，结构性危机的种子已经深深埋下。
美国的伟大在于它200多年的自由经济强大的自洁能力和再生能力，创造性始终存在于民间，历史的错误即使没有被立即纠正，至少也有纠正的可能性。有理由相信，美国在走出危机之后，将会变得更加活跃和强大。
以美国的金融危机为鉴，中国的危机也早已在酝酿之中，而且会以更加惨烈的方式爆发开来。中国的房地产绑架的是最具消费能力人群未来20～30年的消费能力，它造就的产业集聚、资本集聚和信用扩张也更加严重，实体经济的结构失调也更为深化。
金融在房地产领域的恶性膨胀，造成了其他领域流动性的极度匮乏。中国金融风险不仅具有庞氏特征，一旦断裂就必然崩溃；而且结构性失衡将使实体经济在长期的匮乏中彻底失去复苏的动力。危机的影响将是长期的，而且是深不见底的。
考虑到恶性通胀的必然和失业率猛增的现实可能性，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实质性失败、规模以下企业的普遍破产、民间高利贷的膨胀和不可持续、地方债务的来源（民间榨取和信托欺诈）和流向（政府和地产的勾结），中国经济不可能有平稳衰退释放的可能性，崩溃是显而易见的必然。
错误之所以是错误，在于它违背了最基本的规律。规律的刚性，不仅是政府决策者需要尊重的，更是经
济学者必须坚持的。坚持规律不一定造成“最优”的结果，这个最优本来就是一种幻觉；但是不坚持规律，必然造成最差的结果。或许这里有一些决定论的影响，我
想要说的是，正确往往不在于做了什么，而是在于不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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