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5年的一次著名采访中，戴安娜王妃(Princess Diana)谈到了她破裂的婚姻和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的不忠。她说，“我们的婚姻里有三个人，这有点拥挤。”最近，当我试图描述“广场人”所引发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变化时，我想起了这句话。
“广场人”指的是一群新近联通起来、充满抱负的中产阶级人士，从开罗到基辅，从伊斯坦布尔到德黑兰，从突尼斯到莫斯科，他们聚集在广场上，要求对自己的未
来有更大的发言权，要求更好的政府治理。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发现，这些广场人就像是一个自发出现的第三政党，夹在他们和驯服的传统的反对派之间，因此，他们
的政治变得有点拥挤——但有趣多了。
的确，作为这些刚刚形成网络的政治力量聚集、合作和推动变革的场所，“广场”的确正在颠覆传统的政治和 地缘政治。但接下来最需要关注的是，哪些广场人能从颠覆走向重构——可以利用其追随者的能量和初生的渴望，把它们变成政党、选举和善政。当然，今天的这些 激动人心的例子中，最有趣的要数乌克兰的广场人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之间的对抗。
普京此前只是在 盘算着自己的腐败勾当，他与邻国乌克兰保持着一种仅由两者构成的关系，而曾经统治乌克兰的亲俄领导人维克托·亚努科维奇 (Viktor Yanukovych)更加腐败。突然间，从社会下层自发地聚集起来了一批新兴的、联通起来的、雄心勃勃的中产阶级乌克兰人，他们厌倦了 体制腐败，厌倦了落后于欧盟邻国的状态，要求亚努科维奇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和贸易关系。他们还要求了一些东西，这种东西现在每个广场都十分常见：作为 拥有权利和义务的“公民”的待遇，而不是被当做寡头政治家或外部势力的玩物。
然而，亚努科维奇却选择与俄罗斯建立更密切的经济关系，于是， 基辅的广场人推翻了他，这全面地挑战了普京受克格勃(KGB)影响的世界观。普京不相信政治抗议可以是自发的。如果一大批乌克兰人聚集在基辅的广场上，要 求结束腐败，与欧盟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这只能是因为中情局(CIA)、北约(NATO)或者欧盟煽动或收买了他们。普京的思维模式完全是自上而下的。全球 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结合可能会让“民众”看到以前所看不到的东西，并赋予他们与彼此合作及自下而上采取行动的工具——这对普京来说绝对是奇谈怪论。
普 京正在向后看，企图利用本国的自然资源恢复俄罗斯的沙皇帝国，而基辅的广场人却在向前看，试图与欧洲合作，从而开发自己的人力资源。他们相信，与欧洲经济 一体化将从外部带来司法改革、透明度和法律规章，这些是他们无法从底层创造出来的，也是他们的领袖永远不会从上层推行的。对于基辅的广场人，欧盟和乌克兰 的合作是国家复兴的重要手段，但对普京来说，这是对他“势力范围”的直接威胁。
土耳其也一样。为了抵制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Recep Tayyip Erdogan)在伊斯坦布尔中心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附近唯一的绿地上建设购物中心，一个自发的运动诞生了，但它很快变成了对埃尔多安独裁统治的抗议活动。这让埃尔多安发了狂。他创造了一个仅 由两方构成的宇宙，其中只包括他自己，以及官方的土耳其反对党和电视台，而那些电视台迫于他的淫威，完全被驯服和阉割。因此，土耳其广场人创造了一个新的 反对派，并通过Twitter和YouTube，创建了自己的电视网络，。
但埃尔多安却凭借多次胜选而战胜了土耳其的广场人。为什么？周五 刊登在福布斯网站(Forbes.com)上的一篇来自土耳其的报道给出了一个答案。埃尔多安的支持者主要在农村，大多数人不使用YouTube或 Twitter。他们“是科盲；他们从电视上了解新闻”，而电视受到埃尔多安控制。“电视新闻频道只报道抗议造成的破坏和伤亡，这些精心挑选的画面最终给 人的印象是，疯狂的捣乱分子正在让国家陷入无政府的状态。”普京已经在莫斯科和乌克兰使用了同样的宣传策略。
无法把自己的雄心壮志变成能够赢得选举然后执政的政党，这是广场人的致命弱点——无论是在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还是在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的运动中。
莫 伊塞斯·纳伊姆(Moisés Naím)在这个话题上写了一本非常有见地的著作，叫做《权力的终结》(The End of Power)。或许正如他最近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中所讲的：如今，“通过Twitter、Facebook或短信呼吁抗议肯定会吸引很多人，尤其是为了反对某种东西的时候——任何东 西，真的，只要是让我们愤怒的。问题是，在游行之后会发生什么。……在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的背后，很少有着一个运转良好的、更加长期的组织，能够跟进抗 议者的诉求，承担复杂的、面对面的、枯燥的政治工作，而这些工作才会为政府带来真正的改变。这就是普林斯顿大学信息与技术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olicy at Princeton University)的学者泽奈普·图费克奇(Zeynep Tufekci)提出的重要观点。泽奈普写道，‘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绕过审查或者组织抗议活动需要做一些单调乏味的组织工作，而这些工作也帮助建立了决策 机制，和让势头持续下去的战略。如今，各种运动可以直接跳过这个步骤，但这通常对他们有害无益。’”
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和美 国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的民主专家丹尼尔·布伦伯格(Daniel Brumberg)指出，在阿拉伯世界建立了全新宪法的最成功的广场人在突尼斯，该国在阿拉伯国家中“拥有最强大的公民社会机构——尤其是强大的工会联 盟，以及商业、人权和律师协会——可以在世俗和宗教的派系之间进行调停。”这些派系均曾为了推翻突尼斯的独裁者而聚集在广场上。突尼斯也受益于置身于政治 之外的军方，以及这样一个事实：世俗势力和伊斯兰派势力之间存在力量平衡，因此必须相互包容。
乌克兰出现了许多监督政府的公民社会组织，确 保广场人的意志不会被窃取，这让我感到鼓舞。至于乌克兰的广场人能否也带来具有包容性的政治——从而尊重该国东部更加亲俄罗斯的人口的意见——还需拭目以 待。如果没有广场人，这些国家就不可能改变，但如果没有公民社会机构和兼容并包的政治，任何改变都无法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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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王湛
的确，作为这些刚刚形成网络的政治力量聚集、合作和推动变革的场所，“广场”的确正在颠覆传统的政治和 地缘政治。但接下来最需要关注的是，哪些广场人能从颠覆走向重构——可以利用其追随者的能量和初生的渴望，把它们变成政党、选举和善政。当然，今天的这些 激动人心的例子中，最有趣的要数乌克兰的广场人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之间的对抗。
普京此前只是在 盘算着自己的腐败勾当，他与邻国乌克兰保持着一种仅由两者构成的关系，而曾经统治乌克兰的亲俄领导人维克托·亚努科维奇 (Viktor Yanukovych)更加腐败。突然间，从社会下层自发地聚集起来了一批新兴的、联通起来的、雄心勃勃的中产阶级乌克兰人，他们厌倦了 体制腐败，厌倦了落后于欧盟邻国的状态，要求亚努科维奇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和贸易关系。他们还要求了一些东西，这种东西现在每个广场都十分常见：作为 拥有权利和义务的“公民”的待遇，而不是被当做寡头政治家或外部势力的玩物。
然而，亚努科维奇却选择与俄罗斯建立更密切的经济关系，于是， 基辅的广场人推翻了他，这全面地挑战了普京受克格勃(KGB)影响的世界观。普京不相信政治抗议可以是自发的。如果一大批乌克兰人聚集在基辅的广场上，要 求结束腐败，与欧盟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这只能是因为中情局(CIA)、北约(NATO)或者欧盟煽动或收买了他们。普京的思维模式完全是自上而下的。全球 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结合可能会让“民众”看到以前所看不到的东西，并赋予他们与彼此合作及自下而上采取行动的工具——这对普京来说绝对是奇谈怪论。
普 京正在向后看，企图利用本国的自然资源恢复俄罗斯的沙皇帝国，而基辅的广场人却在向前看，试图与欧洲合作，从而开发自己的人力资源。他们相信，与欧洲经济 一体化将从外部带来司法改革、透明度和法律规章，这些是他们无法从底层创造出来的，也是他们的领袖永远不会从上层推行的。对于基辅的广场人，欧盟和乌克兰 的合作是国家复兴的重要手段，但对普京来说，这是对他“势力范围”的直接威胁。
土耳其也一样。为了抵制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Recep Tayyip Erdogan)在伊斯坦布尔中心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附近唯一的绿地上建设购物中心，一个自发的运动诞生了，但它很快变成了对埃尔多安独裁统治的抗议活动。这让埃尔多安发了狂。他创造了一个仅 由两方构成的宇宙，其中只包括他自己，以及官方的土耳其反对党和电视台，而那些电视台迫于他的淫威，完全被驯服和阉割。因此，土耳其广场人创造了一个新的 反对派，并通过Twitter和YouTube，创建了自己的电视网络，。
但埃尔多安却凭借多次胜选而战胜了土耳其的广场人。为什么？周五 刊登在福布斯网站(Forbes.com)上的一篇来自土耳其的报道给出了一个答案。埃尔多安的支持者主要在农村，大多数人不使用YouTube或 Twitter。他们“是科盲；他们从电视上了解新闻”，而电视受到埃尔多安控制。“电视新闻频道只报道抗议造成的破坏和伤亡，这些精心挑选的画面最终给 人的印象是，疯狂的捣乱分子正在让国家陷入无政府的状态。”普京已经在莫斯科和乌克兰使用了同样的宣传策略。
无法把自己的雄心壮志变成能够赢得选举然后执政的政党，这是广场人的致命弱点——无论是在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还是在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的运动中。
莫 伊塞斯·纳伊姆(Moisés Naím)在这个话题上写了一本非常有见地的著作，叫做《权力的终结》(The End of Power)。或许正如他最近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中所讲的：如今，“通过Twitter、Facebook或短信呼吁抗议肯定会吸引很多人，尤其是为了反对某种东西的时候——任何东 西，真的，只要是让我们愤怒的。问题是，在游行之后会发生什么。……在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的背后，很少有着一个运转良好的、更加长期的组织，能够跟进抗 议者的诉求，承担复杂的、面对面的、枯燥的政治工作，而这些工作才会为政府带来真正的改变。这就是普林斯顿大学信息与技术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olicy at Princeton University)的学者泽奈普·图费克奇(Zeynep Tufekci)提出的重要观点。泽奈普写道，‘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绕过审查或者组织抗议活动需要做一些单调乏味的组织工作，而这些工作也帮助建立了决策 机制，和让势头持续下去的战略。如今，各种运动可以直接跳过这个步骤，但这通常对他们有害无益。’”
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和美 国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的民主专家丹尼尔·布伦伯格(Daniel Brumberg)指出，在阿拉伯世界建立了全新宪法的最成功的广场人在突尼斯，该国在阿拉伯国家中“拥有最强大的公民社会机构——尤其是强大的工会联 盟，以及商业、人权和律师协会——可以在世俗和宗教的派系之间进行调停。”这些派系均曾为了推翻突尼斯的独裁者而聚集在广场上。突尼斯也受益于置身于政治 之外的军方，以及这样一个事实：世俗势力和伊斯兰派势力之间存在力量平衡，因此必须相互包容。
乌克兰出现了许多监督政府的公民社会组织，确 保广场人的意志不会被窃取，这让我感到鼓舞。至于乌克兰的广场人能否也带来具有包容性的政治——从而尊重该国东部更加亲俄罗斯的人口的意见——还需拭目以 待。如果没有广场人，这些国家就不可能改变，但如果没有公民社会机构和兼容并包的政治，任何改变都无法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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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王湛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521/c21fried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