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回家晚了点，正在厨房做午饭，开着的电视机里传出《国际歌》的旋律，尽管这几天没看电视更没有读报纸，但我知道这是十八大的结束曲。
中学时迷上无线电，从矿石收音机一直玩到晶体管，当然主要还是玩电子管，音响乃至收发讯都没落下，熬夜收音如同家常便饭。记得文革还没开始之前许久，广播电台每日结束播音时播放的《良宵》就被《国际歌》取代了，盖因此前有最高层的旨意，1962年就发布《国际歌》歌词批准版，学校里也组织学唱新歌词，印象极深刻的是“罪人”变成“受苦的人”。又记得高三时老师还布置过一篇作文，题目就是“当《国际歌》响起的时候”。怀着一种亢奋之情，我的作文写得很受老师赞赏，拿到班上宣读了，只不过现在根本不记得写了些啥，依稀还记得有这回事而已。
那时可谓“形势大好”：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中国队获三冠，举国陷入“乒乓热”之中；以《九评》为中心的论战，篇篇檄文荡气回肠，我们当然算是赢家；天知道是否巧合：赫鲁晓夫被轰下台只隔一天，中国就成功地试爆首枚原子弹；赵朴初那篇《某公三哭》更是引诱我们一帮同学去钻营“元曲”之奥妙。此外不断有报道，万吨巨轮、万吨水压机、双水内冷发电机、电光源等等捷报频传，都说是大跃进创造的奇迹。尤其重要的是，由于“三自一包”农民被松绑，大饥荒很快得到缓解，成天饿得直流清口水的日子熬过去了。虽然仍吃不饱，但毕竟“一天天好起来”，不至于一有空就跑去农民的田地里偷些认为能充饥的农作物。
此外令我等振奋的是，学校里内部传达了毛主席的“七三指示”，其中有一段令我激动得浑身抽抽的话：“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多么重要啊！现在二十多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的人。我们这代青年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一种天降大任的使命感充斥于心，仿佛“全世界受苦的人”正等着我们去解救，生在这时代想不牛都难。
这种激动与亢奋紧接着就遇到文革，立马获得释放的许可，当然只是朝着被指定的方向上释放。文革所酿成的灾难已经被确认，然而不准探究更谈不上批判。但在“摸石头过河”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许多年里，这支曾被列宁嘉许为可以凭借它在全世界找到战友的《国际歌》似乎被淡忘了。后来寻思起来才有些悟道：大跃进导致的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需要用意识形态洪水来冲刷，不但顺应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之革命逻辑，化罪恶为功绩，还备下了进一步打人的棍子，发展到文革乃是按部就班的事情。
毛曾经称“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倒是道出个中奥妙来了：一则是“悲歌”，“最后的斗争”跟酒鬼的“最后一杯”赌徒的“最后一把”有异曲同工之妙。毛被林彪搞得焦头烂额时曾命一些忠勇当他的面唱此歌，据说他本人也五音不全地跟着滥竽充数一回；二则是这“悲歌”能激起“狂飙”，所谓“悲壮”，无悲从何来壮？把池塘底下的淤泥都搅合翻腾起来，下三滥化作“革命先锋”，俗话叫做“浑水摸鱼”，“为我”所利用还是不错的。
四年前，北京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会，我在广州的“的士”上偶遇收音机直播，居然又听到久违了的《国际歌》。这回算是五味杂陈，全然不似当初写作文时那样“壮怀激烈”了。首先想起文革时不光每次大会以此曲为结束，两派武斗死了人开追悼会，都必播放这首“悲歌”的，“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就放《国际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播放起《国际歌》来，不谐和之音不知算是冲喜还是悼悲？“胡温新政”这个“平民组合”一登场，借着毛冥诞110年纪念，文革的许多套路在中国死灰复燃，样板戏“复兴”了，那个《讲话》又不断纪念，数不清的粉饰历史剧充斥荧屏，官府斥巨资“唱红”更是热闹非凡，60年庆典竟然排出个“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来！临“裸退”时竟把30余年改革开放红利摊薄成“90年奋斗”上去了，老毛还算头一份功劳。一次偶然瞧见电视里播放新闻：胡哥视察巴基斯坦的“孔子学院”，要孩子们唱他们会唱的中文歌，孩子们则以《茉莉花》与《打靶归来》请他选。胡哥毫无犹豫就让他们唱《打靶归来》。《茉莉花》是外国人获知的第一首中国乐曲，显然不足与“毛主席听了心欢喜”媲美，可知团支书的情结系于何处。
所谓改革开放，其本质就是废了毛时那些关起门来折腾的倒行逆施，邓公激动时也说过“第二次革命”之类话语。本该一举除却人民头上的“紧箍”，然而邓公却力挽狂澜不许除，只开恩不常念那“咒”而已，或曰从无限国家主义转变为有限国家主义。不知此时播放《国际歌》是否追悼那些废弃掉的举措，重振“亡他之心不死”的精神。俺估计薄少就是顺着这杆子爬，功利之心太甚，爬过头了就掉了下来，落得个“赔了夫人又折兵”之下场。
佛经里有话说：“养生不如放生。”早在姜太公封神时赵公明就得了“财神”的，演绎至元、明时更当上“元帅”，万民膜拜的。实际上，中国人并不缺乏创造的欲望与能力，坏大事的只是朝廷与官僚，以及替他们打广告做宣传的腐朽文人。若不是儒学为虎作伥帮着皇权打压民间两千多年，没准上帝那个苹果就砸在牛二头上而不是砸在牛顿头上。
“戏说”起来上帝似乎很偏心。他老人家给了洋人三个苹果：第一个被他们的元祖奶奶夏娃吃掉了，不但有了性趣还萌生知耻之心，人性与理性便主导了那边的历史进程。第二个苹果砸在牛顿头上，几十年他们才悟出原来力无需接触也能传递，科学的逻辑从此不拘一格不断更新。第三个苹果以乔布斯咬掉一口为符号，电子技术日新月异简直令人应接不暇。不知不觉中人类文明成了人家引领的伟业。上帝却赐予我们三个地瓜，第一个地瓜是刘邦兴汉，成王败寇从此主导了一统社会。其子孙从“盐铁官营”到“独尊儒术”，把政治上的垄断扩展到经济上乃至思想上，整个社会从此正不压邪。第二个地瓜是朱元璋，元代开始融入世界潮流的苗头被他掐死，关起门来一统中国从此与世界潮流分道扬镳。第三个地瓜就是老毛，此乃裹着奶油的地瓜–马邪教加厚黑学，中国再次挣脱人类进步潮流陷入古今中外罕有的黑暗之中。
邓公曾曰“不改革死路一条”，多少也明白处境实在不妙，挣脱不了的只是权力私有情结。一切公有必然导致权力私有，财产的公有程度是与权力的私有程度成正比的；而权力是腐败之母，因为绝对权力本身就是腐败的病原体。有道是地瓜藤上长不出苹果来，黄鼠狼生老鼠似乎是我们摆不脱的宿命，无论无限还是有限，国家主义体制都依赖一个众望所归的政治强人，邓希望在他身后出现这样的政治强人，谓之“核心”，就像历代皇上都期盼“龙种”不断延续一样。可惜历史如马克思所说“收获的是跳蚤”，“接班人”大抵是些无担当，无气魄，谨小慎微视开拓创新为“改旗易帜的邪路”，他们是一群只会吃威权体制残羹剩饭的人，以为“珍珠翡翠白玉汤”。这才有《国际歌》一再奏响的机遇。有点搞笑韵味的是那歌词里有“让思想冲破牢笼”，倘若牢笼成了太师椅，躺在上面看笼外都是“邪路”，是不愿意承认其实只有“我们走在邪路上”的。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早在夏商周就实行了，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甭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没瞧地球上第一位“世界首富”就是大清国十三行里的伍秉鉴（浩官）么？毛朝严施“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的国策，使得“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这才不得不网开一面，执行“邓小平理论”改革开放给人民松绑些许。一个误区被宣传部成功地制造出来：似乎中国人民是被党领着“奔小康”的。大错特错！历史的真实是人民迫使党不得不准予“奔小康”。
例如成农村改革标杆的小岗村农民“立生死状”，直至三年后1982年《一号文件》才获得批准，收编
“包产到户”等举措谓“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只许干不许说“分田包产”，要说“责任制”。而次年的《一号文件》则大言不惭说：“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仿佛是支部书记说服农民“包产到户”一般。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没有一项行之有效的举措不是民间迫切要求然后争得批准的，李鹏吹捧邓为“总设计师”，鄙人异议其为“总批准师”，所不准的利国利民良策远比获批的多了去！党其实早已成为国家兴盛人民富足的阻力而非动力，统治权是它的核心利益所在，伟大之处只在于少阻碍民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阻碍越小就越伟大。毛不是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么？看来这“起码的知识”如今已贫乏至极了！
其实这也是中国历史的主旋律，朝廷越是强盛中华民族也就越是衰落，“康乾盛世”开始滑入深渊，几经挣扎，到毛朝终于滑至“崩溃的边沿”。倒也吻合西方那个“弱势政府”的理念，这个普世价值乃是中国以反面教训、西方以正面经验携手打造的。例如宋朝乃系贫弱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鼓励海外贸易，其开放程度甚于唐。宋高宗便道：“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但又要为朝廷大权不至旁落而严加管控，“笼贾人专利之权以归公上”，“讲求市舶之利，以肋国用”，国家靠垄断获得大部分海外产品，再售与民间赚取暴利，如同今之石油、电讯、银行等国企。结果是只对“外资”开放，《泉州府志》即有“胡贾航海踵至，其富者资巨万，列居城南”之记载。
元灭宋，世祖即海禁大开，外贸港几乎遍布东南沿海，政府设市舶司收税于广州、泉州、上海等七处主要口岸，中国海外市场扩展至亚非诸地之外，还开辟了与欧洲的直接通商，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朝代。不但《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彼时盛况，尚有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相佐证。清末思想家魏源说：“元有天下，其疆域之袤，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过于汉唐。”
朱明王朝“驱逐鞑虏，恢复中国”之首当其冲便是全面海禁，乡下痞子朱元璋坚决搞“中国特色”，其接班人更甚，派“郑和下西洋”七次率领各约三万精兵剿灭宋元以来自发殖民海外的华人，并掐灭所有民间海外贸易，使所剩无几的“朝贡”统归“国企”独占。现在给力宣扬郑和，其实至少宋代民间贸易就已经深入到今津巴布韦去了，郑和航迹并未到达唐、宋、元民间商家之远处；“郑和下西洋”恰是阻断中外贸易往来之“壮举”。可见，中国之“落后挨打”根本就是政府权力太大所导致，民间巨大的创造力被强权遏制住了。
明规清随，愈发变本加厉。若说东西方有何差异？以西班牙、葡萄牙为先导的政府鼓励臣民开拓，中国朝廷则剿灭之，扫清地场给洋人占，甚至不惜出兵打垮在菲律宾的华人武装割据然后交给西班牙人！中国的事，坏就坏在权力一统之上；西方的事，好就好在从来没能实现权力一统。看不清这一点，侈谈什么历史无非“戏说”而已。有机构统计，截止到毕昇“活字印刷”之前，影响人类社会的十大科技发明中有六项乃中国领先，打那以后151项重大科技发明没一项与中国有关！元朝时中国尚引领“全球化”，大明开始成“闭关锁国”了。
一统观从制度到文化祸害中国与中国人实在已非一日之寒了，从皇上到臣民，从领袖到“螺丝钉”，都沉浸在这个染缸里自得其乐。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力倡“牺牲个人自由换取国家自由”，胡适先生批驳道：“个人若没自由，国家也不会有自由：一个强大的国家不是由一群奴隶所能造成的。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有几个人听明白了呢？兼之还有如此巨量的既得利益或欲得利益驱动，明白人也不乏“揣着明白装糊涂”的。
金雁教授新著《倒转“红轮”》说了俄罗斯：“事实证明，俄国的历史越往前追溯，人们的自由就越多，从基辅罗斯、莫斯科罗斯、俄罗斯帝国到苏维埃国家，国家的强大并不是人们获得自由的过程，而是人们丧失自由的过程。那些发动革命、信誓旦旦保证在革命成功后要给予人民自由的许诺，只不过是一种动员手段罢了，革命以后国家机器并没有出现马克思所描述的‘弱化’现象，反而更加垄断、更加残酷、更加强大，对人民的强制性约束力和汲取手段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国家过分入侵社会剥夺了各个领域的独立性，造成了个人的消极被动。”由于“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所谓“中国模式”其实不过苏俄“新经济政策”之2.0版，尤其是，《国际歌》曾经长时间作为苏联国歌，也是第三国际进行曲，直至二战后期才废止。现在奏响它是否宣示中国仍坚持要做苏俄废弃物的发酵场呢？
最为吊诡的是，今日官府及其御用文人、既得或将获利益者们仍然举着马克思的人头乱摇。其实马克思本人对官僚体制极其厌恶，称之为“社会肌体上的寄生赘瘤”，“既要靠社会供养，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老马写于1843年的文章指出：“官僚集团实际上最终把国家变成了他们自己私人的事情。是国家内一个特定的、封闭的团体，擅自挪用了国家的意识、意志和权力。”“官僚机构的存在本来是为了解决问题的，然而，为了使自己永远存在，它又制造问题。官僚机构变成了目的而不是手段。官僚机构认为它自己是国家的目的。国家成了官僚机构的私有财产。就单个官僚而言，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个人的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参阅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
P298-P302）这些话似乎就是说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也是官僚机构急剧膨胀的30年，党也即官僚机构的操控者。开个代表大会就要出动十余万军警宪特来保卫，若连同外围“小脚侦缉队”之类，过百万人“维稳”，却引吭高唱被统治者的战歌《国际歌》，也够滑稽的。一个国家号称玩得风生水起，居然“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维稳第一了，怎么向历史交代？对于执政党而言，政治体制不改革的危险已经远高于改革的危险！
《国际歌》奏响不知道是否为“胡温新政”送终，最耀眼的亮点却是“全退”。尽管胡哥“全职告退”前不厌其详地布置了未来任务，如同就职演说，习少仍“指着和尚骂秃驴”大声夸赞“高风亮节”，弄得那位退而不休的前总书记很没面子。大会散后开小会，一通“选举”游戏结束我们看见五位“老臣”包围两位“新秀”，看来多少也留了一手。东西方文化差异这也算一份，没瞧大洋那边罗姆尼还在竞选中就大张旗鼓宣扬另搞一套了。水落石出之后的众说纷纭，没想到“知青”经历居然也算政治资本了，只是老夫早就做过“中国知青各阶级分析”的文字，这个大杂烩群体里，热衷“青春无悔”者有之，在“激情广场”摇头晃脑者有之，玩学术的无论左中右都不少，富得流油者与穷困潦倒并存，从社会最底层到官府最上层哪一层都不乏其人，甭指望“当过知青”就能咋地，指望不住。
胡温十年也是腐败恶性膨胀的十年，十年来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已逾70人，被判死刑的贪官11人加“死缓”27人已有38人，空前而未必绝后。今年到期的五年反腐《工作规划》成就有多“斐然”尚不得而知，只知道中纪委十七大工作报告称：“2002年12月至2007年6月，全国纪律检查机关共立案677924件，结案679846件(包括十六大前未办结案件)，给予党纪处分518484人。”上届中委204人，本届205人，多了1人；而中纪委170人较上届127人多了43人。任务的艰巨性可想而知，也是自行监督的大势所趋，一个党的纪检机构居然举足轻重到如此地步，本来是件很荒唐的事情，唯不知继续坚持“中国特色”到20大是否会发展成中纪委领导中委。
不管怎么说，新任总书记具有创造历史的条件，“维持会”彻底解散，尽管七常委中有五位“老臣”，充其量也只能做一届，总不至于捆住其手脚十年吧？再说了，中共能靠党内反腐党外维稳长久玩下去吗？除非国民都是傻瓜！薄熙来事件证明了一件事：维持一统天下必定是龌龊的、血腥的，它的游戏规则乃是从动物世界延续下来的兽性规则，人类文明的游戏规则只能是宪政民主。历史早已证明了，不存在兽性与人性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因为那才是不折不扣的“邪路”。
若从“唯物主义”视角看过去，中国在许多领域现代化程度都已经居世界前列，权力不吝血本近万亿打造的北京奥运与上海世博正是为之显摆。但社会正义的主要指标：宪政与公民社会，私有财产保护，公众自由的思想及表达，政治参与及监督，社会知情和协商，文化多元性，非但没有被中国当作新制度要素加以考量，反倒为现行制度安排所排斥，信誓旦旦曰：“五不搞”。国家权力急剧增长的过程中，有限市场及其滋生的社会自主性不断遭到限制和挤压，这个矛盾愈演愈烈。自打“和谐社会”被唱响，群体性事件从每年5万多起飙升到现在的23万起。制度变革无法完成，中国仍将处在前现代社会，其形象如同身着名牌西装革履，拖着辫子的脑袋上却还扣着顶瓜皮小帽。
核心的思考题是：究竟国家应该属于政府还是政府应该属于国家？即使“以党代政”，这个从属关系也是必须想明白的，浑浑噩噩继续混下去，窃以为维持不了多久的，就算人民不反抗，宫墙之内就一定安稳么？改革开放玩到现在，人口红利已经吃完，土地红利即将耗竭，低人权优势难乎为继，归根结底乃是本制度在挽救“崩溃边沿”时所显现的优势已经耗尽，威权资源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已经荡然无存，没有任何人可以顶替邓小平一言九鼎之角色，反倒是其毒副作用正在日渐显露，和30年前一样，“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现在，习近平们惟有依靠制度变革与创新，才能重建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正当渠道，“以不变应万变”是玩不下去的，再大声唱《国际歌》也白搭。须知，《国际歌》恰是一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战歌，靠唱它来“维稳”只能适得其反。
“有知青经历”的新班子具此胆识和魄力么？当然只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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