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形势错综复杂，似乎正验证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对于这种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的转型困局，以及无从解释和无规律可言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夹击，各方显示出来的更多是惴惴不安，惶恐与彷徨。
当惶恐与彷徨一直蔓延，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自我防卫的能力。当自身有条件逃脱这种社会困境带来的不安时，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于是“用脚投票”的各种移民出国在近些年来才会大规模爆发。而当自身能力不足以“逃脱”的时候，就可能产生另类的宣泄方式，比如醉生梦死，比如寻找精神支柱，比如发泄愤怒。而这三种宣泄方式，也就构成了目前中国的三大“语言场”：娱乐话语场、非典型左派话语场与非典型右派话语场，由于国内的左派与右派与国际上的左右派划定标准不一，姑且称为“非典型”。
1、娱乐话语场
近些年来，娱乐的发展更加多样化。以歌曲、电视剧、电影的“老三套”为基础，不断推陈出新，尽管这种所谓的“创新”经常是毫无底线。从快乐大本营、超级女声、快乐男声，到星光大道、我要上春晚，还有非诚勿扰、非你莫属、中国好声音、中国最强音，以及接连发生故障的中国星立方等等，还有各种对电影的恶搞。娱乐节目可谓层出不穷，时刻轰炸着普通大众的眼、耳、脑，让你没有机会思考。
除此之外，关于钱的话题：晒富、晒名车、晒名表，以及关于商学院、大学府里的各种不堪各种勾结，和各种小三、情妇、红楼十二衩等等，一切的一切，没有你做不到，只有你想不到。全民娱乐时代，全盛来临，风花雪月，男欢女爱，话题之多应接不暇。
著名作家奥威尔和赫胥黎曾在其代表作《一九八四》和《娱乐至死》中，表达过对人类未来发展的不同的担心。奥威尔担心“书籍将被禁止流传”，赫胥黎担心“人们自发不读书”；奥威尔担心“有人将剥夺我们获取信息的权利”，赫胥黎担心“有人给予我们太多的信息，使我们只会被动接受无法自拔”；奥威尔担心“真相被掩盖”，赫胥黎担心“真相将被无关的汪洋所淹没”；奥威尔担心“文化将被禁锢成为一片荒漠”，赫胥黎担心“文化将因琐碎而杂草丛生，大众为微不足道的事务痴迷”；奥威尔担心“政府用制造痛苦的方式来支配大众”，赫胥黎担心“政府用制造娱乐的方法来支配大众”；奥威尔认为“人类将毁于自己所憎恨的东西”，赫胥黎认为“人们将毁于自己所迷恋的东西”；赫胥黎还提到：那些随时警惕暴政抬头的公民自由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恰恰没有计算到人类“几近无限的消遣取乐的欲望”。
以奥威尔和赫胥黎的担心为对照，看看时下中国的现状，你会发现：他们所担心的都成真了！且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并行不悖的。一些“书籍”被禁止，一些“书籍”在畅销，而畅销的书籍往往无关思想无关人文，而是励志成功学、幻想穿越小说、心灵鸡汤等等。微博出现之后，信息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多得你分不清真相和谣言。文化已经荡然无存，只有各种恶搞的网络语言，低俗的字眼。痛苦和娱乐，都由政府导演，该哭时候要哭，该笑时候要笑。人们忘记了追寻生命本真和价值，一切都是为了“快乐”活着。
2、非典型左派话语场
学者秦晖曾在《知青运动中的“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中探讨了知青的共产主义信仰问题。他说：“当时我们还是太需要理想、太需要信仰了！这就有了第三种可能：哪怕是自欺欺人、虚无缥缈的“理想”，只要它能赋予我生活的意义，能使我做的一切显得有价值，就能成为我在那样一种环境下不自甘堕落的精神支柱。当时的意识形态说“宗教是麻醉人的鸦片”，其实意识形态本身当时就起了麻醉的作用。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是需要麻醉的。尤其是在那个无望或者说是绝望的环境中。在看似无价值的存在中似乎发现了某种超验的价值，无意义的生活似乎也就有了超越性的意义。今天回想，为什么我能坚持那么久而没有沉沦？因为我有“理想”。这听起来十分高尚，其实想想也很无奈：除了追求那个虚无缥缈的“理想”，在当时那种状况下你还能追求什么？如果什么都不追求，行尸走肉般地苟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这种无奈也正是当前许多左派遇到的现实困境，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仰被瞬间摧毁，那是多么难受的事情。在他们心中，如果那个“桃花源”依旧存在，他们当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虽“为具言所闻”而“叹惋”，却希望“不足为外人道”：即使“我们”那种信仰被现实捅破了，也请不要告诉“我”，更不要告诉“别人”。这些人是没有听到现代化集结号的“孤儿们”，封闭自己如鸵鸟般，不与世界打交道，永远夜郎自大。
而提供给这些人“精神养分”的除了虚无缥缈的“信仰”之外，还有一群“别有用心”之人。这群人以贩卖民粹主义为生，在美国“生活”，在国内“工作”。譬如某些官媒某些五毛党魁，他们为何能够生存下去？正是为这些在“桃花源”里，不敢出来面对世界变化的人们，提供他们所需的“麻醉药”。于是，各种已经被告别和埋葬的“阶级斗争”、“文化革命”、“汉奸走狗”等词语，重新被抬上祭坛，成为他们精神信仰的一部分。身在底层，受尽侮辱却无法改变现状，只能通过这种歇斯底里的“麻醉”让自己获得认同感和存在感。
因需要而存在，左派们得以占据一席舆论场地，兴风作浪。阿丁说：“读到止庵先生一句，‘罪恶也有它的普世价值，所以，灾难才有可能普遍发生。’这句话可以解释被洗脑者在这个信息难以被完全屏蔽的时代依然大面积存在，以及为恶政背书、为主子维稳的奴才横行于世的原因。”其实，多数单纯的左派，是被假左派利用了，成为助其一呼百应的打手。
3、非典型右派话语场
中国的右派，被称之为“有良心的一派”，他们认同自由民主宪政的普世价值，嫉恶如仇从善如流，讲自己的话、讲真话。这批人从八十年代文化复兴之后，近年来又得到迅速崛起。他们不理会官府套话和设计好的“真相”，追究到底，让真相晾晒在阳光之下。他们著书立说，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除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外，即使是体制中人，也是铁肩担道义。央视的白岩松、崔永元、柴静、赵普等人，都一改央视一味唱赞歌的作风，坚持说真话办实事。就连娱乐圈的姚晨、伊能静等等，都为公民社会的建立起到不小的作用。
事实上，中国近年来的言论情况还是不错的。吴思先生曾把中国的言论自由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层是《宪法》，第二层是新闻法规，第三层是行政命令，第四层是开放的媒体，第五层是准入制度。在吴思先生看来，中国言论空间的结构是相对复杂的，言论自由既不是“全有”，也不是“全无”，而是至少包含这五种层次。言论自由从100平方米缩水到10平方米，再扩展到60、70平方米，并不是来自于书面规定或官方恩赐，而是媒体人和普通公民抗争的结果。这些年来，封锁是有的，但至少言论空间和信息面比以往要好些。这次的芦山地震，就比汶川大地震时信息透明，行动迅速，知道真相的人们理性了很多。
这三个话语场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在马立诚先生的《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一书里，还将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细分为八种，即除了居于主导地位的邓小平思想外，还有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各种话语、思潮的产生与碰撞，在原本僵化的“一言堂”语境里，无疑是巨大的进步。开放的社会里，需要更多的理性讨论，只要大家尊重真相，坚守底线，就能够产生对国家对社会有益的共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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