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27 February 2015

星推社：民国幻景和“当归”执念

一
武昌首义的枪声中，紫禁城摇摇欲坠。1911年10月10日之后的近3个月间，革命成为唯一的颜色。12月25日，从美国匆匆赶回的孙文，与17省 代表欢晤南京。来年的1月1日，隆重的就职庆典，将孙文推上人生的顶峰。此时，在他的心中，民国的图景尚未成形，革命成功的喜悦冲淡了一切阴云。
历史并不遂人想象。此后颇经曲折，袁、张复辟，大总统走马灯般轮转，直到1923年，孙文才规划出国民建国的方略，并在次年发表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推出了他的“三阶段”政治主张。然而这一切来得太晚，他已经没有机会去亲自实践。
后来的进程为人熟知。北伐成功，改旗易帜，全民抗战，国共内战……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更重要的是，它给人们留下了无数的想象：开明的环境，自 由的言论，学者文人不畏权威，军人政客尚心中有耻，制度初具规模；稳定发展的经济，“黄金十年”币值稳定，税收稳固，市场繁荣；群星璀璨的文化，大师辈 出，文艺复兴。
若不是1937年的日本全面侵华以及随后的八年抗战，人们还有理由想象，“训政”之后的民国可以顺利地过渡到第三阶段，中国将与美英等强国一样成为上帝眷顾之地。
想象终究是想象。这些想象一直持续到现在，成为遗老遗少心中顽固的幻景。
二
民国究竟如何，并不能从歌颂中得出结论。
北洋军政时期的民国，大体上是一个军事割据、政治威权的杂烩。民主的制度设计在纸面上容易达成，而国家还要背负既有势力的耗散——或许可以说，这是 一个“必经”的阶段，权力的野心也是时势的塑造。训政从自治到统一的图景，在东北易帜、全国统一之后，成为可以期待的进程。即便如此，实际上的军事割据依 然存在，只是从地方的割据，变成了军队的执掌；政治的威权依然如旧，各路实力人士牢牢掌控着大局。
乐观一点的估计，或许这样一个杂烩的政治格局，在经历过漫长得几乎贯穿一生的耗散之后，能够在一群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手中，建成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主国家。但是，无论如何，此时的民国，自1912年1月1日开始到1949年的民国，都不能视为一个民主国家。
那么，它所提供的政治宽松、开明的想象，也就是与前后两个政权的对比得出的感觉。确实，比起帝制的大清，比起极权的后世，民国的政治更适合生存，但是不能就此把它视为天堂。
民国脱胎于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与工业化的西方相比，不是落后多少年的概念，而是一个时代的差距。民国的经济发展，与其说是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使 然，不如说是融入世界经济的福利。只有民国成为一个工业社会可以接受的市场，它才在工业社会目中显露价值——美英对民国的支持，也包括俄日的支持，与其说 是国民政府获得的外部环境，不如说是工业社会主动施予的市场培育。民国经济的最好归宿，也就是成为工业社会、世界市场的一部分。20世纪的历史，是经济现 代化迫使资源重新配置的历史。民国发展的价值由此体现，也就必须由此加入资源配置的进程，而不论这个进程是否正义。
若在这个框架下看待民国发展的“黄金十年”，大体上就如同“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间所享受的世界经济发展的福利，和长久逼仄之后，低基数、低质 量、低生活水平基础上的高速度。民国经济发展的特征，一是不可持续，必然在基数提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回落甚至衰退反复。二是代价巨大，民国之于工业社会的价 值，正是其能够得到发展的理由；发展也就必然付出同等的代价，用于支付工业社会给予它的机遇。三是成效显著，从一无所有到小有所成，这是天渊之别。四是不 能自养，一旦失去外部机遇和环境的哺养，就将变得非常艰难。五是天花板效应显著，尤其是在一个列强环伺的时代，民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遭到收割。
历史也正是如此。战端一启，经济增长几乎立即变成经济恐慌。抗战期间，经济几乎是在消耗，而人们刚刚得到满足的幸福感，也就更容易转化成为承受苦难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经济，而是这种承受的力量，一直苦苦支撑着战局。
至于民国的文化，则是以旧的东方文化为基底的，用西方文化的方法论加以改造的结果。东方文化经历数千年无数次的阉割，早已经走到尽头，人们能做的也 就是修庙拜神而已；而西方文化的方法论和思想碰撞，帮助它实现了最后的一次、装逼式的辉煌。大师们自然风流倜傥，却也只能掬饮于旧文化的死水。
而今，人们对于这些大师的祭奠，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文化，一个是还没有勇气、没有准备好接受更新更好的文化。如果微观、高速、大 质量的物理学领域仍然需要牛顿力学，那么爱因斯坦就没有理由出现；如果人们不是对身处的宇宙如此着迷，霍金也不会成为天才。同样的，如果今天的国人仍然需 要旧文化的桎梏，那就不会有如此多的洗脑节目和所谓国学——学习和进步本质上是自发的；不幸的是，党和政府认为国人仍然需要。
三
如此一个民国，其实并不值得怀念。作为一种探索，它自然有历史的价值；然而历史不会重演，民国也就不会“当归”。
民国不是民主，它并不能提供一个有效的制度范式和治理范式，且不说有更好的西方范式；而台湾的转型，也不具备充分唯一的经验借鉴价值。出于文化、地 缘、历史的亲近——也就是共同灭亡的难友——民国当归才成为一种有力的号召。以这样一个历史经验召唤现实努力，在策略上并不是不可以，但也只是一种策略而 已，现实努力已经不可能重复这样的历史。当归，只是把民国当作一个图腾，以此凝聚，并实用化为统一战线。
依附一个现成的范式，而不相信民众有足够的认知能力和建构能力——这其实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慌。因此就需要一个为人所熟知的历史作为引导，让未来 变得可以期待、可以想象。对此的想象，也就成为识别精英、凝聚精英、引领精英的唯一标准。唯一标准就会产生路径的依赖。用民国来召唤，用民国来凝聚，用民 国来实现——这样的思维，其中的民族主义、精英意识，以及历史决定论的因素，也就不言而喻。
这样固化的观念和路径幻想，姑且不去衡量它的实际效果，仅仅从认知来看，也缺乏足够的想象力。民国是关于落后的、中国式的、中华民族范畴的想象，在 普遍意义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化进程中，并不具备充分的价值。它之所以能够凝聚力量，无非是包含着浓厚的民族文化、民族传统和民族历史。能够完成民国式的建 构、代表这样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的，也就是背负着民族使命感和现实责任感的所谓精英。精英们不可不去翻阅一下训政的构想：依靠他们，依靠他们的布道，形 成地方的自治，在此基础上完成民主的大业。那么民国当归的构想，也就是先要发现、培养、使用精英——孙文先生终于后继有人了。
更为迫切的问题，还不在于是否“当归”。建设一个新的制度，最大的阻力并不是怎样建设，而是旧的制度灭亡之前，根本不允许新制度的建立。民国当归作为一种执念，其实是对现实抗争的回避，利用未来愿景的自我麻醉。
民国是一件文物，好好鉴赏，精心收藏。古有明训：乱世藏金，盛世藏玉。对待民国的态度，其实也就是乱世盛世的评价选择。抗争首先是自我救赎，面对无数个体的选择，我宁愿相信，一切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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