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楚
新型城鎮化的微妙政治含義，是向過去的優勢政治派系、經濟寡頭及地方諸侯示安，是以經濟上蕭規曹隨為代價換取接班團隊的全力鞏固，以此緩解內外危機之下整個執政黨的政治安全焦慮。
近兩周，中國因强徵土地及有關糾紛，已有三位村民為保衛自己的正當權益，在維權衝突現場致死：3月27日，河南中牟農民宋合義；3月 30日，湖北巴東農民張如瓊；4月3日，四川西昌農民宋武華。他們的慘死令人觸目驚心：第一，他們都是因以身體阻擋開發者被工程車輛碾壓而死，清晰地顯示了徵地和開發者毫無顧忌的暴虐，以及對人命的極度蔑視；第二，這三起事件發生的地點都不是在大中城市，而是較偏遠的農村，這表明，强徵强拆的野蠻血腥浪潮已經波及到都市以外的更廣大範圍。
這些光天化日下的赤裸裸殺人暴行，由頂着「為人民服務」牌匾的人民政府一手導演，在億萬目光下毫無顧忌地上演，而且由於媒體的嚴厲控制，這些罪行都沒有得到透明的報道。更有甚者，河南碾死村民的直接責任公司負責人在電視鏡頭前笑顔滿臉，仿佛殺死的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是才經歷一場風花雪月的無謂遊戲。
因為微博自媒體曝光激發了洶湧的民憤，各地採取了一貫的金錢和强力控制輿論，進行危機公關，一邊屏蔽掉進一步的討論，禁絕深入報道調查；同時，用公款付給死者家屬高額補償金，以此按平了喧囂的民憤。然而，這幾起血案與過去的同類事件有最大不同的背景因素：習李完成接班體制，而李克强政府施政第一要點是新城鎮化。因而，在這些密集的殘殺背後，現實而急迫的是，人們應該嗅得到所謂新政的血腥風聲——There Will Be Blood！
自去年執政黨十八大召開前後到今年「兩會」，海內外一直期待中共接班團隊會採取决定性步驟：承諾和啓動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轉型，在經濟上採取收縮政府有形之手、休養生息的政策——這就是傳說中新政的核心內容。將新團隊正式登台以來的政策宣示與這些正當而熱切的期望對照，人們不難發現，所謂新政，與其說是現實的真實政策體系，不如說是國內各界因對現實和近切危機的感受，對執政者發出的善意的籲請。
不論新團隊未來的政策走向如何，就現實而言，他們是如何面對這一普遍而善意的籲求的呢？更嚴密的輿論和媒體控制，對過去中共執政責任的迴避，空泛的道德和「中國夢」渲染，以及以變本加厲的土地掠奪為核心的經濟政策，最後，就是這些枉死人民的鮮血——這就是目前執政者對於轉型和變革呼聲的回答。從這個角度，人們才好理解新團隊在做什麽，以及會做什麽。
仔細分析「新型城鎮化」這個提法，人們會注意到以下兩點：
首先，這與前十年聲名狼藉的「新農村」建設政策關係密切。它們的施政重心都在農村和城鎮周邊的地區，也可以說，新型城鎮化經濟發展政策也是出身團派的新總理李克强向前任總書記胡錦濤致敬和表態之作——而新農村政策本是過去十年政治左轉，胡錦濤對工商和城市優先政策不滿的含蓄表示。胡錦濤在卸任之際對華西村的視察一事已足以確證上述看法。因此，新型城鎮化首先是對前任掌舵人胡錦濤改頭換面的「學華西村」政治路線的延續，是一種「接班政治正確」的表示。
其次，就經濟和產業政策層面而言，姑且不論上届政府結束前幾天曖昧而堅定地頒行的「國五條」新房地產政策，新型城鎮化政策所代表的經濟發展理念與前兩任四届政府一以貫之的圍繞土地開發及其增值利益的掠奪一脈相承。在中國現行法制下，土地是政府自認為有天然支配權利的首要國家資源。自朱鎔基以來的經濟發展政策，土地既是地方政府進行財政擴張和插手經濟運行的主要工具，也是中央政府進行超級財稅吸金的主要管道之一，更是從地方到中央權轉化錢、權錢互動，以及利益輸送的萬能載體。因此新型城鎮化不過是這種瘋狂的「經濟發展」政策的延續，只是由於大中城市土地資源枯竭，轉而向更廣闊的鄉村伸展的結果。同時，這也是新政府向地方權力當局和各種壟斷寡頭發出的一個平安信號：不會有涉及它們利益的重大政策轉向。
過去十年的中國特色的「圈地運動」結果是導致猶如懸河的經濟泡沫，而且在社會層面造成了荒謬到空前絕後的各種怪相。地方財政膨脹到全球首屈一指，地方官吏的貪腐全面開花，而高企的房價除了為更高的搶地搞錢提供台階，在社會發展層面也吸盡了上世紀 80年代以來人民累積的資本，實際上成為官吏階級瓜分和吞噬經濟改革成果的狂歡。
充滿暴力色彩的强徵土地以及强行拆遷，摧毀了執政黨幾十年來通過强行灌輸塑造的微薄正當性，也使執政者與社會及人民的關係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在這一現實的情境之下，回顧過去無疾而終的「新農村」建設，不論其聲稱的政策目標何在，其實際內容不過是更大規模的打開了搶奪鄉村土地資源之門，將無情掠奪之手伸向最弱勢的農民。因此，稍具常識的人不難想像，在如此政策邏輯下，由最高經濟决策者大發號令，進行所謂城鎮化，這必然會意味着什麽？
財政部的數據顯示，2012年土地出讓收入為 2.69萬億元人民幣，較之於 2011年的 3.15萬億元人民幣雖然有所下降，但仍然處於極高的水平。此項收入佔中國地方政府 3.42萬億元人民幣資金收入的 78.6%。這些數字是最無情的，但更應該注意的是這些數字背後的體制和政治含義。從邏輯上說，地方政府如此吸骨食髓的瘋狂聚斂應該是對政權本身基礎的毀壞，因而與執政者的根本利益相矛盾。然而，實際上，無論從過去樂清（2010年當地因土地徵用問題，發生官民衝突，編者按）還是後來其他地方的事件發展來看，中央政府都是默認和支持地方這種胡作非為的。這除了中央政府本身在土地掠奪政策中的財稅利益，以及人事方面的原因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面對洶湧的全社會性敵意，最高執政者需要地方當局與其同舟共濟，替他們進行負薪救火似的維穩。
綜上可知，新型城鎮化政策無外乎是新瓶子直接灌裝的舊酒而已，甚至瓶子也不是新的，而是翻新的。這一政策的微妙政治含義是向過去的優勢政治派系、經濟寡頭，及地方諸侯示安，是以經濟上蕭規曹隨為代價換取接班團隊的權力鞏固，以此緩解內外危機之下整個執政黨的政治安全焦慮，而不是嚴肅周全的經濟學思考的產物。而有了這一明確的信號，無論中央寡頭，還是地方當局都獲得了新形勢下放手大幹的許可證，這才是導致本文開頭那幾位慘死者命運的幕後推手。因此，這些赤裸裸取人性命的「開發」和「發展」也許只是更大規模的彈壓土地和維權暴力浪潮的第一滴血。
既然從政治上來解讀新城市化的經濟政策，接班團隊的政治政策取向就不能予以前提性的論述。新團隊上任後幾天，新任總書記就發出了「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的號召，對「空談」的禁絕已經從對媒體和網絡的新一輪打壓風暴中得到印證，而「實幹」 這種如此唯物主義的術語與過去「悶頭大發財」的江、朱時代大躍進式的經濟政策，素有歷史聯繫。新城鎮化會繼續過去上下瘋狂的老路，就是順理成章的了。其實，從前不久的河南平墳等事件中，人們已經約略領教了這種瘋狂實幹的驚 悚風采，而三人被碾死的第一滴血，不過是給各種新政夢想家更明確和清晰的難堪例證而已。
已有經濟學人指出，城鎮化本是社會和經濟發展的結果，而不能拿來作為全能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政策。誠然，在正常社會與制度環境之下，經濟問題和經濟政策應由經濟學家們去評價和討論，然而，我們討論任何問題必須有基本的現實感，現實中國的經濟、社會、文化乃至制度等一切問題，無不是當代畸形和暴虐政治的化身，也由這種扭曲政治的澎湃動力所孕育。不顧這種顯而易見且無可迴避的政治和制度現實，無視滔滔血潮之湧起，僅以象牙塔內的學科原理去詮釋政策種種，則必然會自欺欺人，謬以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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