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州——这座人口1500万的珠江河畔城市是一个制造业腹地的中心，从T恤衫、鞋类，到汽车零部件、平板电脑和太阳能电池板，这里的工厂生产各类产品。许多工厂正陷入用工荒，尽管它们提供两位数的年度加薪和更好的福利。
王增松（音译）迫切地想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在一个稻田农场上长大，三年前从一个社区学院毕业后，多数时间处于失业状态。25岁的王增松只做过几个月的低薪工作，他当过购物广场的保安，也做过餐馆服务员，最近的一份工作是办公楼里的保安。
但是他不会考虑申请工厂的全职工作，因为身为大学生的王增松认为，那样的工作对他来说太低级。相反，他每天都在寻找一份办公室的工作，即便这样的工作起薪只有工厂工作的三分之一。
“我从没有考虑过，也永远不会考虑到工厂工作。一个又一个小时坐在那里做着重复的工作，有什么意思？”王增松问道。
在中国，数百万名像王增松这样近年从高校毕业的人都有同样的想法。结果是一种异常现象：工厂工作无人问津，而许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一项对城镇居民开展的调查显示，在20出头的人中，那些有高等教育文凭的人失业的可能性，是小学教育水平人群的四倍。
中国官员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
“这是一种结构性失调。一方面，工厂招不到技术工人，另一方面，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又不想要这些现有的工作，”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叶之红说。
过去十年里，中国的教育飞速扩张，每年从高校毕业的学生人数增长四倍，培养出数百万名工程师和科学家。最优秀的人才能够在想要进一步提高全球竞争力的中国企业找到理想职位。
但是，中国培养的高校毕业生中，每年也有数百万人一方面几乎拿不出任何谋生技能，另一方面坚信自己理应得到报酬不错的办公室工作。
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是就业面较窄的专业大量出现。经过三年的学习，王增松拿到“办公室和展位设计”专业的大专文凭。同时，商业和经济专业在中国大学里越来越热门，而工程等专业受到冷落，这加剧了无意在工厂第一线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人满为患”的状况。
叶之红表示，“这和银行业也有关系——银行提供高薪工作，因此家长们都想让自己的孩子进银行。”
教育程度较高、但没有稳定工作的中国年轻人，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的长期威胁。他们把大量时间花在上网、和朋友聚会，以及抱怨办公室工作的短缺上，他们相信办公室工作才是与自己的专业对口的。
中国现在的大学生人数是1989年春天天安门事件发生时的11倍，而中国经济在创造白领就业岗位方面一直十分缓慢。年轻一代对政治活动的兴趣降低，尽管如果越来越多的毕业生找不到满意的工作，这一局面可能改变。
中国总理温家宝去年3月表示，前一年的大学毕业生中，只有78%的人找到了工作。但是，即使这个数据也可能高估了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就业率。
政府的数据不仅包括那些得到长期职位的人，还包括自由职业者、临时工、研究生、已经签订了劳动合同但还没有开始工作的人，以及全国各地国有控股公司受命为应届毕业生创造的大量“无事忙”职位。
去年春天，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一次讲话中表示，“把解决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作为工作重点。”
挑剔的大学毕业生
王增松是家里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出生于1987年末，当时“独生子女政策”还没有开始在农村地区执行。他的兄弟姐妹教育程度较低，他们也不愿接受高薪的工厂工作。王增松的哥哥在高中毕业后用一年时间拿到了一个移动手机设备专业的文凭，他开了一家行李箱包店。王增松的两个姐姐都没有上高中。现在一个在一家服装店当售货员，另一个嫁给一个工厂工人，成了家庭主妇和全职母亲。
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主任、中国劳工问题专家玛丽·E·加拉格尔(Mary E. Gallagher)表示，对工厂工作的厌恶在今天的中国十分常见。
“学生们还没有适应大众教育这个概念，当他们进入大学时，他们习惯将自己看成精英群体的一部分，”加拉格尔表示。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儒家传统，按照这种传统，受过教育的人不应当干体力活。但是中国经济仍主要创造蓝领就业岗位。中国47%的经济产出来自于制造业、采矿业以及建筑业（达到这些行业在美国所占比重的两倍），而服务业相对不发达。
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也在压低计算机科学等热门专业毕业生所能得到的薪水。一名高管称，在2000年的深圳，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在顶级公司普遍能拿到725美元（约合4500元人民币）的月薪，这差不多是当时一个没有高中学历的蓝领工人的10倍。由于中国存在关于薪水的争议，该高管要求匿名。
但现在，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人数如此充足，以至于在深圳他们的月薪降到了550美元，不到一个蓝领工人的两倍。而且这还没有考虑过去10年的通胀。根据官方数据，深圳的消费价格上涨了29%，而许多经济学家表示，这低估了消费价格的实际涨幅。
如果王增松愿意去工厂工作，考虑到他对室内设计的兴趣，他可能会去宏远家具公司工作，该家庭桑拿浴房制造商位于广州的另一边，离王增松的住处有45分钟车程。
现在这家工厂给新入职的员工提供每月2500元人民币的底薪，加班有额外的薪酬。之前六人合住的寝室已被两人公寓取代。工人们不再需要把部分薪水交给工头。相反，对于每一个留职的蓝领工人，厂方现在每月给工头8美元到16美元的奖金。然而，该厂还是很难招到工人。
该公司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工资加上福利待遇——年度升幅达到30%或以上，高于全国范围21%的农民工工资涨幅，尽管近期有迹象表明，随着中国经济整体减速，工资增速最近可能有所放缓。而且它还远高于政府的要求，即在2015年之前每年将最低工资上调13%，大致相当于通胀的三倍。
由于宏远家具公司位于广州发展较慢的一个地区，其薪资水平的增长尤为迅速。在五年前工资水平开始飙升之前，该公司为没有工作经验的新员工提供90美元至120美元的月薪。宏远的副总经理倪冰冰说，当时，工人们在最初六个月每月要从薪水中拿出13美元到40美元交给工头，作为一种非正式学徒关系的一部分。
倪冰冰介绍说，很多大学毕业生申请到该公司工作，但是他们还没有迫切到会接受蓝领工作。和中国许多工厂相比，这家桑拿浴房生产厂通风较好，但没有空调。大量电动工具工作时产生的锯屑形成薄雾，覆盖在所有表面上——这不是大学毕业生能穿着正式衬衫去工作，然后晚上直接去一家饭店或夜店的地方。
靠父母补贴
独生子女政策带来一种不寻常的社会现象，许多大学毕业生是其父母和祖父母唯一的孩子，长辈们在孩子长大成人后继续照顾他们。
“父母和祖父母会给他们钱，有六个人供养他们，”倪冰冰说。“他们说，我为什么要工作？我待在家里每月都能拿到2000元，我为什么要每天挤公交车，去挣每月2500元的工资？”在过去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工作的王增松就是这样过来的。尽管父母有一些怨言，但他们还是会给他汇款，帮助他维持基本的生活。
他租了一个面积不大但却整洁的一居室，包括一间大约10英尺（约合3米）长的卧室，地面铺着粉色的瓷砖，有一张矮床和一个床头柜，柜上摆放着笔记本电脑。墙壁上已经被堵上的洞说明，以前的房客曾经安装空调应对广州的炎热气候，但王增松只用风扇应付。边上的小房间有10英尺（约合3米）长，3英尺（约合0.9米）宽，有一个小厨房、淋浴装置和马桶。
这所房子的租金为每个月64美元。每月吃饭、网吧上网及偶尔的约会要花费80美元，固定线路互联网服务每月需要8美元，每月的水电费为8美元，一个月的所有花费为160美元。
除了负担这些开支，王增松的父母还偿还了他在三年大专期间欠朋友的钱，当时每年的学费为1270美元，外加320美元的生活费。
他的母亲从没上过学，而他的父亲上了几年小学后就辍学了，直到不久以前，这种情况在中国农村地区很普遍。现在，他的父母已经60多岁了，他们在拿到一些补偿后不得不交出稻田，因为当地政府要在他们居住的土地上重新开发。他父亲在建筑工地上干一些零活，挣钱供养儿子。
并不让人意外的是，父母力劝王增松接受一份工厂工作。“干这种工作每个月可以挣4000元，但我不会去。”王增松说。“干这种工作，手是脏的，全身上下都脏兮兮的。不适合我。”
他曾短暂工作过。在失业将近一年后，他在几个月前找到一份写字楼保安的工作。每个月的工资只有320美元，但他已经考虑在下个月春节过后辞职，再次专心寻找专业对口的办公室工作。在他的专业领域，初级职位每月只有240美元的工资，但工作干净、安全，还有晋升希望。他说，如果有市政单位愿意聘用他，那就更好了。
王增松说，“最好能去政府工作；这样你会有就业保障，还有退休金。”
王增松认为自己有女朋友非常幸运。她设法向朋友推销安利(Amway)化妆品，但卖的最好的一个月才赚了160美元，而且经常一个月什么都赚不到。她每月花1200元人民币（合190美元）租房子，也要靠父母补贴，她父亲销售建筑材料，母亲是一个保姆。
“我女朋友说，‘你现在挣的钱肯定不足以成家，要结婚的话，你每月至少要挣1万元，2.6万元更好，’所以我现在压力非常大，”王增松说，“现在女人都这样，她们要车，要房，还要各种家用电器，当然，我答应女朋友的所有要求。”
虽然企业日趋为蓝领工人提供很多白领直到最近都不敢想的福利待遇，但是像王增松这样的年轻大学毕业生不愿去工厂工作。
总部位于香港的联业制衣有限公司(TAL Group)是一家生产高档衬衫的大型制造商。该公司不仅在其位于中国东南部的庞大衬衫厂车间装上空调（这是很多美国公司尚未做到的事情），还开设一间图书馆，配置50台可以上网的台式电脑，供员工们下班后使用。
独生子女政策和大学扩招政策相结合，才刚刚开始影响中国的核心工厂劳动力人群：18至21岁不上大学的年轻人。即使高校入学人数保持不变，从2010年至2020年，这个人群的数量也会骤降29%。
技术培训走下坡路
过去10年间，中国各地开设了数十万家工厂，它们竭力寻找能够操作复杂设备的工人，更不用说能够修理设备的高手了。然而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人数陷入停滞，如今只相当于攻读高等学位的学生人数的大约一半。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去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一方面，有些工作和职位招不到技术工人，另一方面，一些人才找不到工作；答案在于技术、职业教育和培训。
中国的中等职业学校和培训项目都是冷门，因为人们认为接受这种教育没有前途，几乎没有机会升入四年制本科大学。此类学校还受到歧视：人们认为有农村背景的学生才会到此类学校读书，较为富裕、教育程度较高的城镇学生很少选择此类学校。
许多像王增松这样的年轻人，出身农村的大学毕业生考虑接受工厂工作是很难的。他正在琢磨别的谋生方法，但学习职业技能不在其内。其中一个设想是，从农村的批发商那里购买兔子，然后在广州的大街上摆摊，将这些动物当作宠物或者食品出售。
在被告知，这可能意味着他要与年龄较大、没有文化、愿意为了一点小钱而摆摊的农村进城人员竞争时，他耸了耸肩，再次表示自己讨厌去工厂工作。
“我不是怕工作艰苦，而是因为这种工作没有地位，”他说。“人受的教育越多，就越不愿意去工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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