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金融风险频发。与之前的民间借贷危机不同，这一轮以大中型企业为主的信用事件，把中国的银行与金融机构深深卷入其中：中江集团拖累建行，赛维LDK让国开行与浦发寝食难安，重庆钢铁则把汇丰银团、国开行及建信与民生两家金融租赁绑架上船。需要看到，在宏观经济减速与行业风险深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金融业正处于进退两难的状况，找不到抓手。这也是拜宏观经济结构不合理所赐。
观察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大致可理解为“大政府+大金融+大企业”捆绑发展。也难怪，时至今日，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依然残存着许多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征——从上至下，以指令驱动。这种以规划为目标，通过行政命令层层分解，并利用地域竞争提高效率的发展方式，将迫使地方政府与金融业向龙头企业靠拢；而在另一方面，对那些熟谙国情的企业家们来说，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精神，也不再是勇于创新与承担风险，而是如何经营政商关系，利用廉价的金融资源，野蛮生长，跑马圈地。
在经济景气程度较高时，这种捆绑发展的确可以为政府、金融业与企业带来三赢。但这建立在市场容量无限扩张的基础之上，企业新增的产能能够得到及时地消化。但当经济形势转冷，需求普遍不足，企业库存高企，这种“三位一体”的模式极易演变成中国版的“大而不能倒”。倘若，对于美国而言，金融业的“大而不能倒”缘于其所牵连的范围过于广泛，作为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金融危机将使得实体经济停转；那么，中国版的“大而不能倒”则是实实在在地把政府、金融业与龙头企业的利益深度互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旦龙头企业陷入困境，地方政府与金融业便将进退两难，救也不是，不救也不是。
这一点，在江西赛维LDK与重庆钢铁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之于前者，新余市政府虽然口口声声说不会救，也救不了，但从实际行动来看，地方政府不仅直接派驻工作组进入企业，在赛维目前总共20.2亿元的可用资金中，更有20亿元来源于“发展稳定基金”，后者则直接源于江西省财政。在重庆钢铁陷入困境时，地方政府虽未直接出面，但企业却把一个接一个金融机构圈了进来。即使在汇丰银行、国开行的银行借款均发生了违约，重庆钢铁依然能获得来自民生金融租赁公司的协助。事实上，在此之前，重庆钢铁在建信金融租赁公司办理的融资租赁亦发生过违约，但这种信用记录并未阻拦金融机构的热情。
需要看到，金融业在这三角关系中的地位十分尴尬：它们本身是营利性机构，有资金成本约束，可一旦企业违约，遭受直接损失的只会是它们。相比之下，地方政府有公共财政“尚方宝剑”护体，在偿债优先级中占先。那么，在这场因行业风险深化而带来的局部金融风险暴露之中，金融业为何也会冒着被拉垫背的风险积极施援？
——可能因为它们并没有其他的退路。
既往的发展模式使得金融机构把鸡蛋都放在少数几个篮子里了，为了保护存量的利益，它们不得不奉陪到底，把这个游戏玩下去。不过，称其为“拆东墙，补西墙”也好，亦或是庞氏游戏也罢，金融机构的越陷越深及越绑越紧只会南辕北辙。原本，当风险事件发生时，当机立断要做的，是在风险与自身之间筑一道隔离墙，避免危机波及到自身。金融机构的做法，不仅不是在筑墙，反而把仅剩的隔离带也给拆了。其实也是种无奈。
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倘若金融业在经济景气程度较高时，并没有死抓那么几个龙头，而是广撒网，分散风险。当经济形势转坏，它们还会这样被动吗？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这家企业违约，但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金融机构可以更加从容地应对经济的不景气。不过，说实话，这种微带理想主义色彩的观点在现实中可能行不通，毕竟，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金融业的自主权有限，要改善这一局面，必须要在更高的层级上，进行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后者不到位，前者行不通。
行业风险深化让金融业进退两难，这是宏观经济结构不合理使然。要改善这种局面，只能坚持经济结构的调整，只有在此基础上，金融业才可能进行多元化发展，避免再次落入类似的进退两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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