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東歐變天．前言】
二戰後，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跟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主義民主陣營分庭抗禮，這場冷戰最終隨1989年東歐政權相繼倒下戛然而止。東歐變天最戲劇一幕，莫過於1989年11月柏林圍牆倒下的一刻。匈牙利與波蘭兩國1989年初「沒有革命的革命」，由談判促成政治轉型，為東歐變天奠下基礎。無獨有偶，兩國近年亦被質疑民主倒退。這30年兩個國家發生什麼事？對後人又有何啟示？本報透過訪問這場變天的過來人，以及專家學者，一連3天深入探討。
1989年6月4日，中國北京有解放軍進入天安門武力清場，學運在血腥中遽然而止，在地球另一端，奉行共產主義的波蘭舉行歷史性的國會選舉，團結工會大勝，開啟東歐共產主義退潮的進程。30年過去，東歐各國的共產主義政黨大多式微，但中共依舊掌權。專研全球各地共產黨歷史的美國學者麥克亞當斯上月接受本報訪問，剖析箇中因由。他指出中共當年有認受性，跟醞釀反抗外來共產政權統治已久的東歐各國相反，雙方也走上不同道路。
明報記者 周宏量
美國聖母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麥克亞當斯（A. James McAdams）2017年出版Vanguard of the Revolution: The Global Idea of the Communist Party（《革命先鋒隊：共產黨的全球思想》）一書，是主流學術界首部全球共產黨政治史著作，去年獲《外交事務》選為年度最佳著作之一。
他向本報稱，中國當年跟東歐各國有很大差別：首先，中共不像東歐共產黨般受制於蘇聯；其次，中國在1980年代漸向西方開放，擁有東歐各國沒有的經濟高速增長，人民覺得情况正在改善；此外，中國經歷過東歐未曾出現的文化大革命，鄧小平上台後民眾慶幸遠離毛澤東時代，也傾向支持中共。
80年代東歐陷困 中國經濟起飛得民心
「最關鍵的問題是：政權得到多大支持？」麥克亞當斯認為，中國和東歐各國在1989年走上分岔路，主要分野在於其共產政權所獲的支持度，反對力量有多強大反而屬其次。他稱，中國年輕一代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間，對共產黨抱很正面的看法，認為國家正冒升，這跟蘇聯陣營剛好相反。
麥克亞當斯稱，波蘭的例子最為諷刺，連執政統一工人黨的成員都不相信自己的黨，逾百萬黨員同時加入團結工會；匈牙利不像波蘭般經濟陷於掙扎，民眾生活水準不錯，但社會求變之心一直存在；東德的生活水準在蘇聯陣營中也算數一數二，但跟西德無法相比，部分民眾可直接從電視節目看到西德有多富裕，部分人去過西德，回來後告訴大家政府說謊，令東德人對共產政權的憎恨不斷加深。
回顧東歐變天的歷史，一些角色的決定亦起了關鍵作用。麥克亞當斯說，戈爾巴喬夫1985年出任蘇共總書記後推出「改革重建」（perestroika）和「公開化」（glasnost），本意是為了鞏固共產黨統治，卻不經意將其削弱。他稱，如果當年繼任的不是戈爾巴喬夫，而是較為保守的利加喬夫（Yegor Ligachev），蘇聯不一定會這麼快推行改革。至於波蘭，時任元首雅魯澤爾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同意舉行選舉，並非想放棄權力，其設計中為自己陣營預留65%下議院議席，豈料團結工會卻盡贏可選的議席，令波共不得不放權。
六四令東歐震驚 民眾求變心不息
中國六四事件跟東歐變天在差不多時候發生，兩者有沒有互為影響？麥克亞當斯稱，六四屠城令東歐各國震驚，但卻未有嚇倒求變的民眾，因為改變已是方興未艾；更關鍵的是，蘇聯領導層一早已放棄軍事干預，反而希望找方法重奪民心。比較例外的是東德，統一社會黨總書記克倫茨同年9月訪華，盛讚中共鎮壓，惹黨友憤怒。當時身處東德的麥克亞當斯憶述，其時新一代黨員普遍對此強烈不滿，引發該黨分裂。
吸東歐「教訓」 北京提防政治改革
相較而言，東歐變天事後對北京有更大影響。麥克亞當斯指中共嘗試從中汲取教訓，對政治改革保持高度警覺，更強調經濟表現、穩定性和可預測性。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2012年「新南巡」內部講話，曾總結蘇聯解體的一大原因是理想信念動搖，又批評當時蘇聯軍隊「保持所謂『中立』」，「為什麼我們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軍隊的領導？就是從蘇聯解體汲取的教訓」。
麥克亞當斯稱，早在戈爾巴喬夫上台和提出改革，中共已大感憂慮。他亦指出，中國和蘇聯的改革開放有其不同，中國更聚焦於經濟表現，亦看得到成果，但蘇聯的改革來得太遲，反而令國家陷入不穩，結果戈爾巴喬夫無論提出什麼政策，民眾只想得到更多，故其改革一啟動，蘇聯就注定敗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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