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执行追赶战略的时期，中国的产业金融政策曾发挥奇效。中国政府利用金融抑制，将稀缺的资源集中起来，投入到经过规划的产业领域中，换来了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不过，随着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持续，总需求下滑，这种以产能扩张为导向的金融政策也遭遇到空前的挑战。环顾中国，几乎所有资本密集型行业都面临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倘若这种不景气延续到中长期，对于中国的金融业而言，无疑将是场灾难。
回顾中国产业金融政策的光辉历史，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成功并非偶然，与所处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在供给端，世界产业分工的梯度转移为中国的产业政策寻找到了既定的方向，与此同时，这种技术路径的锁定也降低了产业发展失败的风险；另一方面，在需求端，国内外市场的拓展消化了不断增长的产能，也使得整个系统得以在高速增长中寻找到平衡。
不过，时过境迁，有利于产业金融政策的经济环境很可能一去不复返，既往的发展模式已疲态尽显。首先，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升，中国企业正面临全方位的产业升级，但发达经济体的新一轮产业转移却并未开始。这意味着，在许多高端行业里，中国企业将直面来自发达经济体的竞争，但却因人才、技术储备以及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劣势，而处于下风。
其次，对于部分新兴行业而言，技术路径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比如新能源汽车，纯电动与混合动力的选择，即使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也不甚明晰。在技术条件尚未成熟时，中国便押宝纯电动车，一旦技术的发展偏离预定轨道，这种赌博将置相关产业，特别是金融业于高风险之中。事实上，类似的故事已经发生在了光伏领域。在产业金融政策的扶持下，中国的光伏制造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由于其他替代能源价格的快速下降，特别是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有可能使得天然气永久廉价，光伏产业的未来已不复那么美好。目前，中国的光伏产业正因产能过剩而陷入到深刻的危机里，行业龙头赛维LDK的濒临破产使得身后的银行进退两难。不难想象，倘若这场危机继续升级，演化为对光伏前景的质疑，其所带来的破坏力有可能使得中国的金融业陷入到系统性风险之中。
换言之，从技术路径选择的角度来看，产业金融政策更适于进行低风险的学习模仿，一旦技术选择出现了较大的不确定性，需要从事高风险的创新，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要么找不到抓手，要么便是场豪赌。7月初，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强调，要在2020年建成国家创新体系。对于决策层而言，现在可能已到了反思技术创新与产业金融政策之间是否兼容的时候了。创新需要容忍失败，可一旦把过多的资源用来押宝，便将形成大而不能倒，反而对技术创新构成阻碍。在这一点上，京东方、中芯国际等“高科技”企业已让中国吃尽了苦头，在他们身后，困住了一大批债主与股东。
第三，从需求端来看，外需的饱和甚至衰减已无需赘言，世界经济的不景气有可能维持到中长期。而在内需方面，经过几轮刺激政策，中国的消费市场也已出现饱和的迹象，同时，受房地产调控影响，投资需求也很难尽复旧观。这意味着，即使我们仍然看好中国的内需增长，它的增长速度到底能否像过去那样消化投资扩张所带来的增量产能，也得画个问号。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意味着，倘若中国仍旧采取产业金融政策，推动产能扩张，这要么会令生产企业重蹈产能过剩的覆辙，要么则是重置投资，带来资源的浪费。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难称善事。
最近的一系列金融风险事件表明，中国执行产业金融政策的黄金时期已然过去，是时候反思这种模式的利与弊了。从世界经验来看，赶超时期的产业金融政策曾让日本与韩国的金融业陷入困境，前者更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对于中国而言，经济的体量与纵深也许能延缓这种政策对宏观经济造成的损害，但这也意味着，倘若仍一味坚持，前方可能会有更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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