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金融风险在各地接连暴露，金融维稳已成为各地方政府的当务之急。央行《201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表示，既要防止金融风险蔓延，也要防止出现道德风险，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种明确的表态令地方政府承压，毕竟，地方财力有限，能动用的工具也少，可一旦出了问题，事情都将压在地方政府的肩上。
在安邦研究团队看来，地方政府至少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金融维稳：
首先，利用地方政府的权力，施压金融机构维持流动性，避免因银行催贷、抽贷让危机升级。在此之前，为缓解资金链压力，钢贸企业与浙江地区600家民营企业，分别采用公开信及给地方政府紧急上书的方式，呼吁银行对他们网开一面。要知道，当危机袭来，除非是系统性风险，直接受损的始终是小部分企业。但若让个别企业的风险升级为信心危机，引发银行信用的全方位紧缩，演变为流动性危机，这将把那些仍可正常经营的企业也拖下水。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应当成为各地方政府金融维稳时的头等大事！
其次，组织财政资金，为陷入困境的企业提供担保，并及时对已丧失经营能力的企业实行破产保护与清算，让市场出清。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甄别问题。地方政府需要从陷入困境的企业中，甄别出到底谁只是暂时性的资金链紧张，谁则彻底失去了经营能力。只有通过这种精细化操作，才能尽可能减小道德风险，以及公共财政潜在的损失。毕竟，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提供担保只是增信行为，并不涉及直接出资为企业兜底。
在这一点上，浙江地区的做法可以为其他地方政府借鉴。为应对日益蔓延的民营企业担保链危机，浙江各地政府纷纷启动转贷应急资金池，以解企业燃眉之急。据了解，所谓转贷应急资金池，是指由政府财政出资成立专项基金，帮助符合条件的困难企业维持银行信贷和资金周转。而在温州，除了政府出资外，还由民间金融机构成立了各种类似专项转贷资金的“过渡资金”，参与对企业界的救助。当然，我们需要看到，这种类似于政府担保的非常规做法，边界很难确定，会给政府带来风险。但两害相权取其轻，政府不作为将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值得注意的是，为进一步防止道德风险，地方政府还可与被担保企业约定退出机制。这实际上是在明确地提醒企业，政府的担保只是临时性安排，承担过桥的角色，并不是最后贷款人，也不承担损失。
第三，对于一些行业龙头以及“大而不能倒”的企业，很可能出现以地方财力难以援手的情况。倘若真因历史原因，而不得不想方设法拉企业一把，只能通过省属国有企业，或者其他潜在的投资者，利用市场化手段进行注资与并购。在这种情景下，地方政府需要扮演牵头人的角色，为陷入困境的企业搭建交易平台，并积极利用手中的资源寻找买家。基于中国的国情，只要企业本身仍有可取之处，经过注资与并购仍能重新焕发活力，最终应该可以找到愿意帮忙的资金。至少，可以动员同省的上市公司同舟共济。
最后，地方政府在金融维稳中应当注意什么风险呢？
重中之重的是，要慎重动用公共财政资金，至少要保证公共财政资金的安全，需要设定保护条款，避免纳税人的权利受到损害；其次，对地方上的金融风险要保持高度敏感，特别在经济减速时期，金融风险的暴露往往呈集中爆发的形态；此外，金融维稳的核心是信息，地方政府需要掌握足够多的信息，对企业的质量予以准确地判断，不能错过了救人，也别救错了人。这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的确是重考验，特别在于，地方政府决不能以一己偏好作为判断依据，只救和自己走的近的，而不是最应当救的那些。
在温州金融改革试点之初，安邦便曾判断，只有先把既有的危机了结了，金融改革才能够顺利的开展。这是因为，倘若留了个尾巴，金融改革只会是变相填窟窿。对于其他地方政府来说，这一判断同样成立。目前来看，下半年乃至明年，中国的局部金融风险问题都将非常突出。这对地方政府而言是重挑战，需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沉着应对，即使财力有限，还可以有很多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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