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中国央行出乎市场意料地连续第二个月下调基准利率；几乎同时，欧洲与英国央行也宣布宽松政策，欧洲央行下调基准利率至历史最低的0.75%，英国央行则选择扩大QE规模500亿。中英欧央行的联合宽松令市场憧憬，类似于2008年底的全球救市将再度到来。但很遗憾，即使全球央行再度联手，也很难像2009年那般刺激经济重回增长。经济形势的变化令货币政策渐失魔力。
比较当时和现在，各主要经济体面对的困难截然不同，债务压力取代经济骤然衰退成为困扰各国经济发展的症结——美国有“财政悬崖”，欧洲面临债务危机，中国则需面对来自地方政府与企业债务的双重挑战。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得各国政府很难像2008年底时那般拿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而失去财政的配合，宽松的货币只能制造通胀。
在重债背景下，各国的政策目标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转向在不增加债务负担的强约束条件下，实现经济的复苏。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主要经济体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债务问题，传统的解决方案如货币贬值，以增加出口竞争力的方式恐怕难以拉动经济复苏，只能造成世界贸易体系的混乱，演变成为贸易战，徒添贸易纠纷。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思维，如何在债务压力下寻找到艰难的经济再平衡之路，也考验着全球经济决策层的智慧。
有的经济体，比如法国与日本，试图通过提高税率的方式缓解债务压力。这当然是一种思路，因从政府角度出发，财源无非收税与发债两条路，非此即彼。既然要在保持政府开支（即财政刺激规模）的同时降低债务压力，多收税自然顺理成章。但这种思路未免太过静态。希腊的反例已表明，过高的税率将削减经济活力，抑制经济增长，最终反而会弄巧成拙，使得税收总量不升反降，既无法达成初始目标，在经济进一步恶化的形势下，反而会加重债务负担。因此，法国与日本简单的增税政策遭到了国内的普遍反对，也加深了各界的裂痕。
相比之下，更为正确的态度是，推动漫长但有必要的结构转型，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将有限的经济资源投放到能最大化产出的领域中。理论虽然抽象，但从各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或多或少都面临结构性问题这点来看，只有尽可能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才有可能在保持债务负担不增的条件下实现经济的复苏。而要做到这一点，恰恰并非政府机构所擅长。由此来看，经济不景气将在可预见的中期维持，因只有当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都变得活跃，各主要经济体才能恢复活力，创造经济增长。而这要求政府减税减负，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让利于民。在这一点上，减税的效果要远远超过降息，在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受损时，制约投资的主要因素并非成本，而是高杠杆所带来的高风险。
回归到货币政策，可以反推，中英欧央行联手本身已具有强烈的政策信号，意味着经济的下滑远超预期，需要以超常手段予以刺激。这是悲观预期下的消极联想，也将进一步削弱市场中的乐观情绪，甚至形成恶性循环，降低央行联手行动的政策效果。与此同时，在传统货币政策失效，而财政政策难有担当时，非常规货币政策出台的概率也在增加，虽然如我们之前分析的那般，货币政策的魔力正逐渐消失，但基于履职考虑，也为缓解债务危机下的流动性风险，欧洲央行继日本、美国及英国央行之后推出QE的可能性也在增加。
从全球来看，市场关注的焦点可能还在美联储。在其他央行出手后，美联储的QE3会否接踵而来？目前来看，中英欧央行联手，再加上此前连续两月降息的澳大利亚央行，的确缓解了美联储的眼前压力，但若仍止不住经济下滑，甚或欧债危机实质性爆发，美联储仍存在推出QE3的可能性。即使也许没什么用，当危机来临，著名的白芝浩法则（Bagehot’s Rule）告诉我们，央行也要尽可能地提供流动性。
中英欧央行联手令市场憧憬全球救市，但在全球经济低迷之时，减息政策的效果存疑，货币政策正渐失魔力。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都需要来一场深刻的结构性调整，而在眼前，欧洲及美联储的进一步宽松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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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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