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教育政策與很多政策一樣，是由上而下的。一方面學位過剩，另一方面教育質素似乎追不上社會需求，香港的教育界又遇上教育改革。當學校正體驗新學制的利弊，並慢慢調節內部行政來平衡新舊制的衝擊之際，2011年5月政府推出國民教育諮詢文件，建議在本年度在中小學推行國民教育。這引出第一個問題，如果當局是關心教育問題的話，去年5月的最重大問題，根本不在國民教育，而是在教改落實的關鍵時刻，教育界應如何評估教改？下一波到底要微調還是大改？學位應如何調節？師生比例應否邁向小班？這些重要的事項循例拖延，取而代之的是又一個新政策。
這當然是今天「吵鬧」的第一個伏筆，承接的發展是諮詢一如以往幾次的諮詢會一樣，各自發表。留意這幾年的新聞的話，大家不難發現，不同政策範疇的諮詢政府和公民社會各自發話的情況。在一個理性的社會，這個階段理論上是一個辯論的階段。內容重疊，課時緊綴，意識型態偏頗等等由實際到理念的反對意見存在，但諮詢期過後，最終的結果是：先事者以自身名聲作擔保，「放長雙眼睇」，「對政府要有信心」。相隔幾個月之後，德育及國民教育指引依舊出爐，同樣是必教，同樣佔課時，多了份每間學校五十多萬的資助（錢如何解決課時緊綴的問題呢？）。至於之前提出過的反對意見，去了哪裏？
答案今天吳克儉先生又示範了一次：第一、同時接見三個家長團體，並指出其中兩個支持，便得出「大部份人」都支持的結論，而當第一組家長離場抗議時，以他們已「詳細回應」反襯反對者的「不理性」；第二、在電視台的訪問中，指出事件是由「部份的內容」（無論是課件或教材）；第三、在同一個訪問中，以事件與立法會選舉有關，或簡稱「政治化」。這三種手法將原本最最基礎的問題完全撇開：到底此時此刻最需要解決的教育問題是甚麼？國民教育的根本問題是甚麼？這些手法就像一個罵錯學生的老師，在學生指證了他的錯誤之後，力指學生「目無尊長」而不去回應自身的錯誤一樣，嘗試以「態度」問題掩蓋實質需要處理的問題。
務正業的教育局，這刻推出的諮詢文件，不應是國民教育，而是師生比例及小班教學、教學語言、資助制度（例如學卷制、教科書）等等；又或者她推出的不是諮詢文件，而是教改的檢討書。在教育界爭取多年之後，大家都會明白，主導政策發展的，永遠是同是掌控著主要教育資源的政府。教育政策由於多不涉及額外撥款及法例的行政措施，所以立法會根本鮮有討論的機會，頂多是議員們沒有約束力的辯論。而所謂教師工會如教協的阻力，其實具體點說，頂多是在行政和具體落實的細節上，有迴旋的空間。因此，社會從教育政策可以看清：沒有具體監察力的約制，政府表現如何？
而我們更具體應該問的其實是：到底政治內耗是民間造成？還是一個政府在一個重要時刻推出一些無關痛癢卻具爭議性的政策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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