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14 June 2012

對雇主來說,中國向外國人徵收社保費用的新規捅了馬蜂窩嗎?

對在中國開展業務的外國公司來說,2011年過得一點兒都不乏味。在過去12個月中,大量的新法規讓他們忙個不停。有些法規被真心誠意地接受了,有些則不然,還有些則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比如,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出臺的要求所有外國員工都參加全國社會保險計畫的新法規。

現在,包括在這個國家的大約23萬外國員工在內,外國人及其雇主需要按照中國城市工人在過去20年所做的那樣,將其部分工資繳納給覆蓋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基本退休金的社保系統。這個法規會影響到在本土和外國公司工作的所有非中國員工,根據外國員工所在地區以及居留狀態的不同,強制性繳納的費用最高可能相當於個人工資收入的近50%。

人們對這項法規的反應不一。“我們的大部分外國員工看不到向中國社保系統繳納費用的好處。” CCP公司的首席運營官喬恩·喬納森(Jon Jonasson)談到,CCP公司是冰島一家線上遊戲開發商和出版商,在上海擁有111位員工。他說:“他們把這些費用視為額外的稅收。”但是,其他公司想得則更為周到,他們認為,一個理由在於,在中國,法規的制訂和實施往往是兩回事。不過人力資源專家告誡說,這並不意味著任何人都能自鳴得意。

為什麼是現在?

本地公司和外國公司實施新法規的時間相同。在全球享有低成本世界工廠和理想外包基地的聲譽數年之後,近來,全中國的公司都在努力應對工資的上漲。四月,《金融時報》網(FT.com)的一篇博客文章指出,雖然可靠的資料很難獲取,不過美國勞動統計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報告顯示,在2002年到2008年期間,中國製造業的小時工資翻了一番,而美國則只上漲了20%——部分原因在於,在按時獲取勞動報酬以及社會保險等方面,新勞動法為工人賦予了更大的權利。然而,包括這個國家某些地區勞動力短缺、食品價格的上漲以及各種生活成本的上升等因素,依然引發了工人抗議的浪潮。《即將消失的廉價中國貨》(The End of Cheap China)一書的作者雷小山(Shaun Rein)談到,此間,在中國的31個省份中,今年有21個省份將其最低工資提高了22%。

在這樣的背景下,某些公司可能很難接受新法規。但是,參與設計國家勞動政策的中國當局和專家指出,新法規符合國際慣例,而且有助於縮小本地員工和外國員工之間的收入差距。“我們認為,這是個國民待遇的問題。” 上海君合律師事務所(Jun He Law Offices)的律師傑佛瑞·威爾遜(Jeffrey Wilson)談到,該律師事務所專注于勞動法律業務。“在中國工作的人,無論是中國國籍還是外國國籍,將適用於相同的法規。”

浙江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Center)教授何文炯補充談到:“向員工(包括外籍員工)徵收社會保障基金是為了員工的利益。某些在中國生活了很長時間的外國人現在也可以享受國民待遇了,這對他們有好處,因為他們繳付的所有費用將來都可以返還給他們。如果中國政府和中國的雇主不去保護本地員工的社會保障基金,誰去保護呢?”

具體實施

他還談到, 雇主不應該對新的社會負擔費用感到意外。“實際上,某些省份的政策已經要求雇主根據工資總額為員工繳付社會保障基金了。舉例來說,在浙江省,很久以前,雇主就已開始根據工資總額為本地員工和外籍員工繳付社保基金了。”他指出。

但是,要想掌握新法規在實踐中的實施卻一點兒都不輕鬆,因為各省的情況,甚至各個城市之間的情況各不相同。韓國和德國等與中國簽有雙邊協議的國家,其居民可以獲得免除。

雇主分擔的部分占工資的31%到37%,員工分擔的部分占8%到11%。上海的雇主必須繳付員工工資的37%,個人承擔11%。然而,這個城市為員工和雇主設定了11,688元(1,834美元)的繳費工資基數上限,當地政府稱,這個數額相當於該城市2010年平均月工資的三倍。相比之下,北京的繳費月工資基數上限為12,603元,杭州和廣州的繳費月工資基數上限分別為11,392元和13,623元。

在CCP公司,111位員工中有31個外國人。“基本而言,只要執行上限,這些費用並不會造成我們成本的大幅上升。”喬納森談到。“但是,如果上限取消,情況就會變得很可怕,從而,我們會重新考慮將有些員工派回國內的問題。”

然而,即便有這樣的上限,喬納森依然感到擔心。首先,根據對這一法規的解讀,當外籍員工離開這個國家時,他們繳納的費用可以以現金形式支取出來,但雇主承擔的部分則會被沒收。此外,喬納森還對其他條款感到不滿,其中包括失業救濟金條款,失業保險占工資的3%。“如果你是個外國人,可如果你丟了工作、沒了簽證,那麼,你就必須離開。”所以,你就無法得到失業救濟了,他談到。“第二,我們大部分外國員工自己都有醫療保險,另外,他們不想依靠那些他們認為達不到自己標準的醫療服務。”(基本醫療保險占工資的大約5%,另有2%的生育保險和工傷保險,養老保險以23%的比例占繳費費用的最大部分。)

君合律師事務所的威爾遜談到,該計畫的其他部分所受批評較少。“保險計畫包括基本養老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這些保險不一定能滿足每位員工的需求。”他談到。“目前,很多外國員工不想到當地醫院和診所就醫。(中國大陸)很多專業人士的情況也與此類似,他們更喜歡國有醫療系統以外的私人醫療計畫和診所。”此外,威爾遜還指出,其他國家,比如,美國和英國,都有要求外國員工繳付當地社會保險基金的法規,即使他們無法從中受益。

然而,不同保險制度的主要區別在於,中國的繳費比例過高。在美國,雇主和雇員為社會保障計畫(Social Security)和醫療保險計畫(Medicare)繳付的費用不到工資的15%,並有106,800美元的年度上限。在英國,員工和雇主為週薪500英鎊的人繳付的社會保險(National Insurance)費用大約為93英鎊,也就是說不到工資水準的20%。而在上海,為月薪為11,688元的員工繳費的全部費用則高達48%。

大擠壓

陳曦(音)在上海經營一個小型英語學校,對陳曦這樣的創業企業家來說,這項法規給他們製造了新麻煩。“我們給英語老師支付的報酬超過政府設定的上限不很多。為此,我們的成本將上升40%,可我們能怎麼辦呢?我們不像其他公司,可以將員工當地語系化,並支付更低的工資。我們需要外國英語教師。”

有些雇主則在忙著研究如何“繞過”這個新法規。德勤會計事務所(Deloitte)12月的一篇業務通訊寫到,當局誓言“強化”基金的管理,對違規行為給予制裁,並對“繞開”這項法規的雇主課以罰款,罰款可達實發工資與上報總報酬差額的100%到300%。

也就是說,“有很多工資被少報的情況。” 協力管理諮詢有限公司(Dezan Shira & Associates)大連辦公室的地區經理亞當·利弗莫爾(Adam Livermore)談到,該辦公室專為在中國運營的跨國公司提供工資支付服務。此外,有些公司還降低了基本月工資水準,同時,為讓員工滿意,公司會以現金或者退款方式補足他們的現收入與之前較高工資的差額。“對中國企業來說,這是一種非常普遍的做法。然而,因為跨國公司必須遵守嚴格的審計法規,所以,這對它們而言並不是個可行的選擇。”他談到。

利弗莫爾現在面臨著一項相當棘手的挑戰。他的辦公室及其很多客戶所在的東北城市大連,是這個國家唯一一個本地企業和外國企業的繳費工資基數上限都突然取消的城市。“8月31日,政府發佈了取消繳費工資基數上限的通告,9月1日,我們被告知,所有人都必須遵從這個新規定。” 利弗莫爾談到。這意味著,每月工資6萬元的個人,繳付的費用會從大約3,000元增長到2萬元以上。“在大連,無論是本地企業還是外國企業,都聘用了很多高層次的高收入員工,這個新規定是對雇主的壓榨。”他談到。“雖然他們的成本已大幅上升,但他們無法將(增加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現在,很多雇主都抱持等等看的態度,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無法承付這些費用,將來就不必繳付這些費用。”

截止到目前,就為什麼選定大連的問題,還沒有官方聲明做出解釋。有人想知道的是,這個舉措是否是中央政府進一步擴展範圍之前的試點,“也可能是因為大連的社會保障系統資金不足。”利弗莫爾猜測說。

大連的某些公司一直在討論,是繼續招聘資深員工,還是索性全部撤離這個國家更為明智。“從全國範圍來說,這個新法規不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因為外國員工的數量在中國很少,而且也設定了繳費工資基數上限。” 利弗莫爾談到。“但是,如果全國範圍取消繳費工資基數上限,那麼,後果則會很嚴重。”

上海高管獵頭和培訓公司Accetis International的合夥人弗蘭克·穆雷根(Frank Mulligan)認為,這項新法規的出發點很好,即便實際執行狀況可能不佳。“中央政府做出了很好的決策。”他談到。“政策方案是由技術專家和工程師制訂的,但是,當(某項政策)下放到基層時,問題便會隨之而來。中國正在成為很多國際性人才的大本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國際總部搬遷到了上海和北京。良好養老保險系統帶來的好處和醫療福利有助於招募和留住人才。問題在於,技術專家的良好願望還沒有得到企業系統的支援。”

相关日志



from 墙外楼 http://www.letscorp.net/archives/26810?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letscorp%2FaDmw+%28%E5%A2%99%E5%A4%96%E6%A5%BC%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