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公民社會尤其對自由知識分子來說，2014年是晦暗的一年。舊雨新知屢屢「失聯」，話語空間不斷收縮，打擊一個接著一個。而這都因為一個敏感詞：「顏色革命」。
維穩壓力居高不下
「顏 色革命」成為敏感詞，始自2011年中國版「茉莉花革命」。那場所謂革命原本無非網上戲言，沒有任何證據證明確有其事。即便如此，仍幾乎陷全國於緊急狀 態，大批維權人士遭非法拘捕甚至遭肉刑。從那時起，當局一直把所謂「顏色革命」當最大假想敵，習近平反覆警告：中國是一個大國，犯不起顛覆性的錯誤。他所 稱「顛覆性錯誤」，或許就包括所謂「顏色革命」在內。因為「顏色革命」恐懼症，維穩壓力居高不下。即便周永康倒台，其政治遺產即維穩路線仍不動如山：
其 一，對維權人士的鎮壓不僅沒有收斂，反而愈演愈烈。2013年集中打擊新公民運動，並延伸到其他維權領域。跨入2014年，打擊持續升級，以致60多歲的 著名哲學家徐友漁、70多歲的著名媒體人高瑜、80多歲的著名作家鐵流皆不能倖免，顛覆了過去「刑不上老者」的潛規則。
其二，維穩對象從傳統的維權領域，延伸到民間公益組織，以至僅定位民間智庫的北京傳知行研究所、僅致力鄉村文化建設的立人圖書館，均遭關閉。傳知行創始人郭玉閃、黃凱平更身陷囹圄。維穩範圍幾無邊界可言，而令人人自危。
其 三，意識形態領域急劇倒退，形成兩大「重災區」。一是網絡輿論尤其社交媒體，轉折點是2013年1月「南周新年獻詞事件」。當局對南周事件反向總結教訓， 認為輿論失控，可能淪為所謂「顏色革命」的溫牀。旨在收復「失地」或搶佔輿論「上甘嶺」的「新反右」接踵而至：整肅公知「大V」，嚴控社交媒體，甚至線下 抓人、上央視「認罪示眾」一條龍。輿論管制節節升級，已不再滿足於文宣部門的行政控制，而是維穩部門跟文宣部門無縫連接，直接動用專政手段封禁不同意見 者。
另一「重災區」是高校及所謂「理論界」。今年11月，《遼寧日報》精心策劃了《老師，請不要這樣講中國》的專題，派多路記者臥底課堂， 搜集大學老師所謂「不當言論」予以揭發批判。公安大學副教授王守田即因所謂「不當言論」，遭北京警方拘捕。高校恐怖氣氛直追「六四」之後的高校「雙清」 （清理、清查教師隊伍）。
所謂「理論界」更是雲譎波詭，部分官媒竭力推波助瀾。王偉光即以中國社科院院長名義，在《紅旗文稿》上呼籲階級鬥 爭不能滅。最高調的是所謂「紅色文化研究會」，十八屆四中全會剛過，便召開「掌握意識形態鬥爭主動權理論研討會」，強調意識形態鬥爭重要性前所未有，而其 所謂「意識形態鬥爭」，基本就是張春橋的「全面專政」理論即在思想領域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文革理論的翻版。
如果說周永康時代的維穩針對維 權；2014年之後的維穩則主要針對所謂「顏色革命」。如果說周永康時代針對維權的維穩，側重「掐尖」即誰冒頭打擊誰；針對所謂「顏色革命」的維穩，則指 向中間社會尤其自由知識分子；周永康時代的維穩大多是各部門各自為陣，2014年之後的維穩則是統一部署，多兵種協同作戰。本來在周永康倒台後，維穩一度 遭遇合法性危機。但「顏色革命」恐懼症為維穩提供了新的合法性基礎。維穩從1.0版升級到2.0版，強悍一如既往，尤其警權獨大一如既往。
「顏色革命」恐懼症於理無據
中國真的存在顏色革命的即刻威脅麼？答案是否定的。所 謂「顏色革命」，又稱花朵革命，是指以政治社會總危機為契機，以中心城市為平台，以突發和快速集結為特徵，以和平非暴力的街頭抗爭為手段，以政權更迭為目 標的新型政治革命。2000年代末以來風起雲湧，的確令北非、中亞諸國山河變色。但迄今為止，並沒有在大國成功的先例。
對中國這樣的超大型 國家，「顏色革命」最難複製。「顏色革命」成功的國家無一例外屬於弱國家，中國則是典型的強國家，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力舉世無匹。更重要的分別是，作為超大 型國家，中國有極廣大的政治幅員，為轉移、緩衝社會矛盾與衝突提供了遼闊的縱深。中小國家不具此類優勢，社會衝突一旦爆發，即無轉圜餘地，很可能瞬間摧枯 拉朽。
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突尼斯小販自焚引爆的街頭抗議，可以迅速摧毀阿里政權。中國群體事件每年十餘萬起，比突尼斯小販自焚嚴重得多的 群體事件更不知凡幾，卻沒有一起蔓延為全國性的抗議風暴。廣東烏坎事件夠激烈，動輒數千人上街遊行，但烏坎周邊村莊安之若素，對烏坎人的抗爭始終不聞不 問。即便聲勢浩大的香港佔中，也沒能引發多地聯動，佔中震撼世界，卻沒能撼動中國。
再就歷史而言。九零年代中期之後，先有數千萬國企工人下崗；繼有不斷惡化的三農問題；再有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導致的千萬農民工失業。用官方話語概括，中國早到了所謂「社會矛盾高發期」。政治危機、經濟危機層層疊加。因而不斷有「危機革命」、「中國崩潰」的預言。
但預言者顯然過於樂觀或過於悲觀了，他們忽略了問題的另一個層面，即作為超大型國家的中國，不僅有轉移危機的巨大空間，統治機器更是超大型的，有非同尋常的抗打壓能力和資源攫取能力；經濟的持續高增長，則為其凖備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不 能不承認，這是一種獨特的超穩定結構，任何孤立事件造成的衝擊，但凡以舉國之力應對，都不難平息。唯有多地聯動導致的體制內外突發共振，才有可能撼動。但 九零年代中期之後，多地聯動從無先例，星星之火不曾燎原。縱然北非之變在中國並非沒有回應，民間「顏色革命」的呼聲一度高漲，但畢竟沒有現實的物質力量依 托，終歸寥落，就連中國的「顏色革命」論者自己，都不得不承認「革命無力」而深陷絕望。
大致可以斷言，只要沒有高層權鬥失控或經濟總危機或大規模對外戰爭做導火索，多地聯動的社會衝突將很難爆發，中國不存在「顏色革命」的即刻威脅。
政權存亡焦慮症導致惡性循環
那麼，「顏色革命」恐懼症所為何來？主 要來自作為革命黨對政權存亡的本能焦慮。「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是列寧主義革命觀的靈魂。政權中心論因而根深蒂固：政權就是一切，得到政權則得到 一切，失去政權則失去一切。為了保衛政權，可以不惜一切。始有林彪的名言：政權就是鎮壓之權。建政六十多年來，當局政權存亡的本能焦慮始終不能解決。在毛 澤東時代，這種焦慮叫「階級鬥爭為綱」，六四之後，這種焦慮叫「反和平演變」。當下所謂「顏色革命」恐懼症，無非這種焦慮的延續，而與「階級鬥爭為綱」、 與「反和平演變」一脈相承。
敵我思維是政權存亡焦慮症的題中之義。毛澤東時代，黨外有「黑五類」，黨內有「走資派」，整個社會長期處於內戰 狀態。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相對和諧，沒那麼多敵人，但到了維穩時代，又批量製造敵人。今天已被事實上當作所謂「國家公敵」的許志永、滕彪、陳光誠，有 一條相同的人生軌跡：在他們的維權事業起步之初，即在2005年之前，不僅不是「國家公敵」，反而都跟官方有合作，都有官媒正面報道，都得到官方性質的獎 項，許志永還曾是海澱區人大代表。但維穩時代一旦啟動，他們即與當局漸行漸遠。2007年陳光誠被囚，2009年許志永被囚，2011年滕彪被囚。他們三 人，是維權領域的標誌性人物，他們跟當局的關係變遷，折射了維權跟當局的關係變遷，折射了維穩對維權的強烈敵意。
維穩已經是經典的「敵人加 工廠」，2011年之前，主要以維權為假想敵。2011年後更針對中間社會，把意見領袖乃至專業人士和公益組織都當假想敵。政權存亡焦慮症越強，對「顏色 革命」的恐懼症就越強，維穩就越升級，國家與社會關係就越緊張。實際上是一場隱形「內戰」，撕裂社會之嚴重，為六四之後僅見。
事實上，同所 謂「顏色革命」的隱性「內戰」無非望風捕影。權貴集團包括維穩利益集團如黑洞一般掏空國家，才是國家安全的最大隱患。周永康案、徐才厚案都有力地印證了這 一點。終結了毛澤東所謂「階級鬥爭為綱」，才有八零年代的改革開放；叫停所謂「反和平演變」，才有九零年代市場化進程的啟動。同樣，今天中國不終結對所謂 「顏色革命」的隱性「戰爭」，維穩體制就還會持續，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緊張就不可能改變，所謂人權、法治，所謂現代治理，一切徒托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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