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上述這個文化現象是怎麼產生的?在我們檢視這個文化現象前,容我們問一個問題:台灣社會對社會學以及相關啟蒙批判學科的無知、無視、以及「妖 魔化」是不是一種將它塑造成「代罪羔羊」的策略呢?這樣把「社會學=教唆動亂」做了連結之後,反映出來的是不是一種中產階級式的期待與想像呢?一種「本來 無爭端、何處惹暴動?」的類結構功能論的思維呢?
在此,不只拉出美式「結構功能論‧價值衝突論」的辯論;同時更重要的,應是台灣社會對於秩序、衝突、正義公義的堅持等概念是作怎樣的慣性思考?在後 冷戰時代[i]的今日台灣,長期沈默的左派思維與馬派關懷,能否深入人心,成為至少可被欣賞的質素甚至進一步成為核心價值之一?而對社會學的無知、以及進而調侃、奚落的態度,背後彰顯怎樣的集體潛意識思維?且讓我們學Freud來對這些「反動者」作個精神分析吧!
◎「社會失序」是常態,不是牛鬼蛇神
中產階級的思考,冀求一個安和樂利的平穩社會。不過社會變遷的過程中,不會所有的情境都在秩序之中。社會學家涂爾幹甚至認為,維持在可被接受的自殺 率之下的社會,並不能算是「病態」。自然、涂氏不是認為自殺是「好事」,而是他深諳社會結構的屬性以及社會運作的邏輯,並瞭解波動在社會的進程中是一種 「常態」。從革命的角度來看,暴動與推翻暴政乃是必要之惡(沒有當年的法國大革命、人類的民主紀元將要延後;沒有野百合的「暴民」,萬年老國代將繼續馳騁於國 會中);從成功鎮壓了起義之士的君王而言,他則在處理一件「平亂」(歷史換人寫、英雄變狗熊!)。所以這次社運與學運中的參與者,究竟是「義士」還是「暴 民」?我想社會學家與執法人員會有很不同的看法。這是因為社會學者不見得站在權威當局的一方看事情,而更傾向從社會公義的角度、以及弱勢發聲的角度來體檢 整個社會事件。不過,這並不代表社會學是一門專門教唆造反的學問,只是它不排除這種非常之手段。
也正因為如此,法國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在一次與郊區群眾運動的公民座談完指出:「我不是說你不能去火燒車,但是你必須知道為何要去燒它!」這位「暴民社會學家」在2002年去世時,法國三大報以頭版來紀念他,而解放報(Libération)則以頭版全版面來悼念他。左派老國對社會學以及社會學家的尊敬、台灣社會是否可以參考呢?
◎是否到了該揚棄「藍綠框架」的時候了?
此次社運的另種反動聲音,則援引台灣過去廿餘年來所習慣的藍綠分析架構,指陳此次的群眾運動即為某營政治人物延續其政治影響力、累積政治籌碼的重要 一役。並搜尋哪位學運領袖實乃哪些特定政客的子弟兵等云云,意在作政治鬥爭或者癱瘓執政當局之運作。此刻,藍綠迷思儼然成為台灣島上分析政治現象、連帶 地、分析種種重大社會現象或議題的「百寶箱」,只消把發生的社會事件放入這個「藍綠座標」的照妖鏡中,妖魔自動即能現身而無所遁形。多麼好用的「萬用分析 座標」!這個在台灣從六0年代原本被陳述為「省籍問題」、經八0年代的「族群問題」到九0年代的「統獨問題」,以至今日修成正果的「藍綠分化」,究竟為台灣 的前途、社會剖析帶來的是口水之戰,還是洞悉的見解呢?有慧眼的市民可以自行分辨與檢測,不用本篇文章另作評論。不過社會學並不是天真地認為政治力完全沒 有插手於社會運動之中、並甚至影響整個抗爭的運作方向甚至結果。由政治主題所繫的鈴、最後還需政治力量來解之,這是必然。
然而本文在此另外想強調的觀點,卻是從社會力的角度出發,指出此次社會運動與二十數年前(含野百合)的抗爭相比,整個市民社會的厚度是不同的:民眾 的動員方式、社運人士的組織運作方式、以及自主的程度,並不見得是權威當局或者反動人士所想像的這般簡化:被教唆、暴民、藍綠互鬥等等。這時、該檢討的似 乎是這張照妖鏡,是否也該升級了,甚至揚棄(Aufhebung)了吧?
◎世代間思維的差異反映出怎樣的「務實」世風?
學運的反動力量也來自學生家長。當然不是所有的學生家長都反對學生走進立院、或關心國事(不管他們以何種程度或方式關心),不過基於關心子弟的安 危,不少家長還是選擇站在監護的角色。學生與家長之間想法的齟齬,是否也顯示了這些家長與其子弟在面對「參與國事」的想法與做法上有所差異?這些擔憂讀社會系的孩子出社會後將被貼標籤的家長,其實早在當年其子弟選填科系志願時,即已呈現出其對社會學的不瞭解。從父母的角度出發,教養出一 個有競爭力的子弟,必須要讓他們進一個有專業訓練、可以考證照的科系就讀。從此脈絡、社會學是沒有市場的,所以不用去研究與瞭解、是可以被理解的。
在每年系所招生以及夏日的校園導覽中,學生家長最常問的問題是:「讀社會學出去能做什麼呢?」而在證照掛帥、大學正在技職化以及經典人文教育被無視 化的時代氛圍中,這個問題是很難回答的。因為答案要配合這個功利(一說「務實」)角度、就業能力的提問框架來對焦,先天上已經與這門學科的原始屬性有太大 的出入;當然、也與大學作為「學問」的教授之處的初衷全然分離。 所以回答,要以跳脫連帶點醒的方式進行:「學社會學出去不能做什麼?」在社會系學到的能力、是一種陪你走完整段人生路的思維能力、是一種深化人文學識底蘊的培養、是讓我們反思民胞物與、社會公義以及一種養成社會瞭望台上守望者的關懷。 在專業分工的時代、它不是一種純技巧的培養,卻也不會阻擋人去進而學習其他的專長技巧。或者、在現在的台灣社會中,社會學這個科系太也奢侈,誠如閩南諺語 所言:「生吃都不夠、還能曬干?」不過、當一個社會缺乏這樣的理想、良心、公義原則、正義需求,以及人文思維時,被我們訓練出來的下一代、是否只會淪為 「訓練有素的狗呢?」而整個大環境是以技職教育、務實功利作為培養子弟的主流思維氛圍,又怎麼能挺年少的大學生這種捍衛正義的「脫序行為」呢?這樣,與安 定力量對抗的,還只是社會學、以及社會學之流所教唆出來的學生與「暴民」嗎?
在這次「社會動盪」的過程中,如果該反省的,不應該是社會學及其所貢獻出來的價值,那麼,我們該檢討的,是否應該是那種鄉愿的、只求安定不願承受動盪代價的、希望孩子回到主流思考下的主業學習,這一種息事寧人的集體潛意識?
◎對社會學的無知,反映了左派關懷的孱弱
後冷戰時代的台灣社會有深刻的左派關懷嗎?我們這個社會,是否具備了為弱勢發聲的穩固基礎了嗎?社會資源的分佈平均、合理了嗎?如果今次服貿議題撇 開藍綠框架、亦暫不提「民主/獨裁」對立及台人潛意識中的「恐中/反中」情結;那麼,在全球化淫威下不得不加入各式經貿協定的台灣,到底如何在全世界的經 濟版圖中找到利基?跳回較小格局則是,此次服貿的各式設定中,又是否應將分析單位還原到各行各業的總體評估上頭,先來進行一次總體檢呢?評判其後座力對社 會秩序的影響?在九0年代之後,號稱進入福利國時代的台灣,難道到頭來要落了個「左皮右骨」的窘態嗎?社會學在「衝啥」?它,就是剛剛好可以在這個無人能逃脫得出之全球化浪潮下,於台灣甫進行完的「服貿/社運」政經攪動之中略盡棉力。從最宏觀的全球 層級也好、從境內的資源分配也好、從集體潛意識的理路分析也好(剖析藍綠迷思、憂心技職教育掛帥將失去的人文性)、從市民社會的厚度慢慢成形的觀察也好, 試圖對當前台灣的政經困境進行一種盡可能全方位的把脈,並研擬可行之應對之策。或至少嘗試向當局提出警語與建議。社會學在此、既是社會的把脈醫師、復為瞭 望台上的守望者、但同時也是一位準國師的學問。
社會系在「衝啥」?在於嘗試培養出既有專業的、深度的分析能力、又具有厚實的人文人性的社會關懷、並對公義堅持的公民。這門至今對台灣人民仍極為陌 生的學問(甚至是懷有敵意的學科),不正亦反映出當前我們對於社會不公義習慣性地息事寧人(嚴重者甚至漸趨冷感化)、以及左派關懷的孱弱嗎?
附註:
[i]台灣於戰後處於冷戰與內戰雙重結構下,而造成馬派思維的闕如,已由文學家陳映真與清大教授陳光興提出,可參見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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