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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19 April 2013

與脆弱的強權為鄰

【新書導讀】

黎安友、施道安，《尋求安全感的中國》（台北：左岸，2013年4月出版）

Andrew J.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 中國為何沒安全感？

一九九六年，台灣歷史上第一次由全體國民選舉總統，中國政府發動飛彈軍演，試圖阻止大選。美國出動了兩個航母戰鬥群在台灣東部海域與解放軍對峙，戰爭一觸即發。為何中國對台灣直選總統反應如此激烈？因為這場選舉將落實台灣作為「主權在民的國家」。當時，中國剛脫離外匯短缺的窘境，所謂「中國崛起」仍是空中閣樓，但「中國因素」已然進入台灣的政治視野。

一九九七年，黎安友與陸伯彬出版了《長城與空城計》（台灣中文版於次年出版），此書分析中國戰略處境與外交政策，解釋中國為何極度缺乏安全感。十六年後，世界局勢發生了大變遷，中國國力大幅提升，累積超過三兆美元外匯，執行了軍事現代化，北京奧運的璀璨煙火宣告中國邁向「文明世界」，孔子學院遍布全球（僅在非洲就有三十幾所），中國資金遊走世界。「中國機會論」與「中國威脅論」牽引著全球政經菁英的神經。但是，根據黎安友與施道安的說法，中國即使已成強權，依然欠缺安全感。這是《尋求安全感的中國》的核心命題，台灣讀者聽來，是否覺得詫異？

其實，這種觀點並不特異。曾任美國副助理國務卿的謝淑麗（Susan Shirk）就曾用「脆弱的超級強權」來形容崛起中的中國：中國領導者有極為強烈的不安全感，這個國家越發達繁榮，中南海統治集團就越備感威脅。中國的不安全感從何而來？至少有三個重要層面。第一，國內局勢造成的不安全感。人心惶惶的集體心理，瀰漫全社會，從統治圈子、官僚、資本家（包括無數靠權貴關係起家的官商）、到庶民百姓。為什麼？貪污腐敗、抗爭迭起、高壓維穩、公安城管濫權、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擴大、公共建設品質低落、黑心商品、毒奶、霧霾、環境生態惡化等數之不盡的問題，導致國家與社會皆充斥著乖誕的行為模式。這一切問題，都與三十年來的高速經濟成長有關。除了鼓吹經濟表現，中共是一個根本上欠缺統治合法性的政權。問題如此劇烈，以至於革命再起之說甚囂塵上；習李第五代接班前夕，中國高層傳聞熱衷閱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的《舊體制與大革命》，想從法國經驗中吸取教訓、避開革命危機。

這些是中國內部問題引發的不安全感。但是，這本書強調第二種不安全感的來源：中國的國土與人口規模、戰略地緣與地理環境，使其國家安全隨時處在脆弱而敏感的邊緣。本書以頗具創意的圖像思考出發，指出以中國為中心的四道同心圓，構成了威脅這個國家安全的四環戰略環境。第一環：中國實際管轄或宣稱擁有的領土。第二環：中國的二十個鄰國。第三環由與中國鄰接的六個區域體系組成：東北亞、大洋洲、東南亞大陸、東南亞沿海、南亞、中亞。第四環：其他世界地區。台灣讀者會有興趣知道，自己屬於哪一環？根據本書的說法，台灣屬於第一環，因為台灣是中國宣稱擁有主權的一省；台灣也屬於第二環，因為台灣實質獨立自主，並成為干擾中國外交的一大難題，因此台灣是中國周邊的第二十一個政治行動者。中國夾處在如此眾多複雜的區域體系以及強權利益中間，使得固有的安全環境顯得敏感而脆弱，再加上自一九七八年後進入資本主義市場體制，自然也牽制了中南海決策者的選項。

因此，外交環境中的不安全感，來自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位置，也來自於中國還在摸索：如何在這個變動的國際體系中找尋、確認自己的「身分認同」。一般所謂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其實是「文化工具箱」裡頭的一個零組件，可以活用。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環環相扣，意識形態論述可以隨著現實利益關係的變遷而調整。例如，毛澤東時代同時對抗美蘇之時，北京的外交眼光看向第三世界國家，而有「自力更生」與「不結盟運動」，然而在鄧小平「改革開放」年代，停止了革命輸出，與西方國家進行「關係正常化」，基本上，也拋棄了第三世界路線。

提及身分認同危機，還觸及了第三個層面的難題，就是將近兩百年來與帝國主義打交道的經驗。清帝國的崩解過程，給中國人（實則，那時候的清朝臣民，尚未清晰地自我認同為現代「中國人」）帶來刻骨銘心的屈辱感。

屈辱感給中國政治菁英和知識分子帶來動力。「富國強兵」這個台詞，或隱或顯地指導著中國的話語系統上百年。中國遭受帝國主義欺凌與剝削的歷史記憶，不止銘刻於集體（潛）意識、印刷於教科書，也是中國領導人經常拿來活用的政治工具。「抵抗帝國主義敘事」，是中共宣傳的主旋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大國夢」、「強國夢」，這幾年如雷貫耳。相形之下，民間翹首期盼的「憲政夢」、「人權夢」，在民族主義大敘事底下則不斷被犧牲、壓制。

然而，帝國主義欺凌的記憶是辯證的，一方面它深入統治菁英的骨髓，知道在大國崛起過程中必須「韜光養晦」，轉移列強的注意力，換取發展時間；另一方面，統治者也善用這個歷史記憶來動員群眾的反日、反美情緒，甚至也用來警醒他們口中的「台灣同胞」，今天的「台灣問題」起因於強權割據。

隨著中國國力的恢復與崛起，以「反帝」起家的中共，卻經常在自己的家門邊扮演起區域帝國主義者的角色（例如，援藏與援疆計劃帶有的殖民色彩）。這是「抵抗帝國主義敘事」中最大的矛盾與隱憂。近年，中國資金與人員進出非洲頻繁，招惹了嫌隙，批評者說中國在非洲找油買礦、拓展市場是「新殖民主義」，使得習近平在二○一三年三月訪非途中宣稱：「中國將繼續為非洲發展提供應有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幫助。」「不附加政治條件」在此暗喻，即對比於西方國家經常把經貿和人權等條件綁在一起；中國則不干預這些國家內部的「政治狀況」。

■ 中國特色的安全政策

根據本書的觀點，處在全球化環境底下，中國仍然是一個「相對弱勢者」，中國確實在快速崛起，但是從周邊諸國到世界強權都在警戒著這個國家。雖然中國迄今仍無能力挑戰美國作為「世界警察」的霸權，但是這個區域強權，卻可以對它周邊國家（即第二環國家，包括台灣）、弱小民族（第一環內的「邊疆」民族）、城邦（新歸併的領土如港澳），帶來巨大的、立即的衝擊。給周邊帶來的威脅，在中南海領導者眼中，卻是保障其國家安全、領土完整的必要措施。

中國發展的前景寬闊卻充滿風險與不確定性。歸根究底，中國仍是一個「尚未滿足的強權」。在中國改革開放後，參與全球化的生產，壓低工資，使經濟力騰飛，對美國高額貿易順差，同時又以巨量外匯儲備購買美國國債，因此實際上是在「補貼美國的消費者」。這一切都發生在「美元霸權」的全球化過程。看似複雜的政治經濟關係，其實就是：中國賒賬給美國，成為債主。但從雙方軍事力量對比來看，中國這個債主不但貧血，肌肉也不夠發達。因此，美中兩國在全球化經濟體系中捆綁在一塊而產生共同脆弱性；除此之外，中國也怕被變相賴帳、美元資產貶值。恐懼、自保、加上國力提升產生的自信心，使得近年來中國官員與學者喊出「人民幣國際化」的努力，期待有朝一日能夠像美國一樣，「把人民幣當作一種世界儲備貨幣來印」。「尚未滿足的強權」這句話，可以在強權興起的歷史故事中找到迴聲。十九世紀，普魯士—德意志國開疆擴土的過程，使其周邊鄰國心生警戒，對這個「尚未飽足的國家」展開圍堵，歐洲強權進入軍備競賽，最後以世界大戰收場。

本書認為，中國歷史上的長城，同時表徵了軟弱與實力，可謂「中國特色」的防衛工程。為了克服國內外的安全憂慮，除了傳統意義的國防戰備，中國正在利用高科技建造「新長城」，以因應全球化時代的可能入侵者。充裕的國家財政也讓政府有能力採購高端設備、供養一支人員龐大的「網軍」。「防火長城」（Great Firewall）的建構已經累積十幾年的經驗，它用來監控、過濾網路上的通訊言論，進行各種干擾、阻斷與遮蔽。有趣的是，民間針對國家的網路監控，也發展出各種翻牆技術與破網軟體。相互角力的結果，也激發中國政府不斷強化網路審查技術與「法制」措施。最新的一樁是，人大立法規定「網路實名制」。

此外，中國網軍經常被指控侵入外國網站，竊取情報或商業機密。近年來，美中兩國對於網路駭客問題經常起爭執。二○一三年二月，美國一家資安公司Mandiant的報告指出：近年來美國政府與企業遭受的網路攻擊，許多來自中國駭客集團「APT1」，也就是解放軍「六一三九八部隊」。這個部隊的一個隊部，位於上海浦東新區，僱用了數以千百計的電腦網路專業人員，並要求英文寫作流利。一位網路專家對「Mandiant報告」評估如下：

報告中提及的多半是標準的網路入侵手段，並沒有特別令人印象深刻的技術或是社交工程技巧。報告裡列舉「魚叉式釣魚」實際案例，看起來手法平常，英文不夠好，與日常收到的釣魚郵件類似。「網軍」的確名不虛傳，因為這些人並非特別高超的cracker，只能以量取勝，以投入大量的人力和頻繁的改版來增加成功的次數。

中國網軍的特色在其數量優勢，但其技術仍然未能趕上美國的水準。然而，從對內的網路監控到對外的組織性駭客行動，表明著憑藉其不斷升級的科技水平與雄厚財力，中國政府敢這樣做，而且不畏懼來自國內外的抵抗與譴責。北京能夠這樣，除了不容挑戰的大國姿態，還是依靠龐大市場的誘餌。各國政府與跨國企業為了經濟利益經常臣服於中國的要求；雖然，國際性人權組織能夠發揮若干作用，但依然受到很大限制。

■ 中國如何操控台灣？

中國政府打壓、操控台灣（中華民國）的國際活動空間（包括國際NGO），未曾停息。港澳主權轉移給中國的經驗充滿啟示。中方原先允諾的高度自治底下的「一國兩制」得不到保障，香港已經向「一國一制」過渡。西藏（圖博）經驗也值得借鏡。北京對西藏的控制，始自一九五一年解放軍擊敗藏軍後，中藏簽署了「十七條協議」（《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之後中國對西藏社會的改造與高壓統治，導致藏人多次大規模反抗，而中方則以武力鎮壓。由於中藏協議以「和平」為名，使得人們對「和平」這個詞彙產生警戒。

事實上，「和平」與「非和平」的定義權握在北京手裡，視需要而交叉靈活運用。北京最近幾年在對台主權論述上，有時也做微調，例如在某些時機，將「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改口為「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但是，措辭的變化，並沒有反映在其對外關係與內部立法上，例如，強硬而威脅動武的《反分裂國家法》仍然高懸於海峽上空：「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捍衛國家領土完整」的「使命」為何如此緊要？傳統上的理解是：台灣是中國「固有領土」，與大陸有著「中華民族的血緣關係」。但是，本書從現實主義的角度，特別強調地緣安全因素：如果台灣落入了中國敵對國的控制，將構成對中國邊防安全極大的威脅。換言之，台灣是一個關鍵的戰略資產。本書對台灣在東亞區域中的地緣重要性，做了相當清晰的剖析。作者認為：即使未來幾代的中國領導人，在台灣問題上會少一些民族主義的激情，但是他們核心的關懷仍然沒有變動：防止他國利用台灣作為敵對行動的基地。

以現有東亞局勢與台灣民意，北京要「收復」台灣是困難的，它只能想辦法「絆住」台灣，誘使台灣接受「一個中國」的論述，在經濟上更加依賴大陸，並且在台灣的媒體與文化學術圈中創造一種「和談」氛圍。這些正是北京在執行的。總的來說，北京跨越了「主權」這道邊界，進入台灣直接經營其政商網絡與政治人脈樁腳，並進行干預。因此，才會有這些陸離現象：

國台辦副主任數年間走訪台灣三百四十多個鄉鎮市區，誇稱「全省走透透」。

五個財團天價求購壹傳媒（比「公司市值」溢價七成約一百餘億台幣）。

「台灣競爭力論壇」委託旺中集團旗下的「艾普羅民調公司」，以「融合式」民調方法，得到六七%可歸納為「連結中國人認同」的台灣認同的結論；並宣稱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多年來國族認同問卷的調查方法為「分裂式」的問法。

國台辦局長打電話給台北律師公會理事長，要求取消「談中國強摘器官盜賣牟利問題」研討會，理由是被邀請者有法輪功成員，而法輪功是中國官方認定的「邪教」。

我們可以發現，在北京對台施展的「總體戰略」中，「香港化」是一條重要線索。而中共過去統治新疆、西藏的「總結」經驗，也影響了它目前的對台政策。本書在討論新疆時提到：「為了鞏固控制，中國使用了其在周邊別處的同樣方法：移民、貿易、文化同化、行政管理一體化、國際孤立，必要時，還靠使用員警和軍隊來做後盾。」仔細檢視中國從對新疆、西藏、港澳、到對台策略，可以摸索出一條連續性的政策演化曲線。總而言之，北京對台的收買、收購策略，是以「跨海峽政商聯盟」的網絡關係在進行的。

我們的社會在抵抗這種「全控式專制政治+權貴資本主義邏輯」的入侵，是缺乏經驗的。

中國崛起催生人類政治史上許多新經驗，數量驚人的「陸客團」就是一個「新發明」。二〇一二年，中國抵港的遊客，高達三千萬。同年，有兩百餘萬陸客入境台灣，其中團進團出一百七十七萬人。為了拚觀光，馬政府計劃迎接更多陸客。然而，陸客湧入香港帶來的社會衝擊（雙非孕婦、搶購奶粉等資源競爭問題）嚇壞了香港人，連中國籍香港學者丁學良都善意警告台灣：「在一定的時段裡，大陸來台的遊客量限定在合理的水準。否則，失控的遊客量會導致欺騙宰客行為大增、本地居民壓力上升極端不滿、雙方摩擦衝突等等負面後果接踵而來，就像當今的香港一樣。」

中國的「人海戰術」，從毛時代「一窮二白」的人海，變化到現在的「腰纏萬貫」的人海。人海質變為錢海。台灣社會如何防衛這種「錢海戰術」的侵蝕？

回顧歷史，以蔣經國允許老兵回大陸探親為起點，二十五年來，兩岸經貿關係不斷深化，台灣出口市場已超過百分之四十在中國（自二〇〇一年以來即如此）。台灣在經貿上高度依賴中國，但是兩個社會之間的關係卻仍然疏離，而台灣在政治上也仍戒心重重。台灣在經濟上越傾向中國，國族認同越向「台灣人」、「反統一」傾斜。這種情況在馬英九擔任總統與中國簽署ECFA等十八項協議之後，並沒有改變，甚至有升高趨勢。

這樣的民意，說白了，就是「不想和你成為一家人」。除了軍事威脅、國際打壓、經濟利誘，中國需要的是，在政治上說服台灣人，為何與大陸結合成一個國家是好的。這是一個政治正當性的問題。一個專制中國併吞民主開放的台灣，非但在政治道德上講不通，對於中國自身民主化的前景也將是一大挫敗。把台灣留在「境外」，讓境外力量與「境內」慢慢產生良性互動，是「拉住」台灣最有效的方法。台灣也可以作為中國走向民主世界的一個「中轉站」和「緩衝區」。

中國政府試圖對台灣選民下功夫，但「全省走透透」的修辭與策略是膚淺而帶有反效果。反之，善待台灣，妥善處理台灣議題，是中國向其鄰居及世界宣示其「和平崛起」的機會，也是爭取發展時間、避免捲入戰爭的一條可行策略。

■ 若是美國霸權衰退？

本書的結論章，嘗試回應一組全世界都很好奇的問題：中國對世界是威脅嗎？中國內部將如何變化？中國將繼續崛起，而美國正在衰敗嗎？

作者們論稱：中國的巨大存在與持續增長，尚未構成對西方國家的威脅。基本上這是可接受的觀察。但作者繼續申論：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仍是一個威權主義政權，對國內也採取壓制，「但它並未試圖去破壞世界別處的民主政治制度。」從中國周邊的角度，以台灣為例，確實面臨著民主生活與制度遭到破壞的威脅。在某個意義底下，香港也正面臨同樣的處境，甚至更急迫。顯然，台港不在這「世界別處」之列。或者，這純粹是從某種遙遠而安適的美國觀點而生的評斷？

中國將如何變化？第一個可能是中共持續目前的局勢，逐漸演化為一種「反應式威權主義」，這個發展大致是延伸著黎安友長期以來對中共政權「威權韌性」的觀點。第二種可能性，目前仍看不出端倪，是中國和平過渡到民主制度。若是中國民主化，中國的外交目標有可能隨之產生根本改變嗎？作者明確指出：不太可能。即便中國變成了民主國家，仍然有強烈的安全動機保持對西藏和新疆的控制，以及對台灣的主權宣稱與領土合併政策，因為這些領土都是保衛中國安全的腹心地帶。另外一種可能性則是中國經濟陷入停頓、領導層分裂、天下大亂；而動亂可能使中國在領土爭端上更具侵略性。這個場景可能會讓海峽局勢惡化。

長期以來，在「公報架構」底下，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核心承諾是「和平解決」。這個大戰略，一方面保障了台灣不被北京武力併吞，但在中國經濟崛起之後，也開了一個讓北京以「人民幣侵蝕台灣」的方便之門。

然而，美國霸權的衰落，長期而言，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人類政治史上，沒有任何世界霸權可以永遠存續。若是美國霸權衰落，而中國成為「權力轉移」後的新強權，一個立即效應是，中國「將能夠幾乎沒什麼動靜就拿下台灣」，並且以有利條件獲取它目前所主張的許多區域利益。但是作者們也論稱：在這種局面下，中國也很難在可見的未來取代美國「世界警察」的地位，成為獨霸世界的力量。此意味著，美國霸權的「過早」衰落，亦非中國的福音。而中國的崛起之路還有漫長的路途與挑戰。

因此，結論是：美國衰敗對中國而言無利可圖。在這樣的全球戰略局勢轉換的評估之下，對美國和它的盟友最好的選擇是什麼？本書建議：創造一個能夠維繫目前國際體制的新權力均衡，來提升中國的安全，並且讓中國在這個體制中積極扮演其角色。

閱讀這部文筆生動、架構清晰的嚴肅書籍，讓人產生知識的愉悅，同時也會讓台灣讀者（至少一大部分）產生苦辣的感覺，因為台灣作為一個列強夾縫中的民主小國，它的命運，它可以選擇的空間，在很大範圍內被擺佈、被限定了。閱讀這本書，讓我們接觸大國視野，美國的一種主流觀點，讓我們了解中國的戰略意圖及其脆弱之處。「我們」這樣被開膛剖腹分析，又是一個隨時可能被交易的籌碼。對於「冷酷」的國際現實主義觀點的理解，十分必要，卻又讓人心驚膽跳。

然而，大國觀點經常存在一個盲區，因為敘事主體是大國，對小國而言容易產生敏感性或脆弱性的議題的處理，有時便不免粗線條。本書對中國的處境採取深刻的同情理解，對台灣也是。儘管如此，身為台灣讀者，仍不免覺得一些重要議題受到輕忽，例如前面指出的中國政策對台灣民主的侵蝕性。因此，我們需要從台灣出發，有系統地論述中國外交政策的觀點。

當中國崛起成為事實，當中國仍舊在追尋自身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當美國霸權衰落這個命題被提到討論的議程，身處帝國夾縫中的台灣，如何保衛民主的生活？只憑藉民意中壓倒性的「台灣人認同」，是遠遠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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