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jin 開口）
有位網友這幾天突然問俺說：「到底山姆與土龍在爭啥？」
這麼簡單的問題，突然把俺問住了，答不出來。經想了幾天之後，終於悟出一些道理，答案就是「號令權」。讓俺細說如下：
毛澤東的矛盾論其實是非常有哲理的，這在黑格爾的辯證法也如是說。俺們熟悉雲程部落格開頭語就來這麼一句：「God Creates in Pairs (上帝創造的是一對)」。經濟學內的供與需，那也是相對應的互槓，價格就在供需平衡下決定了。太陽底下任何的存在都必定有其相對的一面也同時存在。好了，有這麼個哲學基礎，俺們再來看土龍與山姆之間的關係到底是啥？
從供需的方面來看，不難理解美中兩國的互相依賴：美國需要的是中國諾大內需市場與廉價勞工；中國需要的也是可以出口到美國的消費市場，科技，加上資源。這都無可厚非。從季辛吉用乒乓球撞開中國鐵門之後，過去30年內，也都相安無事，為何最近老是問題頻頻出現？從盜版，洗錢，到食物安全，網路安全，以及區域領土歸屬，都有。族繁啦！為何過去30年內，這些問題不出現？答案是很簡單：還沒有到達問題出現的門檻罷了！那麼這些問題的出現，誰是始作俑者？這就沒有答案了，因為那是個漩渦的問題。
經濟上而言，一來，中國開始積蓄資金後，角色自然會更換，從土八路搖身一變成為員外老爺，不但講話的聲調不同了，走路姿勢當然也不一樣囉！因此，北京開始海外置產，投資，蒐購資源的舉動。二來，北京為了出口一直堅守不讓RMB升值，讓白宮非常肚爛，這是直接槓上的一個因素；三來，美國因開華爾街賭場把幾個大邦國（包括歐盟）都淘空了，結果讓賭場也變得很難生存，這下也害到自己。這是從2008以後的景象。
國際政治上而言，因上述的經濟效應，導致土龍也幻想地認為該把整個東亞納為以中國為中心共榮圈之打算。於是乎，南海，東海等等領土問題就產生了。這時，碰巧有位腦袋裝XX的石原慎太郎叫出要購買尖閣島，這下把整灌蟲就倒出來了。原本不想碰觸的二戰後西太平洋的版圖規劃（i.e. 美國所謂的現狀）一下全部推翻。
尖閣島的問題不但是釣魚台，也不止於海底油田，而是牽涉到SFPT所有含糊灰色地帶，包括南海諸島，台澎，竹島，沖繩定位，全部暴露在陽光底下，這一來，整個SFPT的設計就必須完全重來了，這才是代誌最大條的地方。
這樣加加總總，跌跌撞撞就一直走到現在，中間再插曲一段朝鮮金家的丑角戲碼，致使北京與華府之間，有個既互相肚爛，又互相依賴的莫名其妙的關係。
存在於雙方最後的一條鴻溝就是價值觀的迴然不同：北京強調的是中國的自我特色。華府強調的是普世價值的世界秩序。兩者完全是風牛馬不相及，也不相容的價值觀，而且都是各自的套餐，幾乎很困難揉成單點的混合。除了文章可能出現之外，實際上是不可能有混合體制的出現，這就是最大的爭議之處了。
那何不把這些價值觀擱置？哈哈，若能擱置豈不擱置？就是北京已經膨脹到非處理不可的階段，這些問題才不能再擱置了。
複習了這些咚咚，再看底下報導就會有個譜了！
如何改進美中對話機制？
美國前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 科特•坎貝爾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世人帶著遺憾告別了令人懷舊的有關俄羅斯的冷戰觀點，也告別了歐洲各國團結一致、實行單一外交政策這一未能成真的夢想。如今，美中關係是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這一關係如要取得成功，就必須被嵌入美國亞洲外交從日本到印度的大框架，但毫無疑問，美中關係將是21世紀的關鍵。隨著中國迎來以習近平為首的新一屆領導層，隨著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開始第二個總統任期，當前對美中關係的未來具有決定性意義。雖然兩國均面臨棘手的國內議程，但華盛頓和北京方面都充分認識到雙方國際互動的重要性。
目前雙方討論更多的很可能是在何處商談、如何商談，而不是他們要談什麼。的確，華盛頓權力走廊的各方普遍認為，有幾大關鍵問題需要美中雙方高層的關注，包括朝鮮、伊朗、宏觀經濟政策、市場准入、網路問題、能源安全以及氣候變化。不過，一些最有意思的決定是關於採用何種機制圍繞這些話題展開對話。眼下，美中之間有著當代一些最繁忙最複雜的外交機制。
在奧巴馬第一屆任期的戰略與經濟對話上，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和財政部長蒂姆•蓋特納(Tim Geithner)每年都與相應級別的中國官員會晤，商討帶有廣泛商業、政治、軍事和戰略意義的話題。美中商貿聯合委員會(US-China Joint Commission on Commerce and Trade)使美國商務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和其他經濟主管部門的重要官員得以參加討論，圍繞貿易摩擦和知識產權案例展開密集磋商。五角大樓則通過它的各種管道進行自己的對話，包括防務磋商，這些磋商使雙方能夠展開戰略討論，交換各自在安全領域的看法。上述只是兩國政府在不同級別數十條互動管道的一小部分。美中領導人還利用多邊峰會和國事訪問的機會舉行大量會晤。這些互動應當繼續下去，但在形式和場合上需要有所創新。
自從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時代起，中國便清楚，白宮的大力參與對美中雙邊關係至關重要。去年，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湯姆•多尼隆(Tom Donilon)與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舉行廣泛會談，並有機會與中方整個即將上任的新領導層見面，以強調奧巴馬總統對於打造堅實、合作的美中關係的承諾。美國副總統喬•拜登(Joe Biden)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美和之後拜登於2011年回訪中國時，兩人建立了密切的私人關係。當然，奧巴馬在過去4年內與中國前領導人胡錦濤和溫家寶也舉行過數量堪稱空前的會晤。不過，雙方的交流仍有改進餘地。
以下是值得考慮的幾件事。首先，需要舉行更多的跨部門對話，讓多個機構的官員坐在一起應對複雜問題。例如，要有效解決網路安全方面的關切，就需要軍方、情報官員和文職的外交政策官員共同磋商。幾乎所有棘手問題（如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都需要更多相關部門參與常態化的高層磋商。
第二，需要付出更多努力落實具體步驟，而不是只停留在口頭上。雙方需要聯合制定計劃，構建全面合作的習慣。合作事項包括：發展專案、人道主義救援，以及（或許是最重要的）當美國和中國軍隊在近距離執行各自的任務時防範危機。
第三，發揮創造力，設法讓高級領導人有更多時間共同應對21世紀的挑戰。國事訪問程式繁瑣，牽涉過高的成敗負擔，還有太多象徵主義的東西。而利用多邊會議碰頭則往往時間倉促，難以完成任務。或許兩國應該考慮舉行領導人之間的“工作會議”，精簡隨從人員，剔除瑣碎事項。
顯然雙方都希望避免給人以冷戰的形象，但美國和蘇聯曾在幾十年期間因為不便安排互訪，而在馬爾他、維也納和雷克雅未克等中立地點多次舉行此類會議。兩個最重要國家的領導人總能在地球上找到一個地方，共同商討地球命運和其他大事吧？
本文作者是亞洲集團(The Asia Group)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董事。2009年至2013年擔任美國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
譯者/何黎
from 椰子樹下打盹的哲學家 http://tw.myblog.yahoo.com/jkt921/article?mid=178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