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3-1-2013
過去十年，全世界都被「中國奇蹟」搞到頭暈眼眩，大家都害怕擠不上中國奇蹟的快車。2008年美國觸發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好像全無影響，令不少人對中國奇蹟的崇拜，上升到宗教的高度。但在2012年，中國經濟數據全線告急。用電量、出口、進口和企業利潤等數字，均顯形勢不妙。《人民日報》在2012年5月22日更引述專家警告，中國正面臨出口、消費、投資三頭馬車同時失靈。
過去20年，中國政府一直將「保八」視作命根，不少中國經濟學家曾表明，經濟成長率掉到8%以下，還處於急速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將面對很嚴峻的就業和社會穩定形勢。但2012年初北京將經濟增長目標首次調低到7.5%，卻沒有人解釋為何現在成長率不到八便沒有問題。2012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繼續將2013年的經濟增長目標維持在7.5%。中央政府已經正式放棄了保八。
不是大崩潰？
側重表現私營部門景氣的匯豐銀行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自2011年10月起連續12個月收縮。到了2012年11月，PMI才在50%這條擴張和收縮的分界線之上喘定，雖然51%也不到（在2005至2008年和在2009至2010年的反彈中，PMI趨近甚至超過55%乃平常事），但已足夠令不少經濟分析師鬆一口氣。看來，大家已經大幅調低對中國經濟的期望，並接受了中國的高增長時代，已經結束。
十八大中共領導交班後，新領導層表示要通過加速「城鎮化」提振經濟，令中國股市在12月大反彈，結束了之前連續10個月的跌勢。但所謂的「城鎮化」，其實只是地方政府發展房地產項目的另一個說法，並無新意。這十年來，中國各地通過徵地借貸大興土木，已經搞到抗爭遍野，鬼城處處，負債纍纍。地方政府還剩多少空間大搞「城鎮化」，令人懷疑。
任何高增長經濟體都會有增長率下降的一天。雖然不少人斷言中國現在經歷的，乃無傷大雅的軟覑陸，但在11月中，一直對中國經濟十分樂觀的北京顧問公司Gave Kal Dragonomics發表了一篇有關中國債務的研究報告，指出經歷過2008至2009年信貸帶動的經濟刺激，中國各級政府和所有國營單位等加起來的實際總負債，已達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百，比美國佔國民產值百分之一百的公債更嚴重。近月更有不少中外報道，揭示在經濟放緩下，愈來愈多公營或私營企業因現金流減少而無法結帳或支付貸款利息的狀。
在這樣高的負債率之下，經濟只要增長放慢，金融體系的壞帳問題便會以幾何級數增長，形成惡性循環，像1990年代起的日本：雖然經濟不會出現美國1929年式的一次過大崩潰，卻很可能在一次比一次薄弱的反彈中，走向長期停滯。
中國經濟走進這個困境，其實並不值得驚奇。這乃其過去20年依賴出口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完成歷史任務，但經濟又沒有完成適當轉型的結果。
中國模式仍可行嗎？
中國過去20年的高增長，十分依賴由持續低絕全球的廉價勞動力帶動的出口業。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權威國際勞工比較數據，中國平均製造業工資在2002年只有美國的2.1%，就算經歷了2005年後的所謂工資高速上漲，到了2008年也只是佔美國工資的4.2%。這樣的工資水平，遠低於之前其他亞洲出口導向經濟體在同等發展階段的水平。台灣和南韓的製造業工資，在起飛十年後的1970年代已達美國工資的5%，到了起飛20年後的1980年，則已超過一成。
中國能夠長期將製造業工資壓得那麼低，並非單靠純粹的人口紅利（與印度比較便清楚）。中國持久的低工資體制，有深遠的政治和社會背景：一、人民公社解體後，由內陸農村長期缺乏投資造成的農村破產，將大批農村人口推到沿海出口加工區打工，人為地製造出「勞動力無限供應」的發展條件。這一情在1990年代鄉鎮企業不再獲政府支持後更是變本加厲；二、地方政府與出口業組成的權錢聯盟在威權體制的環境下，能隨意用各種合法和非法手段打壓工人維權組織，令工人在分配政治中長期處於弱勢。
地方政府借貸積習
持久的低工資體制令中國產品在發達國家的消費市場無往而不利。但歐美在過去20多年建基在先花未來錢之上的消費泡沫已經爆破，歐美市場長期萎縮，已成定局。缺少了出口市場的支撐，中國的低工資優勢頓成劣勢，因為低工資雖有利中國產品進軍海外，卻同時令中國內部消費力的增長遠遠落後於生產力的增長。中國私人消費總額佔國民生產總值，已從1990年代初的接近50%，下降到今天的不到40%，這與東亞四小龍起飛時私人消費一直佔經濟60%左右，大相逕庭。世界市場陷入危機，中國企業要由出口轉向內銷，並非說說般容易。
這兩年我們常常聽到中國「工資茘升、製造業艱難」。但相對於東亞其他國家在同等階段的工資增長幅度，中國工資上漲只屬聊勝於無（見前文數據）。中國工資增長一點點，即造成工廠大量倒閉、出口業外移的恐慌，比1970年代台灣與南韓高速多倍的工資增長面對更大衝擊，正體現了中國經濟結構，其實還未轉型。
2008年底，北京為抵銷出口下滑帶來的衝擊，推出巨額刺激方案，下令銀行大舉向地方政府和國企放貸，加速固定資產投資，令中國經濟迅速在2009年反彈。刺激雖成功，但無助提升民間消費增長，也無法改變中國過度依賴出口與投資的發展模式。刺激方案加深了原本已負債纍纍的各級地方政府的財政危機，令銀行壞帳風險急增。部分中國官方媒體更承認，不少國企在獲得新貸款後，並未將全部資金用在實際投資上，而是將錢放進股票房地產的投機活動。
歐美經濟無起色，中國出口業繼續下沉。在地方政府和國企已經因為上一輪刺激而債台高築之際，政府雖然仍可以不理經濟效益，通過「將橋砸爛再鋪」式的投資暫時提振經濟，但卻會為銀行體系的龐大壞帳炸彈添加炸藥。
過去20年舉世矚目的中國發展模式，已經走到盡頭。2009年反彈的動能，亦已消退。中國經濟失速的主因，是民間消費長期被壓抑，其增長一直遠低於投資增長，造成愈來愈嚴重的產能過剩。要大舉提振民間消費拉動經濟增長，中國的工資便需要更強的增長。
但畢竟拉抬工資、提振民間消費，乃是牽涉大規模收入再分配的過程。在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權力／權利分配格局沒有任何改變、政治改革遙遙無期的環境下進行收入分配改革，說易行難。在未來一段時間為中國經濟能否在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下進入新一輪高增長，令人懷疑。在這一期間，中國周邊經濟包括香港的挑戰，已經不再是怎樣沾到中國高增長的好處，而是怎樣在或長或短的中國經濟低迷期之中，獨善其身，在中國因素之外尋找新的增長動力。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副教授
過去20年，中國政府一直將「保八」視作命根，不少中國經濟學家曾表明，經濟成長率掉到8%以下，還處於急速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將面對很嚴峻的就業和社會穩定形勢。但2012年初北京將經濟增長目標首次調低到7.5%，卻沒有人解釋為何現在成長率不到八便沒有問題。2012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繼續將2013年的經濟增長目標維持在7.5%。中央政府已經正式放棄了保八。
不是大崩潰？
側重表現私營部門景氣的匯豐銀行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自2011年10月起連續12個月收縮。到了2012年11月，PMI才在50%這條擴張和收縮的分界線之上喘定，雖然51%也不到（在2005至2008年和在2009至2010年的反彈中，PMI趨近甚至超過55%乃平常事），但已足夠令不少經濟分析師鬆一口氣。看來，大家已經大幅調低對中國經濟的期望，並接受了中國的高增長時代，已經結束。
十八大中共領導交班後，新領導層表示要通過加速「城鎮化」提振經濟，令中國股市在12月大反彈，結束了之前連續10個月的跌勢。但所謂的「城鎮化」，其實只是地方政府發展房地產項目的另一個說法，並無新意。這十年來，中國各地通過徵地借貸大興土木，已經搞到抗爭遍野，鬼城處處，負債纍纍。地方政府還剩多少空間大搞「城鎮化」，令人懷疑。
任何高增長經濟體都會有增長率下降的一天。雖然不少人斷言中國現在經歷的，乃無傷大雅的軟覑陸，但在11月中，一直對中國經濟十分樂觀的北京顧問公司Gave Kal Dragonomics發表了一篇有關中國債務的研究報告，指出經歷過2008至2009年信貸帶動的經濟刺激，中國各級政府和所有國營單位等加起來的實際總負債，已達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百，比美國佔國民產值百分之一百的公債更嚴重。近月更有不少中外報道，揭示在經濟放緩下，愈來愈多公營或私營企業因現金流減少而無法結帳或支付貸款利息的狀。
在這樣高的負債率之下，經濟只要增長放慢，金融體系的壞帳問題便會以幾何級數增長，形成惡性循環，像1990年代起的日本：雖然經濟不會出現美國1929年式的一次過大崩潰，卻很可能在一次比一次薄弱的反彈中，走向長期停滯。
中國經濟走進這個困境，其實並不值得驚奇。這乃其過去20年依賴出口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完成歷史任務，但經濟又沒有完成適當轉型的結果。
中國模式仍可行嗎？
中國過去20年的高增長，十分依賴由持續低絕全球的廉價勞動力帶動的出口業。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權威國際勞工比較數據，中國平均製造業工資在2002年只有美國的2.1%，就算經歷了2005年後的所謂工資高速上漲，到了2008年也只是佔美國工資的4.2%。這樣的工資水平，遠低於之前其他亞洲出口導向經濟體在同等發展階段的水平。台灣和南韓的製造業工資，在起飛十年後的1970年代已達美國工資的5%，到了起飛20年後的1980年，則已超過一成。
中國能夠長期將製造業工資壓得那麼低，並非單靠純粹的人口紅利（與印度比較便清楚）。中國持久的低工資體制，有深遠的政治和社會背景：一、人民公社解體後，由內陸農村長期缺乏投資造成的農村破產，將大批農村人口推到沿海出口加工區打工，人為地製造出「勞動力無限供應」的發展條件。這一情在1990年代鄉鎮企業不再獲政府支持後更是變本加厲；二、地方政府與出口業組成的權錢聯盟在威權體制的環境下，能隨意用各種合法和非法手段打壓工人維權組織，令工人在分配政治中長期處於弱勢。
地方政府借貸積習
持久的低工資體制令中國產品在發達國家的消費市場無往而不利。但歐美在過去20多年建基在先花未來錢之上的消費泡沫已經爆破，歐美市場長期萎縮，已成定局。缺少了出口市場的支撐，中國的低工資優勢頓成劣勢，因為低工資雖有利中國產品進軍海外，卻同時令中國內部消費力的增長遠遠落後於生產力的增長。中國私人消費總額佔國民生產總值，已從1990年代初的接近50%，下降到今天的不到40%，這與東亞四小龍起飛時私人消費一直佔經濟60%左右，大相逕庭。世界市場陷入危機，中國企業要由出口轉向內銷，並非說說般容易。
這兩年我們常常聽到中國「工資茘升、製造業艱難」。但相對於東亞其他國家在同等階段的工資增長幅度，中國工資上漲只屬聊勝於無（見前文數據）。中國工資增長一點點，即造成工廠大量倒閉、出口業外移的恐慌，比1970年代台灣與南韓高速多倍的工資增長面對更大衝擊，正體現了中國經濟結構，其實還未轉型。
2008年底，北京為抵銷出口下滑帶來的衝擊，推出巨額刺激方案，下令銀行大舉向地方政府和國企放貸，加速固定資產投資，令中國經濟迅速在2009年反彈。刺激雖成功，但無助提升民間消費增長，也無法改變中國過度依賴出口與投資的發展模式。刺激方案加深了原本已負債纍纍的各級地方政府的財政危機，令銀行壞帳風險急增。部分中國官方媒體更承認，不少國企在獲得新貸款後，並未將全部資金用在實際投資上，而是將錢放進股票房地產的投機活動。
歐美經濟無起色，中國出口業繼續下沉。在地方政府和國企已經因為上一輪刺激而債台高築之際，政府雖然仍可以不理經濟效益，通過「將橋砸爛再鋪」式的投資暫時提振經濟，但卻會為銀行體系的龐大壞帳炸彈添加炸藥。
過去20年舉世矚目的中國發展模式，已經走到盡頭。2009年反彈的動能，亦已消退。中國經濟失速的主因，是民間消費長期被壓抑，其增長一直遠低於投資增長，造成愈來愈嚴重的產能過剩。要大舉提振民間消費拉動經濟增長，中國的工資便需要更強的增長。
但畢竟拉抬工資、提振民間消費，乃是牽涉大規模收入再分配的過程。在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權力／權利分配格局沒有任何改變、政治改革遙遙無期的環境下進行收入分配改革，說易行難。在未來一段時間為中國經濟能否在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下進入新一輪高增長，令人懷疑。在這一期間，中國周邊經濟包括香港的挑戰，已經不再是怎樣沾到中國高增長的好處，而是怎樣在或長或短的中國經濟低迷期之中，獨善其身，在中國因素之外尋找新的增長動力。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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