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2012年2月23日英國各大媒體報道科爾文在霍姆斯（Homs）巴巴阿姆魯區（Baba Amr District）在敘利亞反政府武裝臨時搭建的媒體中心遭迫擊炮襲擊身亡的事件之後，西方主流媒體一片嘩然。美、法、英領導人也借此進一步提出要求武力干涉敘利亞內亂。這一事件，無疑又為24日在突尼斯舉行的敘利亞之友大會造成了更大規模的輿論影響。
針對敘利亞問題，國際社會大體分成三類態度。一是以中國、俄羅斯為主，主張政治和平解決敘利亞內亂；二是由美英等西方國家主導的，主張通過多種方式干涉，強迫阿薩德總統下台；第三，則是由沙特、卡塔爾主導的遜尼派海灣阿拉伯國家，強硬主張武裝干涉，支持敘利亞反對派武裝暴力推翻現任敘利亞政府。對於以敘利亞國民委員會（Syrian National Council）為代表的敘利亞反對派來說，則更為支持沙特、卡塔爾的強硬派態度。在這三派意見中，除了主張政治解決的中國、俄羅斯之外，其餘兩派意見內部，由於各自政治利益不同，又對具體解決敘利亞問題的方式方法有著巨大的差異。盡管西方各國領導人不斷就敘利亞問題提出強硬批評，但是持續了一年多的敘利亞問題卻至今遲遲未有一個結果。與之相比，2011年2月15日爆發的利比亞內戰在一個月內就受到北約主導的武裝干涉，兩者之間的巨大差別，便不得不使人對於西方干涉所持的所謂人道立場提出質疑。同時，敘利亞國家委員會雖然新近被少數西方國家承認為敘利亞人民的合法代言人，但即便對於其支持者來說，這一長期流亡海外的組織統一性及政治目標卻一直都值得懷疑。因此，反對派一再提出的要求設立禁飛區、人道主義走廊等要求，均為真正能夠得到全面實質性支持。
的確，相比利比亞，敘利亞戰略位置更為獨特性，並且歷史狀況更為復雜。這就使得一切針對敘利亞的決定，都容易引發該地區的連鎖反應。身處中亞中東歐洲交界地的敘利亞，其國內政治問題不僅僅與長久以來伊斯蘭教內部遜尼、什葉教派衝突相關，還與殖民主義消退後，在該地區遺留的巴以衝突問題、阿拉伯民族主義問題密切聯繫；甚至還包括與黎巴嫩、約旦、土耳其三國主權及領土衝突問題。這一系列問題雖然隨著四次中東戰爭與敘利亞內部復興黨（Baa'th Party）政變上台之後被暫時掩蓋，但卻始終是該地區動蕩的根源。需要理解當前敘利亞問題的復雜脈絡，便需要重新梳理並分析這一系列問題的歷史、政治與宗教關係。
一、 敘利亞民族宗教對立的歷史背景
目前敘利亞境內的人口90%為阿拉伯人，其中絕大多數為遜尼派。敘利亞總人口的15%左右為信仰什葉穆斯林的阿拉維派（Alawite）。阿拉維派大多聚集在敘利亞港口城市拉塔齊亞（Latakia）。阿薩德家族便來自這一派穆斯林。但在正統遜尼派眼裡，阿拉維派其教義與正統穆斯林相距甚遠，因而尤其是對於具有薩拉菲主義（Salafism）傾向的遜尼派來說，阿拉維派甚至不能被當作是真正的穆斯林。但恰恰是這一少數族群，在敘利亞1970年復興黨政變之後，佔據了敘利亞政府與軍隊的重要位置。另外，在敘利亞西南部格蘭高地與大馬士革附近，集中了佔總人口5%左右的德魯茲派（Druze）。與阿拉維派一樣，德魯茲派也屬於一支少數穆斯林教派。然而由於其獨特的教義，因此不具有太大的政治影響力。8%左右的敘利亞人口是基督教化了的阿拉伯人，他們大多集中在大城市的城鎮中心。與中上層遜尼派穆斯林一樣，敘利亞的基督教人口絕大多數也支持現任政府。除了在復興黨成立初期，信奉東正教的希腊正教的知識分子積極參與到復興黨意識形態建設過程之外，作為阿薩德政府穩定全國局面，進行政治與經濟改革政策的受益者，敘利亞基督教人口也並不希望看到阿薩德這樣一個世俗化程度非常高的現任政府倒台。這也就是為什麼如今，即便是在敘利亞動亂最嚴重的哈馬（Hamah）與霍姆斯兩城，其城鎮中心基督教人口數量較多的地帶，仍舊未有嚴重騷亂出現。
敘利亞還有約10%的非阿拉伯人口，其中主要有亞美尼亞人和庫爾德人，另外還有土庫曼人和猶太人等。在16世紀奧托曼帝國治下，由於帝國奉行的米利特（Millet）體系鼓勵民族宗教派系自治，因而長期以來，敘利亞境內各個派別之間分省自治，並保持較大程度的獨立。這一傳統，在今天的敘利亞社會中也有其強大的影響力。然而，隨著奧托曼帝國的衰落，西方殖民主義主導下的經濟、政治與軍事滲透漸漸主導了敘利亞境內的各個派別。英、法、俄為主導的殖民勢力，通過與敘利亞境內不同教派聯合的方式，意圖一方面鉗制奧托曼帝國勢力繼續影響阿拉伯半島；另一方面，也試圖通過扶持代理人的方式，加強本國在中東世界政治的影響力。然而，殖民勢力的影響多停留在信仰基督教的少數派中間，敘利亞境內絕大多數穆斯林仍舊對奧托曼帝國忠心耿耿。而從19世紀開始，帝國在歐洲地區疆土逐漸減少，敘利亞對奧托曼帝國的戰略重要性也就隨之增高，敘利亞的商業、農業增長也就在這段時期有了重要的積累。
奧托曼帝國之所以能夠取得穆斯林的信任，另一方面也由於它當時所奉行的泛伊斯蘭主義。然而，在19世紀末期，阿拉伯民族主義開始對其進行挑戰。作為一種強大政治力量的伊斯蘭主義強調，伊斯蘭信仰是維護帝國政治身份認同的重要標志。但是，隨著帝國擴張與後來殖民主義的影響，越來越多的阿拉伯人開始信奉基督教，或傾向於世俗化。在這樣的情況下，泛伊斯蘭主義便開始遭到逐漸興起的阿拉伯民族主義（Arab Nationalism）的挑戰。阿拉伯民族主義強調，伊斯蘭與阿拉伯人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但是阿拉伯人作為一個更廣泛的民族與歷史身份，具有比伊斯蘭信仰更為深遠的意義。在奧托曼帝國內部，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想在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巴勒斯坦等省開始流傳。但是直至20世紀初期，這種以現代民族主義思想為基礎的政治思潮並未取得太廣泛的影響。因此，可以說是1908年由青年土耳其黨人所領導的革命運動，使得阿拉伯民族主義得以進一步發展，並形成了一股試圖與奧托曼帝國分裂的政治力量。
由於大馬士革在奧托曼帝國時期，便被作為帝國管理阿拉伯事物的中心。因而，20世紀初期的大馬士革，也成為了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的政治中心。1918年，在法賽爾（Amir Faysal）領導下的一支阿拉伯軍隊佔領了大馬士革、霍姆斯、哈馬等重要城市，就此成立了反奧托曼帝國的阿拉伯國家。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興起，正值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而美國也正在亞洲、北非、阿拉伯世界積極宣傳其威爾遜主義。威爾遜主義所信奉的民族自決原則在當時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看來，是他們能夠獲得西方支持，並最終獨立建立一個阿拉伯王國的政治基礎。但是，盛行於一戰時期的秘密外交卻為保護英法兩國在阿拉伯半島的利益，將敘利亞、黎巴嫩交與法國管轄，將巴勒斯坦等地交給英國。很快，1920年之後法軍便迅速消滅了阿拉伯民族主義抵抗力量，佔領敘利亞。阿米爾•法賽爾及其政府官員開始流亡海外。
當前敘利亞國內的民族分區自治結構形成於法國殖民統治之下。為了防止反法的遜尼派穆斯林，殖民政府將阿拉維派扶植為軍隊領導，而將其餘各支少數民族力量，按其宗教與種族成分不同，集中安置於各大主要城市，以求相互制衡並達到戰略分割遜尼派的目的。各宗派族群之間，可能會因一時的戰略目標而達成一致，但並未真正形成一種共同的身份認同。這種少數派領導多數派，各民族宗派分城聚居相互抗衡的局面，一直持續到今天，並與敘利亞目前的動亂有著直接的關係。武裝動亂集中的霍姆斯、哈馬，其暴動集中地均在城市周圍一些中下階層遜尼派集中的區域發生。
20世紀上半葉的殖民統治不但構成了今天敘利亞的國內問題，還影響了敘利亞與周邊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以及土耳其的關係。在法國殖民時期，集中於黎巴嫩的基督教馬龍派（Maronites）是法國盟友。為了進一步遏制奧托曼帝國勢力，法國殖民政府將黎巴嫩和敘利亞共管。1920年聖雷默會議（San Remo Conference）之後，法國更確認了民族宗派自治的統治原則，將這篇黎巴嫩山脈以東的地區分為六大執政區。其中包括遜尼派穆斯林主導的大馬士革和阿勒頗（Aleppo），阿拉維派主導的拉塔齊亞（Latakia，殖民時期稱阿拉維），德魯茲派為主的德魯茲山（Jabal Druze），土耳其人主導的亞力山德塔（Alexandretta）以及由馬龍派領導的大黎巴嫩區。這一局面導致即便是在黎巴嫩獨立之後，其與敘利亞之間的深刻聯繫，也密切關係到了該地區的戰略平衡。敘利亞持續支持在黎巴嫩境內活動的真主黨力量，便是這種聯繫的直接體現。而敘利亞與土耳其之間針對亞力山德塔的領土爭端，也源於20世紀30年代法國殖民統治時期將亞力山德塔從敘利亞領土上分離出去的政治決定。
二、 復興黨之演變及其改革策略
與其它阿拉伯國家一樣，敘利亞在20世紀中期殖民統治衰退之後，也反復經歷戰爭與政變的折磨。1970年阿薩德領導的敘利亞阿拉伯復興社會黨（Arab Socialist Ba'ath）政變上台之後，並沒有人能夠預見到，這一政黨可以持續統治到今天。長久以來，敘利亞政治都屬於精英政治。自1941年敘利亞宣布獨立之後，敘利亞政局，特別是包括大馬士革、阿勒頗、哈馬和霍姆斯在內的四所重要城市，都在遜尼派精英階層領導下，受到奧托曼帝國時期泛伊斯蘭主義的影響。在這段時期，由於政府主要被遜尼派主導，因此包括基督徒、德魯茲派和阿拉維派的少數民族便只能在軍隊中不斷增強其傳統的影響力。而在少數民族控制下的軍方自1949年起，便一直對於這種遜尼派精英統治提出軍事挑戰。其結果導致敘利亞大量的優秀軍官被流放海外，繼而替換為信奉遜尼派的穆斯林。多次反復的軍事政變使得敘利亞軍隊戰力薄弱，且內部紛爭不斷。從1949年到1960年代末期，敘利亞政府在內部壓力與流放反對派的共同作用下不斷更替。
這段時期的政局更替，在敘利亞境內造就了一批現代的意識形態政治的政黨。其中三個最重要的黨派分別是：復興黨、敘利亞民族黨和敘利亞共產黨。1953年，復興黨與阿拉伯社會黨（Arab Socialist Party）合並，組成了後來執掌敘利亞政局的敘利亞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合並後的復興社會黨繼承了阿拉伯社會黨原有在哈馬的遜尼派青年信眾。同時，其另一個組成成分分--復興黨（成立於1940年）受到非常強烈的法國左翼哲學思想影響，排斥馬克思主義，但卻非常希望能夠在阿拉伯世界推廣左翼社會主義思想。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世俗化的復興黨，得以在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基礎上，與遜尼派穆斯林相結合。兩者都共同希望建立獨立自主的阿拉伯國家，排除西方殖民主義影響，並信奉穆斯林傳統對於形成阿拉伯民族身份的重要政治意義。但這一結合也為後來的敘利亞政局埋下了不安的隱患。基於反殖民目的而形成的同盟，在殖民主義影響消退之後，便漸漸開始出現矛盾衝突。泛阿拉伯主義世俗化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基礎從根本上不能夠為泛伊斯蘭主義堅持伊斯蘭教法的意識形態所接受。
復興黨的意識形態並非僅僅依靠知識精英階層的支持。它主要包含三個層面的內容。第一，該黨要求進行社會與經濟改革，以求達到社會公正，特別是針對社會下層人民的公正待遇。第二，復興黨希望能夠通過阿拉伯國家政治聯合的方式，達到更廣泛的所謂泛阿拉伯主義聯盟的目的。這一意識形態目標在1958年由敘利亞和埃及聯合成立的阿拉伯共和國上有著直接體現。第三，復興黨強調伊斯蘭與阿拉伯主義的獨特聯繫。該黨創始人阿法拉克（Michel Aflaq）認為，阿拉伯人一個共同的歷史便是對伊斯蘭教黃金時期輝煌的記憶。但對於伊斯蘭教的推崇並不能夠阻礙其他宗教的共同繁榮。因此，在社會復興黨領導下的敘利亞強調各宗教宗派之間的寬容與宗教自由。
敘利亞社會復興黨還格外強調對於軍隊，尤其是年輕軍官的控制。因而在軍隊中，復興黨支持率一直較高。相比同時期的其它意識形態黨派來說，敘利亞社會復興黨既不像敘利亞社會民族黨那樣，過分強調敘利亞民族主義，和過分親西方；也不像敘利亞共產黨那樣，與蘇聯維持過為親密的聯繫。但作為一個左派政黨，其斯大林主義的民族革命色彩仍舊比較濃重，其追求民族獨立自主與反對殖民主義的態度，與同時期激進的薩拉非主義,甚至是瓦哈比主義（Wahhabism）同樣，都具有強烈的反殖民、反帝國主義意識形態、以及民族建國的意願。因此，在反對猶太人巴勒斯坦建國，反對英美法蘇干預阿拉伯地區政治等問題上，無論是阿拉伯民族主義治下的世俗政府，還是瓦哈比主義影響下的沙特阿拉伯，甚至包括海灣各個酋長國家都持非常一致的態度。這一意識形態基礎體現在戰略目標上，便是意圖武力解決以色列建國，並將阿拉伯半島從西方殖民帝國主義影響下解放出來。在敘利亞、黎巴嫩和約旦共同支持下建立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便是這種戰略目標下的產物。成立於40年代中期的阿拉伯聯盟雖然結構松散，但能夠歷經動蕩持續至今，並仍舊具有一定政治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這種戰略目標粘合在一起的。阿拉伯世界的這一戰略目標也與蘇聯在冷戰時期的全球戰略不謀而合。
帶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復興黨到了1970年哈菲茲•阿薩德政變上台之後，便開始了其向實用主義的轉型。哈菲茲的政變，為敘利亞取得了相對的政治穩定。與早期復興黨相比，哈菲茲更為傾向於中間偏左的道路。在軍隊與政府的雙重支持下，哈菲茲在人民議會（People's Council）中建立了一個民族聯合陣線（National Front），其中包括了阿拉伯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工會代表等。這就消除了來自這些可能反對哈菲茲執政的左派力量的威脅。在意識形態基礎上反對哈菲茲政府以及復興黨執政的力量主要來自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來自城市中下階層的遜尼派穆斯林，在日漸強大的瓦哈比主義影響下，在1976年與1982年間不斷在敘利亞境內制造恐怖襲擊。1982年哈菲茲對發生在哈馬的伊斯蘭起義的殘酷鎮壓，更是在伊斯蘭教極端主義者中埋下了仇恨的種子。
當阿薩德2000年繼承其父哈菲茲•阿薩德，成為復興黨黨首、敘利亞總統、武裝部隊總司令之後，開始著力於在國內實施政治與經濟改革，巴沙爾甚至開放黨禁並釋放了一批政治犯，以求能夠緩和同歐盟及美國的緊張關係。然而，被解禁的政黨並不包括在1980年之前被查禁的穆斯林兄弟會、敘利亞共產黨等。此外，政治方面，巴沙爾開放境內政黨選舉。但同時規定，政黨的助選活動經費不得超過3百萬敘利亞鎊（約合35萬人民幣）。同時規定，參選政黨候選人不得接受經濟資助。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復興社會黨的競爭對手，並同時也限制了大量接受海外資金的穆斯林政黨。正如執政後期的卡扎菲一樣，敘利亞政府也選擇以一種更為緩和的態度解決與西方的對立態勢，試圖淡化民族主義建國政治話語中間的反殖民、反帝國主義傾向；在國內政治方面，也逐漸開始采取開明姿態。即將在今年2月26日舉行的憲法公投便是這一系列開明政改的舉措之一。這場在去年夏天便開始籌劃准備的修憲活動，其中最為引人關注的一條，便是修改原有憲法第八條款。新提出的憲法草案取消了保證復興黨一黨執政的特殊地位，而將多黨民主選舉正式寫入憲法草案。同時，修訂的憲法還希望能夠改變復興黨少數派執政的形像，而規定了總統必須是穆斯林的條款。這一舉措明顯是希望獲得境內大量遜尼派穆斯林的支持。
在經濟方面，2006年起，敘利亞便開始接受主要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主導的一攬子經濟改革計劃，其中包括縮減預算、降低對金融市場的監管控制、控制工資增長幅度、私有化改革、降低私有企業稅率、引入消費稅、開放外資等。這一計劃聲稱，2006年發生的石油價格增長是短期的浮動，國際油價長期走向則總體傾向於滑坡。該計劃報告提供了一份由2006年至2020年的國際油價浮動預測表。圖表聲稱，2006年的油價增長將成為整體油價的拐點，自此之後，油價將會大幅下跌。出於經濟發展與國內穩定考慮，敘利亞在20世紀80年代起便開始擱置與以色列針對革蘭高地的領土爭端，擱置與土耳其的邊境問題，並開始關注國內的現代化發展。作為一個世俗化程度非常高的政府，敘利亞在阿薩德家族治下，也傾向於淡化宗教意識形態。但正像所有石油輸出國家一樣，敘利亞經濟整體面臨單一化的問題。石油紅利一直是敘利亞國內穩定的關鍵支柱之一。出於對於未來發展的恐慌，敘利亞2006年公布的新的經濟發展五年計劃中，基本全部接受了IMF所提出的改革計劃。但自2005年開始的國際油價飆升並未像IMF報告中預測的那樣，在2006年短暫放緩後迅速下跌。相反，油價持續上升，在經歷了2008年末的短暫暴跌之後，國際油價又迅速突破100美元大關並基本維持在這一水平上下。相比2006年，如今的原油價格已經翻了將近一番。
雖然石油紅利效應在敘利亞並未因為IMF錯誤的預測而產生太多變化，但是在其他方面進行的市場化改革卻為這個世俗化程度很深的阿拉伯國家埋下了不安的種子。相比其他海灣與阿拉伯國家，敘利亞在1963軍事政變後，便開始實行世俗化的統治。包括穆斯林律法（Sharia）在內的各類宗教律法僅適用於境內各個宗教社群聚居地。這一特點則為其現代金融銀行改革提供了基礎，也為海外金融資本與金融資本私有化創造了條件。穆斯林律法禁止食利，在其他阿拉伯國家內，其銀行僅提供所謂伊斯蘭銀行業務（Islamic Banking）。由於無利可圖和政府監管，大規模的國際金融資本運作相對在阿拉伯穆斯林國家境內的影響微乎其微。此舉保證了阿拉伯穆斯林國家內銀行資本的相對獨立性。而敘利亞在2006年開始的大規模銀行私有化改革，則為海外資本大規模進入提供了條件。在這眾多海外資本中間，來自沙特與卡塔爾的主權基金投資也不在少數。這同時也為2010年開始的境內動亂，提供了相對便利的資金流通渠道。
三、反對派陣營的性質
自1963年復興黨軍事政變上台之後，作為一個少數族群的政黨，它便不斷受到來自遜尼派穆斯林與伊拉克移民等的挑戰。1964年在哈馬發生的暴動，便是直接由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領導的一次重要反抗運動。在此之後，敘利亞境內1967年、1973年，1976-1985年，持續不斷的發生由遜尼派領導的針對復興黨領導的武裝暴動。其中，1982年在哈馬的武裝暴動則幾乎將敘利亞推向了內戰的邊緣。在哈菲茲•阿薩德對這場武裝起義進行鐵腕鎮壓之後，復興黨針對遜尼派穆斯林開始改懷柔為壓制。這一政策，即便在敘利亞1990年代開始進行經濟改革之後也未發生動搖。
這種針對反對派的強硬政策，使得敘利亞境內以遜尼派穆斯林為主的反對勢力分崩離析。特別是在1982年的流血鎮壓之後，以穆斯林兄弟會為主的反對派勢力開始紛紛流亡海外。穆斯林兄弟會內部也主要分裂成為兩派，一派基地在英國，主張溫和的政治抵抗；另一派流亡伊拉克，仍舊保留其軍事組織。此外，在德國、美國、約旦等國家，都有這時期流亡出來的敘利亞穆斯林兄弟會組織。這一時期流亡海外的敘利亞反對派，主要包括敘利亞穆斯林兄弟會、敘利亞共產黨、敘利亞庫爾德人政黨等，這些流亡政黨在很大程度上組成了目前敘利亞流亡海外的反對派組織敘利亞國民委員會的雛形。
敘利亞國民委員會目前共有230個成員黨組成。除了幾支在1980年開放黨禁之前流亡的老牌反對派之外，其餘都是新近成立的敘利亞反對派。這些反對黨中，甚至有不少反對黨領導人來自於現任阿薩德政府內的異見陣營。與20世紀中期敘利亞境內由於暫時政治與戰略目標一致形成的同盟一樣，敘利亞國民委員會除了希望推翻阿薩德政府領導之外，並不享有意識形態上的一致性。甚至在是否需要武裝推翻阿薩德政府這一基本問題上，委員會內部不同黨派之間，也存在著極大的分歧。另外，與利比亞過渡委員會不同，敘利亞國民委員會的組成成員全部來自海外流亡人士。因此，一組織在敘利亞境內完全缺少必要的支持和社會影響。
另一只在暴亂時期形成的反對派聯合陣營是民主化改革國家合作組織（National Co-ordination Body for Democratic Change）。這一組織的明確目標是尋求與其他阿拉伯國家的合作，以求推翻阿薩德政府。2012年1月，在一份該組織和國民委員聯合向阿盟提交的聲明中指出，該組織明確拒絕一切來自外國對於敘利亞的軍事干預，但並不將其它阿拉伯國家視作外國。該聲明還提出，在阿薩德政府倒台之後，敘利亞應成立聯合過渡政府，尋求與其他阿拉伯國家形成更為緊密的兄弟關係（brotherhood）。這一組織成員主要包括敘利亞的庫爾德反對派，泛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
敘利亞在阿拉伯國家中的地理位置
由於主導敘利亞反對派的兩個重要組織都具有非常明確的遜尼派穆斯林，甚至是更為極端的莎拉非主義影響，因此，這也就使得敘利亞境內包括基督徒、德魯茲派等在內的其他少數民族，包括遜尼派穆斯林社會上層，都對這場所謂試圖推行民主化政治的暴動持保守觀望態度。對於這群人來說，這場主要有社會下層激進遜尼派穆斯林主導的反抗，更像是一場暴動。在世俗化的敘利亞，社會中上層人士的宗教自由、經濟自由得到了來自阿拉維派阿薩德政府的保護。而相比，在革命後的埃及、利比亞，甚至是突尼斯，相對保守的穆斯林政黨很快上台的情形，也令大多數習慣了世俗化政治的敘利亞人感到不安。
此外，在這兩個主要反對派組織之間也存在著巨大的政見差異，反對派內部，由於其組成成為份為大量不同時期、因不同原因流亡海外的敘利亞異見人士，因而其政治目的也各自不同。這一點，在反對派內部就已經有了很明確的認識。民主化改革國家合作組織領導人哈桑•阿伯德爾•阿奇姆（Hasan Abdel Azim）在一份2011年10月發表的聲明中便指出，反對派陣營應當盡量避免其內部分裂。雖然，在一個松散的所謂尋求敘利亞政治民主化的目標之下，這兩派力量有暫時的合作關係，但兩者之間，包括兩者內部的分裂狀況，卻已然是事實。甚至由叛變軍人組成的自由敘利亞軍（Free Syrian Army）也在批評這兩支由流亡政黨組成的反對派組織裡面，充滿了陰謀家與國家叛徒。由泛伊斯蘭主義穆斯林兄弟會主導的敘利亞國民委員會和由泛阿拉伯民族主義主導的民主化改革國家合作組織之間的同盟，在一定程度上與20世紀上半葉，在反殖民目標促使下，兩種意識形態形成的戰略同盟一樣，都屬於非常脆弱的暫時聯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發生在今天的敘利亞的動亂，更像是上世紀50年代開始的中東變局的延續。其核心問題，仍舊是巴以衝突以及穆斯林世界與世俗政治之間的根本性矛盾。這兩種矛盾，無論從那個方面來看，其本質都是無從調和的。充滿整個阿拉伯半島及周邊穆斯林國家的反猶主義情緒，連同遜尼派和什葉派根深蒂固的宗教衝突則是理解敘利亞周邊地區區域政治的關鍵。
四、國際力量的戰略博弈
針對敘利亞問題，大量的媒體意見都糾結在阿薩德政府與反對派衝突之間所在的人道主義問題。西方媒體在抨擊阿薩德政府這一問題上，又一次與卡塔爾的半島電視台取得了一致態度。在這場鋪天蓋地的媒體戰爭中，阿薩德政府被描述成極端的極權主義政權和人權的粗暴踐踏者。而阿薩德的支持者則在各類博客與網絡媒體上，極力指出這類針對阿薩德政府的媒體報道失實。實際上，通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相比其父親哈菲茲來說，2000年繼任的巴沙爾更傾向於進行政治與經濟的民主化改革。並且，巴沙爾對應這次伊斯蘭主義暴動的態度，與1982年其父鎮壓哈馬暴動的鐵腕手段相比顯得柔軟許多。因此，與其糾結於革命/反革命這樣非黑即白的道德判斷之上，不如將這場敘利亞變局看作是結合了地緣政治與宗教意識形態衝突的戰略博弈。其本質仍舊是在20世紀殖民主義衰退之後，中東地區集中的民族、教派等的多重利益衝突。是四次中東戰爭之後仍未徹底解決的矛盾問題。
從整體上來看，中東戰略要地敘利亞彙集了巴以衝突問題、奧托曼帝國舊有疆界遺留問題、以及遜尼什葉派衝突問題。正是由於這樣的復雜狀況，使得美國與北約國家不能像針對利比亞那樣貿然以軍事方式主動干預。因為，利比亞的情形表明，現任強人政府被推翻之後，宗教勢力迅速借助其長久的民間影響力進入政治。並且，由於逐漸擴大的遜尼派極端主義思想的影響，在這類社會分層不平等狀況嚴重的阿拉伯國家內，下層人民對於沙特阿拉伯所秉承的莎拉非/瓦哈比主義頗有認同。而在務實的世俗政府統治下，在第四次中東戰爭之後，敘利亞一直也未對周邊國家，特別是以色列作出任何過激的舉動。哈菲茲上台之後，也開始擱置1967年被以色列佔領的戰略要地革蘭高地問題。雖然敘以之間從未有真正意義上的和平協議，敘利亞也一直在支持巴勒斯坦獨立運動以及黎巴嫩的什葉派真主黨，但是這種事實上的國家之間戰略和解，確是以巴以問題為核心的中東地區的和平基礎。如果武力推翻現任政府，很有可能繼任的會是什葉派穆斯林。再加上目前兩支主要反對派聯盟都與沙特阿拉伯及卡塔爾的瓦哈比主義政府有著密切聯繫，因此武力干涉之後的敘利亞是否還能夠對以色列問題保有相同態度，實在是一個巨大的問號。同時，由於敘利亞境內各派力量紛雜，一旦阿薩德政府倒台，那麼這種在強人政府下所維持的統一是否能夠繼續，分裂之後各派力量是否會出現如現今伊拉克、阿富汗境內的亂局，也還是一個令人深感憂慮的問題。
然而，相比阿薩德政府來說，更令美國與歐洲國家頭疼的問題是伊朗。作為一個唯一的伊斯蘭神權國家，什葉派的伊朗正像是所有阿拉伯穆斯林極端主義者一樣，對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問題持非常強硬的態度。同時，伊朗對於美國和歐洲在中東地區的軍事存在有著非常強硬的立場。正在進行的伊朗核計劃同樣對於該地區的戰略平衡提出了重要挑戰。一方面，擁有核武器了的伊朗會成為以色列（目前唯一一個在中東地區擁有核打擊力量的國家）的重要對手；另一方面，又會對遜尼派瓦哈比主義主導的沙特在阿拉伯半島的霸權地位提出挑戰。作為伊朗在該地區的重要盟友，敘利亞緊靠以色列，倘若將敘利亞政府替換為遜尼派主導，則伊朗將會在中東地區被完全孤立起來。對於以色列的直接威脅便更加縮小。而在遜尼派包圍之下的伊朗什葉派政府，也可能進一步喪失在阿拉伯地區的重要戰略影響。因此，基於敘利亞對伊朗的重要意義，有觀察家指出，目前伊朗正在霍爾姆斯海峽進行的軍事演習，主要是希望轉移國際視線，為敘利亞阿薩德政府緩解壓力。
什葉派和遜尼派的分布，深綠為什葉派人口佔優勢的地區
替換阿薩德政府對於美國和歐盟的另一個好處是消滅了俄羅斯在中東地區唯一的盟友。隨著土耳其日漸增強的親歐態度，阿薩德政府倒台之後的敘利亞能夠將整個阿拉伯半島與中亞連接成為一個整體。當然，這一所謂的戰略優勢，基礎是建立在目前遜尼派穆斯林國家會持續保持與歐洲和美國的盟友關係。然而，正如前文所分析的，無論是遜尼派還是什葉派，目前阿拉伯世界穆斯林的基本態度都傾向於極端主義走向，而無論是極端主義穆斯林還是泛阿拉伯民族主義支持者，將以色列從阿拉伯半島趕走，恢復巴勒斯坦國，將阿拉伯半島收歸阿拉伯人全部所有，這一基本目標始終未變。因此，武力推翻阿薩德，就相當於用以有的局部戰略平衡去賭未來可能形成的更大的戰略同盟。但以利比亞和其他倒台的世俗政府狀況來看，這一局勢發展的天平並不傾向於歐洲與美國，同樣也更不傾向於腹背受敵的以色列。目前看來，歐美僅僅在口頭上對於反對派活動表示支持，卻並不真正希望直接進行武力干預，恰恰表明了這些國家的觀望態度。其更主要的對手，在於伊朗，在於在聯合國安理會表決中投下了反對票的中國與俄羅斯。
與歐美觀望態度相比，真正希望推翻阿薩德政府的力量來自阿盟內部，特別是沙特與卡塔爾。早在突尼斯開始所謂阿拉伯之春的運動時，就有消息表明，來自這兩個重要海灣國家的資金與組織支持，促成了該國境內穆斯林政黨的有效運動。雖然在媒體報道中，遜尼派莎拉非主義的意識形態影響被極力縮小，但是這類由海灣國家資金支持的穆斯林政黨其莎拉非主義的色彩確實非常明顯。在議會選舉之後的突尼斯和埃及，獲得多數票的穆斯林政黨都公開表示其莎拉非主義的背景。而在敘利亞境內，遜尼派穆斯林下層人士中間，莎拉非主義的影響也非常廣泛。因此，阿薩德政府抨擊武裝暴亂為恐怖主義也並不是全無來由的指責。
兩個遜尼派海灣國家之間也存在著政治博弈。作為傳統的遜尼派大國，沙特阿拉伯一直以海灣地區乃至阿拉伯地區的宗主身份自居。沙特賴以建國的瓦哈比主義其本質上是莎拉非主義的遜尼派極端思想。本著對於穆斯林律法的教條式遵從，莎拉非主義將伊斯蘭教內部求智的思辨成分排除在外，而嚴格以是否遵從古蘭經教法作為判斷一個穆斯林優劣的唯一標准。由於基地組織的影響，瓦哈比主義和莎拉非主義被當作極端恐怖主義思想，在媒體--尤其是美國媒體中--被單獨區分開來。同時，由於在第一次海灣戰爭之後，美國與沙特阿拉伯結成的臨時同盟關係，沙特遜尼派穆斯林主流思想中深厚的莎拉非主義成分在媒體宣傳中被完全淡化。同時隨著日益增多的海外投資與收購，沙特在穆斯林世界中不斷進行的意識形態輸出也通過資助穆斯林政黨、學校，建造清真寺等方式向外擴張。而這種原先並不為媒體所關注的擴張，正在這場阿拉伯之春運動中，才重新顯現出來。阿薩德政府不斷批評的穆斯林兄弟會，便正是在這一資助下成長發達起來的遜尼派穆斯林組織。而目前敘利亞境內的武裝分子，其資金與武器來源也大多來自於沙特或是與沙特密切相關的敘利亞海外流亡組織。
除了支持推翻阿盟內部世俗政府的活動之外，沙特還積極參與到維持阿拉伯酋長國內部政局穩定的活動中。前不久，沙特聯合阿聯酋，共同向巴林派遣武裝力量，鎮壓該國境內針對遜尼派皇室的民主抗議活動便是一個重要例子。實際上，由於長期來自沙特的影響，以及海灣國家中普遍的泛伊斯蘭主義情緒，絕大多數海灣國家的皇室領導層內部也都更為傾向於認同沙特為宗主的莎拉非主義意識形態。
此外，隨著石油資本的迅速升值，卡塔爾也在近些年開始積極參與到伊斯蘭意識形態擴張的爭奪中，並對沙特的宗主地位提出挑戰。雖然泛伊斯蘭主義強調伊斯蘭教義的普遍性。但是作為一種與國家政治密切相關的意識形態，其在20世紀的擴張過程中，與國家利益緊密聯繫。沙特對於周邊酋長國不斷的領土要求，以及對於周邊國家內政的干涉便是這種意識形態擴張與國家利益聯繫的表現。沙特以聖地（麥加，麥地那）的守護者為名，自居這種泛伊斯蘭主義的中心，並以其詮釋的伊斯蘭思想為正統。而日漸崛起的卡塔爾，則希望通過現代新聞媒體，以民主為名，將該國塑造成在更廣泛的世界舞台上，阿拉伯地區的意見代言人。半島電視台的設立，便正體現了這種戰略思想。半島電視台的英文頻道，其主要宣傳態度側重於倡導民主與自由化改革。並意圖表現出一種符合西方媒體獨立傳統的姿態。而其阿拉伯文頻道則旨在面向一切海灣及阿拉伯國家，宣傳其穆斯林意見領袖形像。2012年2月25日在突尼斯舉行的敘利亞之友國際會議，便是在卡塔爾的資金組織下舉辦的。同時，作為阿拉伯聯盟的代表、卡塔爾總理哈麥德•本•亞斯敏•阿塔尼酋長也以阿盟主席的身份，要求各國聯合對敘利亞進行武裝干涉。正如沙特一樣，卡塔爾也開始逐漸以更為公開的姿態參與到推翻阿拉伯國家世俗政權的活動中。前不久利比亞武裝內戰中，便有來自卡塔爾的特遣部隊人員，幫助訓練反政府武裝，甚至直接參與到和政府軍的對抗中。
正如信奉極端主義的什葉派真主黨一樣，遜尼派莎拉非主義也對以色列持有強烈的敵對態度。雖然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影響下，重要的海灣國家都表現出對於歐美國家的友好態度，但實際上，在巴以衝突問題上，在希望將阿拉伯半島收歸阿拉伯人的態度上，它們與美國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在中東地區，遏制莎拉非主義擴張的唯一重要力量與其說是美國的反恐戰略，不如說是什葉派神權大國伊朗的存在。以目前的情況看來，以沙特為主的遜尼派阿拉伯國家無法在武力上與伊朗相抗衡。因而它們的戰略重點則傾向於擴張遜尼派影響，瓦解伊朗在該地區的主要盟友。雖然無論是伊朗還是沙特都清楚，如果將兩國之間、兩個教派之間的衝突過分強化，那麼其唯一的結果將會是一場在該地區爆發的大規模戰爭。因此，雙方都希望將直接衝突降低到最少程度。但是這種教派之間的政治博弈卻遠遠沒有消失，在敘利亞、在巴林，實際上都能體現出兩派之間完全無法調和的信仰與政治矛盾。
在中東地區，除了伊朗之外，阿薩德政府的支持者還應當包括黎巴嫩和伊拉克。甚至還包括以色列。由什葉派主導的伊拉克自然不希望遜尼派進一步擴張。在國際社會不斷封鎖的情況下，來自於伊拉克的財政支持，仍舊是阿薩德政府重要的一個後盾。而對於黎巴嫩來說，其境內的主要什葉派政黨真主黨更是受到阿薩德政府的資金人力與政治支持。遜尼派擴張，對於真主黨來說，無疑將會是重大的打擊。對於巴勒斯坦來說，無論是什葉派還是遜尼派，兩者都會繼續支持巴勒斯坦獨立建國運動。因而，雖然敘利亞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哈馬斯的重要支持者，出於自身實際政治利益的考量，哈馬斯也在敘利亞出現亂局的當口，迅速表明了其中立的態度，廢除了其設在大馬士革的總部。另外，敘利亞還有一個潛在的盟友--以色列。正如前文所說的，敘利亞的世俗政府與以色列之間形成了一種暫時的戰略平衡與和平關係。雖然這種和平並未受到任何條約約束，但是只要阿薩德政府堅持其發展戰略和實用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這種事實意義上的平衡狀態就不會被打破。在穆巴拉克倒台之後，以色列失去了唯一一個承諾與其維持和平關係的阿拉伯國家。倘若敘利亞也繼而淪陷，那便意味著以色列將處在一個什葉派和遜尼派嚴密包圍圈中。革蘭高地歸屬問題可能重新被提上台面，而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則也因此可能成倍增加。相比一個擁有核武器的伊朗來說，以色列可能更不樂於見到一個受到遜尼派控制的鄰居。
除此之外，在敘利亞問題上一個重要的力量是土耳其。今年2月在華盛頓的一個講話中，希拉裡•克林頓將土耳其成為解決敘利亞問題的領軍力量。敘土之間有900公裡長的邊境線接壤，另外，目前土耳其境內還有將近1萬名敘利亞難民。然而這些並不足以說明土耳其的戰略重要性。對於美國和歐洲來說，土耳其是一個要比沙特牢靠的多的盟友。也是一個比以色列麻煩更少的伙伴。長期的世俗化政治與民主化改革的影響，使得土耳其在意識形態上更為接近歐洲。同時，一直以來，土耳其人也是歐洲移民的主體。土耳其與歐洲相互之間的經濟依存度也相當高。土耳其甚至表示希望脫亞入歐，成為歐盟的成員。種種因素綜合，土耳其不但成為了防止俄羅斯擴張的堡壘，也成為了防止阿拉伯伊斯蘭勢力東擴的堅實力量。相比沙特來說，不受泛伊斯蘭主義影響的土耳其，無疑對西方來說是一個更為牢靠的盟友。
對於美國來說，在第一次海灣戰爭之後形成的中東戰略主要以軍事干預和海灣駐軍為主。但是，一方面這樣的軍事干預戰略引起越來越多的麻煩，另一方面，隨著美國全球戰略的修訂，其在中東地區的軍事力量也日漸減弱。相比直接駐軍來說，在中東/中亞地區發展戰略盟友則更為有效。土耳其連接中亞與中東，如果可以將土耳其發展成為盟友，則可以進一步完善美國在該地區的整體戰略，並將中亞與中東聯合成為一整片經濟區。因此，在最近的一次講話中，奧巴馬稱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為美國在世界上的五個重要伙伴之一。
對於土耳其來說，成為主要世界政治力量的心願也漸漸明顯。倫敦《金融時報》近日援引一名土耳其高級官員的話，聲稱：我們雖然不希望重新成為一個帝國勢力，但歷史和我們獨特的地理位置將土耳其有一次推到了重要位置。土耳其外長阿赫麥德•達瓦托魯則表示了一種更為主動的態度。他認為土耳其的目標是要重新成為一個全球事務的參與者，並在該地區發揮重要作用，以求將其所在的連接中亞與阿拉伯半島的走廊地帶，建設成為一個穩定、繁榮、安全的走廊。作為敘利亞的近鄰，土耳其越來越希望在解決敘利亞問題上發揮作用。一個動亂的敘利亞並不利於土耳其發展這一安全走廊的戰略目標；因為動亂而大量可能產生的敘利亞難民也會對相對脆弱的土耳其國內民族關係產生不利影響；作為土耳其長期的貿易伙伴，敘利亞的動亂也迫使土耳其在今年早些時候關閉了與敘利亞之間的陸上貿易；此外，能否在解決敘利亞問題上發揮積極作用，也是土耳其表現其作為新興重要國際力量的標志。
與遜尼派阿拉伯國家的立場不同，土耳其並不支持武裝干涉敘利亞政局。這就使得它與歐美的敘利亞策略產生了重要一致性。雖然土耳其同樣是遜尼派主導的穆斯林國家，但其內部莎拉非主義的影響較之阿拉伯國家相比幾乎是微乎其微。同時，由於民族成份差異，土耳其的遜尼派意識形態完全不受阿拉伯民族主義影響。相反，其以土耳其民族主義為基礎的遜尼派穆斯林人口，恰恰可以成為一個阿拉伯國家莎拉非主義擴張的制衡。相比阿拉伯世俗政權與泛伊斯蘭主義之間由於反猶而形成的意識形態同盟來說，建立在共同的遜尼派穆斯林認同基礎上，針對什葉派穆斯林的態度更可以讓土耳其與阿拉伯半島上的海灣國家保持更為持久的良好關係。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將該地區的壓力從巴以問題，更多的轉移到對伊朗軍事力量興起的遏制上。因此，支持土耳其崛起，對於美國和歐盟來說，幾乎是一個一石三鳥的完美戰略。
在多方的壓力下，阿薩德政府的倒台可能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即使阿薩德在這次危機之後得以繼續存在，該地區的宗派與民族緊張關係，也會因這一次動蕩而產生重要的結構變化。因此，與其繼續糾結阿薩德政府執政合法性，不如討論如何找到一個積極有效的方式，及時填補阿薩德世俗政府可能倒台之後在這一重要戰略地帶留下的權力真空，並迅速應對在該地區乃至國際上所產生的戰略平衡變化。否則，這裡將會成為21世紀的巴爾干火藥桶。
作者為劍橋大學博士，阿聯酋扎耶德大學政治史與國際關係助理教授
敘利亞史地簡介：
敘利亞位於亞洲大陸西部，地中海東岸。北與土耳其接壤，東同伊拉克交界，南與約旦毗連，西南與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為鄰，西與塞浦路斯隔地中海相望。面積185180平方公裡（含戈蘭高地）。海岸線長183公裡。領土大部分是西北向東南傾斜的高原。主要分為四個地帶：西部山地和山間縱谷；地中海沿岸平原；內陸平原；東南敘利亞沙漠。西南部的謝赫山為全國最高峰。幼發拉底河流經東部經伊拉克注入波斯灣，阿西河縱貫西部經土耳其注入地中海。沿海和北部地區屬亞熱帶地中海氣侯，南部地區屬熱帶沙漠氣侯。四季分明，沙漠地區冬季雨量較少，夏季乾燥炎熱。
敘利亞有四千多年歷史。公元前三千至兩千年就有原始的城邦國家存在。公元前8世紀被亞述帝國征服。公元前333年，馬其頓軍隊入侵敘利亞。公元前64年被古羅馬人佔領。７世紀末並入阿拉伯帝國的版圖。11世紀歐洲十字軍入侵。13世紀末起受埃及馬姆魯克王朝統治。1516-1918年為奧斯曼帝國統治。1920年4月淪為法國委任統治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英國和法國的自由法蘭西軍一同開入敘利亞。1941年9月27日，自由法蘭西軍總司令賈德魯將軍以盟國名義宣布敘獨立。1943年8月敘成立自已的政府，1946年4月，法國和英國軍隊被迫撤走，敘利亞取得全部獨立，建立了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1958年2月1日，敘利亞和埃及合並為阿拉伯聯合共和國。1961年9月28日，敘利亞脫離阿聯，並重新建立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
http://www.haodaxue.net/html/63/n-14263.html
from 政經評論 http://allcommentators.blogspot.com/2013/01/blog-post_1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