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o Aggregator: “表叔”的手腕与中国的政改

Tuesday, 8 January 2013

“表叔”的手腕与中国的政改

王正鹏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01月07日

过去一年，微博空间一举成为中国民间政治表达的最强阵地，令官场人心惶惶，谈微博而色变，最突出的是强拆、征地、教育、医疗、上访、举报等热点社会议程。

此现状背后，实际上是中国民众个人意愿现实表达通道的缺失以及政治、司法通道的阻塞。而刚刚闭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草案”，则意味着中国将对互联网空间的政治表达进行管制。

2010年10月，中国的门户网站新浪网发布的一个互联网社交产品微博一炮走红，短短两年间已有3亿多注册用户。这一基于人际关系的社交网站在技术上模仿Twitter，但在传播实践上却深刻地参与了中国政治与社会的新近变革，这一变革在2012年显得格外明显，但也令监管者格外紧张。

2012年春天，发生在陕西省的一场车祸中，有人用网络截屏捕获了一名赴现场处理事务的地方安监官员杨达才的微笑。这一倒霉的微笑，使微博中人际传播道德攻击力量盯上了他。道德上对微笑的批判很快就从他的脸上转移到手腕上。有人发现，杨达才的手上戴着名贵的瑞士手表。随后，一系列的历史截图开始放出，证明杨在过去的几年中戴过十几块不同的瑞士手表。他被娱乐化为中国“表叔”，在网络围攻的压力下，陕西省很快介入了对杨的调查，网民一片叫好。

随后短短半年内，社交网站通过“网友”搜集官员手表照片并上传到网络空间一时成风，不断有戴名表官员的照片出现在微博上并对手表品牌和价格做出鉴定。中共十八大前后，微博上针对腐败官员的公开举报也层出不穷，不断引发官场和社会震动。社交网络一夜间成为中国反腐风暴第一阵地，匿名举报基本都能成为当天或当周的热点新闻话题。

微博反腐并不算政治创新，它不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变革动力，而是一种自外而内的变革压力。在电子公共领域内建立的虚拟社交关系和他们的病毒式分享与共识，实乃一种被动的政治生活选择，然而它确实对当下的体制内政治与司法体系形成了一种强力对峙。

整个官方意识中目前有一种偏见，网络媒体是政治上的“别人”：即包括微博在内的网络媒体是不可信的“对手”，是混乱的民间舆论场。其实，从政治传播学角度看，每一种媒介都有它的意识形态价值，每一种政治制度都不拒绝新媒体。每一种新媒体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影响也是同等的，新工具不一定就是坏工具。1930年代广播出现后，美国总统罗斯福用它来发表了著名的“炉边谈话”，在大萧条的年代获得了强大的政治的控制力；1960年代电视一出现，美国总统选举中很快就增加了电视辩论这一项日程；2008年、2012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Myspace、Gmail、YouTube、Twitter、Facebook等最选进的互联网应用平台都是奥巴马竞选团队的有力工具。

在政治互动的过程中，每一种媒体都是有效的沟通工具。政府更清楚媒体的力量，并试图利用它放大自己的声音而压制民间的意见表达。最近网络上持续发酵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被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庹震改换事件，就能充分说明政治如何试图钳制信息的自由流动。而宣传机关删帖、限制用户发言等行为显然低估了这件事情可能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官员们似乎并未意识到互联网给国家政治带来的变化，也并未深刻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极权控制渐弱，民主诉求渐强的过渡时期，现行政治架构中意见互动机制失灵或阻塞的时候，网络适时出现，将会弥补社会意见表达机制的缺位，而社交网站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实政治表达的虚拟替代者，它模拟了严格的民主制度的调查、讨论、协商与裁决。如果替代者的这种角色扮演时间过长，新媒体的政治传播力将变成反向的政治解构力。

进入2000年代后，中国的司法改革进程停滞、信访通道近于堵塞，民意与政治体制间的互动阻塞，使大量的压力进入到互联网虚拟空间中来释放。由于越来越多的上访者、异见者选择了社交媒体来表达意见，使得电子公共领域非常火爆。在社交网络发起的中国反腐声浪中，它利用了民间草根强大的传播力量，在现行司法机构之外建构了虚拟的全套程序：案情举报、证据寻找、证人出面、民间监督、公众评判等等，这对于现实的司法系统会造成一定的压力。

从经济学上看，政治表达路径的依赖是一种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方式。过去几年，大量的网络举报都是在天涯社区发源，在新浪微博传播，在传统媒体界定后最终倒逼司法机构介入这样一条路径。民间对于网络空间的路径依赖深刻地说明了现行司法与行政体系的互动成本极端过高，网络空间帮助民间社会用虚拟方式建立了一套新的民主政治诉求机制，就像一个人健康的肾已经不工作，只能依靠血液透析来完成自身功能的运行。

不过，需要警惕的是，在一个政治生活互动阻塞较为严重的制度环境中，网络公共领域内的反腐也有一种令人不安的走向。即有组织的网络匿名攻击和反司法行为的电子暴力也正在抬头，它也许会被解释为一种合法化民间声音，但作为一种媒介，社交网络上的链式传播往往具有极大的冲击力，它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发起一次强有力的攻击，尤其它的情绪性传播力相当强，在迎合了民众的政治失望与政治怨气后，会以民粹主义的极端方式完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力，演变为惯性的、破坏性的“仇官仇富”。

因此，这种负面走向这对于中国现有的政治架构来说，对于政权的合法性、司法的合法性本身都提出了强力挑战，中国的司法体系如果继续不顾公平正义，不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民间政治诉求有可能发生裂变，在未来极大地增加政治变革的成本，这正是当前中国政治改革的的紧迫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