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23 January 2013

枯竭的劳动力将中国拖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2012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该数字虽然很大，但与2011年相比减少了345万人。此外，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相比2011年下降了0.6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相当长时期以来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我们确实要高度重视这个事情。”外界广泛关注的中国人口统计学家蔡昉认为，中国劳动人口实际上在2010年就已经见顶了，他很可能说得没错。然而，无论是谁正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消息凸显出中国人口变化步伐加快。中国政府的官方人口学家们在2009年还曾表示，中国劳动人口将持续增长到2016年。马建堂说：“中国劳动人口的这样一个变化，是不是意味着多少年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应该说有争论。”显然，他在设法从最好的一面来阐释这个消息。事实上，很难看出所谓的人口红利（劳动人口超常剧增）可以持续下去，尤其是因为他还预计，在2030年之前，中国劳动人口每年都将会逐步减少。
中国政府的技术官僚们需要担心的不只是劳动人口的缩减。就在2008年年底，联合国估计，中国政府公布的相关数据在稍作调整之后，表明中国总人口只会在2030年之后才开始下滑。这个日期已经过时了。现在，诸如刘明康等高级官员预计这个日期会在2020年左右到来，这意味着中国人口峰值无疑会在2030年之前出现。
对于一国经济而言，人口增长放缓所造成的影响有好有坏（大多是不良影响），但一些观察人士忽略的一点是，中国人口增长放缓趋势的出现几乎比所有人口学家仅在几年前做出的预测都要快些。因此，中国人口变化的步伐意味着中国经济调整很可能要比大多数分析家现在所认为的要更加痛苦。
或许人口下滑将会对城市化进程造成危害最大的经济影响。中国人口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历时数十年之久的迁移正是李克强2012年11月中旬宣布的“四个新的现代化”之一。即将成为中国国家总理的李克强目前正大力押注于城市化趋势将会驱动中国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政府在2011年也曾宣布在未来20年内将每年建设20座城市。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表明，中国政府的城市建设计划是可行的。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末中国城镇人口比2011年末增加了2103万人，达到7.1182亿人，占中国总人口的比重为52.57％，相比2011年末上升了1.3个百分点。即使这些数据是正确的（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国家统计局有关城市化进程的数据是否正确），但我们并不清楚中国政府官员在哪里还能找到继续推动农村向城市转移这个城市化进程的人口。不仅中国人口的主要变化趋势不利于他们，而且人们还日益担忧农村地区的人口早已走光了。
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农村地区35岁以下年龄组（所谓的“黄金年龄组”）的劳动力供应早已枯竭了。其他人对此并不认同，但即便那些认为农村地区还有一些劳动力储备的人也承认，留下来的这些农村劳动力没有多少人想迁移到城市地区，因为他们在城市里的生活状况可能会非常糟糕，而且工资报酬很低。而在农村劳动力中的中年人群也没有多少人想离开家乡。而那些离家前往附近上海及中国其他大城市的人早已走光了。
政府可以建造许多城镇地区，但中国早已拥有许多著名的“鬼城”。城市化进程是不可持续的，除非有人愿意迁移到这些新建的城市中，而且更重要的是，愿意在那些城市里工作。只是因为城市化进程在过去曾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过贡献，未必意味着城市化进程在未来的二十年里将继续以同样的速度发展。城市化进程无疑将会继续下去，但再也无法像过去30年那样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
人口结构可能并不是命运，但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阻碍。如果政府领导层要想获得成功的话，那么他们将不得不在人口趋势不利而非有利的情况下获得成功。不幸的是，他们甚至都没有试图扭转中国不利的人口变化轨迹。虽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政府应该放弃计划生育政策（自1979年以来该政策抑制了中国人口的增长），但政府并没有推出这样做的重大举措。一些政府官员在谈论放宽生育限制，但他们从来没有设法实施必要的变革。然而，即便他们今天取消了计划生育政策，未来数年内也不会感受到这对经济造成的有利影响。
中国曾经拥有全世界最佳的人口结构，但很快会成为全世界人口结构最糟糕的国家或地区之一。人口下滑造成的经济影响很可能会是非常严重而持久的，而且很快就会变得很明显。
2011年4月底公布的第六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至14岁人口为2.2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6.6%，比2000年下降了6.29个百分点，仅相当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33.6%)的一半;0至14岁人口的绝对数量也从2000年的2.8979亿下降到2010年的2.2246亿。出席“7·11世界人口日”纪念大会的中国人口专家指出，当0至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低于18%或总和生育率低于1.8时，就表明进入“少子化”社会，这将直接导致劳动力面临结构性短缺，给人口均衡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称，少儿人口减少的直接后果是未来18岁至35岁黄金年龄组劳动力的减少，意味着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弱化。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也认为，由于出生率降低、高等教育发展分流劳动力等原因会导致廉价劳动力越来越少，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将出现劳动力短缺。穆光宗认为，目前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呈“独子高龄化”趋势，可能会陷入“低生育陷阱”。但翟振武对未来趋势持乐观态度，原因是“1985年至 1990年出生的人群目前正在进入婚育年龄，所以近期每年的新出生人数会逐年上升;在计划生育政策不变的情况下，这一上升趋势至少会持续到2013年”。因此，他提出“十二五”期间不宜突然放开现有政策，以避免出现新生儿数量大波动，对整个社会配置造成冲击。据介绍，“少子化”一词源于日本，是指经济快速发展国家的已婚人群推迟、减少育儿而造成的出生率降低。2010年11月1日开始第六次人口普查，人口学家表示，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正面临劳力短缺、光棍太多的困扰，未来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奇迹构成威胁。
中国自1949年以来，1953、1964、1982、1990与2000年都曾实行人口普查，今年是第六次。北京政府预计动员600万普查员及80亿人民币的经费，彻底了解全国的人口总数与结构。但因流动人口大增、隐私权高涨，调查的难度相当高。金融时报报导指出，不论是否为一胎化政策的结果，中国的生育率确实已大幅下降，而且越来越多家庭想要生第二个孩子。上海的生育率目前已是全球最低水平，“东方邮报”一项调查显示，只有18.5%的上海人想要生第二个孩子。
事实上，在实行一胎化政策之前，更早推动的晚育和加大生育间隔政策，就已让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一半。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中国人口问题专家蔡泳表示，早在1990年代初期，中国的生育率就已降到了人口替代水准以下，目前中国的生育率是每位妇女生育1.5个孩子。
政府官员相信，独生子女政策使中国少出生了4亿人，几乎相当于欧洲的人口总和；这项政策可说是20世纪最极端的社会实验之一。然而，这项实验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劳动力短缺。人口学家表示，劳工太少、老年人太多，让中国陷入老龄化危机。此外，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加上生育限制，则带来性别比率严重失调，很多男人都找不到老婆。
多年来，中国一直在讨论调整计画生育政策。许多人口政策专家认为，中国不久就会在五个省略微放宽生育限制。不过，一胎化政策原本就有许多豁免规定，有些人口学家早就把一胎化政策称为“一个半孩子政策”。
专家估计，中国最多只有60%的人口受限于一胎化政策。例如，如果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就获准生两胎。而在农村地区，第一胎若是女孩，也允许生第二胎。人口学家表示，市场机能往往会代政府行使职责，当人们变得富裕并且迁入城市后，就会自动倾向少生孩子。
蔡泳表示，以严格执行一胎政策的江苏和允许在个别情况下生二胎的浙江省作比较，可以发现一胎政策几乎已没有太大影响。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发酵后，两省的出生率相差无几。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飞扬的昂贵房价也削弱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风气，越来越多的父母表示更喜欢女儿，因为可以省掉挣钱为儿子买房的不可能任务。
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然而在质量上却不尽然，这在劳动力的构成、教育结构、以及培养目标上都有所体现。首先，从宏观上看，劳动力的文化构成呈金字塔型结构，塔尖是占人口极少数的高文凭人口，塔底是占人口大多数的文盲、半文盲与只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人，中间因地区与行业不同而有所差别，但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为整体构成无规律，欠协调。从微观上看，劳动力个体重文凭的取得，轻能力的培养，书呆子型较多。宏观上从劳动力产业构成上看，呈倒金字塔型，关系国计民生的第一产业——农业的劳动力数量众多，文化最低；第二产业——工业的劳动力正在被低工薪、文化低、年龄小、经验不多的农民工取代。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情况与第二产业类似，低工薪、低素质员工正在取代有经验、够标准的员工。高科技、管理型尖端人才数量有限，且有的出国，有的因科研条件与生活条件的限制而奔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能力的发挥。总体上看，各个行业与社会对劳动力的反哺不足，限制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与完善。劳动力的文化与行业这一正一倒两个金字塔型的不协调结构，揭示了劳动力资源培育的不合理性。
造成这种不合理性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文革”十年，取缔了高考制度，人才被耽误，重要科研、教育、管理岗位被只红不专的政治投机者充斥；1980年代改革的春天，恢复高考制度，给教育行业带来了转机。重要行业的非专业人员被有文凭的专业人士取代，文凭成了理想就业的敲门砖，大换岗给每个持有文凭者带来了理想就业的机会；于是考大学、求文凭就成了每个青年人的理想追求之路，文科或理科，几乎别无选择。到了1990年代，科研部门、政府机关、大专院校等行业的专业人员已趋向饱和，文凭加关系才能敲开所青睐行业的就业之门。还好，那是一个全民经商的年代，一部分学生走入了与自己专业相关或无关的贸易行业，而以文理科教育为主体的结构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到了今天，大学生即使到工厂也很难就业，用企业管理者的话说：用不着。教育产业化替代了义务教育，其直接结果是导致教育水平降低，加剧了教育结构单一化的程度。首先，从办学来看，在巨大的社会需求所带来的物资利益刺激下，不具备物质条件和师资条件的也来办学，只要能够申请到办学许可的都可以办学。办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学生，而是各有所得。办学方为了赚钱，求学方为了拿到文凭，至于教育内容以及学生到底学到了多少，都不重要了。其社会表现是各类教育水平低，但可以颁发大学和大专文凭的院校泛滥，职业技术学校比例甚微，学生有文凭无能力，社会无法满足就业需求。
其次，从生源来看，一部分优秀学生被挡在校门外。因为收费挡住了贫困家庭青年人求学的机会，也减少了普通家庭子女进名校的机会。贫困家庭的优秀子女即使考上大学也只能望校轻叹。这给贫困家庭靠培养子女改变命运罩上了阴影，意味着穷人世代将受穷。记得大学时有一位同学，兄弟姐妹共四人，大哥享受到了义务教育，但还是靠举债才凑上了生活费。大哥毕业帮助二弟，二弟毕业又与大哥一起供妹妹念书，子女全部进城，二位老人也拿到了城市户口，全家人因此而改变了命运。象这样既培养了子女、又挪开了穷窝的理想求学之路，在中国现实条件下将永远不再。
目前，在全球经济危机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双重压力之下，中国下一任领导集体面临的最大经济挑战就是要带领中国经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从2011年以来到2012年第三季度，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持续求大于供。以第三季度的数字为例，空缺职位和求职者的比例为1.05：1，招聘岗位的数量比找工作的人数多了5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数量的负增长使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变化。但如果劳动力成本上涨，削弱了中国产品的廉价优势，也减弱中国产品与低等收入国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会将中国带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沼泽。
如果你在中国从事制造行业，那么你现在正处于中国经济减速的风口浪尖位置；制造业低靡的PMI，也就是采购经理人指数，近期以来一直小于50%，说明大多数经理人对市场投资持保守态度，更倾向于相信未来市场将会萎缩。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成本增长长期保持在20%以上的水平，大量修建的房屋、市政工程和各类建筑，不断抬高了建筑业对于整个经济的成本。20%的固定资产投资成本增长率意味着平均来说，今年修建同样一幢楼的成本比去年高出了20%。而中国保持着这样的增长速度已经有好几年了。楼价的不断攀升就是恶果之一。如果仔细分析中国正在放缓的GDP增长率数字就会发现，制造业和建筑业增长的衰退远远超过服务业、农业等其他产业，正是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之一。
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已经将中国带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们对于生活质量提高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从其他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中不难看出，“还富于民”，不断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与不断壮大的、殷实的中产阶级是带领一个经济体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
以美国的发展为例，一个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甚至可以领先于GDP的发展，人们享受生活的能力可以成为一个经济体发展的动力。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经济学教授巴利·诺顿说：“美国从来没有过这样超级速度的发展模式，但是长期的、100多年的发展历史是有的。美国已经到一个发展阶段，就是（对美国人民来说）能享受生活质量的那些因素是比较重要的。中国也到了这个阶段。比如刚过去的黄金周，这么多中国人到外面去旅游，标志着中国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不需要完全靠GDP的增长，而是看到每个人的生活质量。中国GDP的总体增速虽然正在放缓，但是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其实却在提高，并已经成为劳动力供需缺口最大的行业之一，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边际效益正在迅速扩大。近年来，沿海许多省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民工荒’，人们倾向于从事工资更高的工作。这个趋势提高了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成本，但是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服务业对务工人员的吸引力。”
而考虑到现如今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大陆的企业主却不得不为劳动力短缺而发愁。根据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一年一度的调查，相比于去年，中国南方工人的状况的确变得更糟了。这并不奇怪，因为拿到的订单比以往更少。在2012年最初的三个月里，86%的受访者认为订单数量减少了或者基本与之前持平，而这一数字在2011年还是72%。毕竟，美国和西欧的经济低迷仍然是他们的生意主要来源。同时，多于90%的受访者表示正想尽一切办法聘用足够多的工人。平均下来，仍有14%的工人缺口无法满足，对比去年这一数字是11%。
一个原因在于，2011年12月份，广东政府决定暂缓实施原定的增加最低工资的政策。在当时，2010年政府颁布的最低工资强制上涨了21.2%，已经让很多企业主疲于应付。政府的这一决定得到了他们的一致拥护。但事情的另一面是，现在没什么农民工觉得在这儿工作是件值得的事情，因为广东的生活成本已经跻身于全国最高之列。“我的朋友已经开始在工厂里建电影院和保龄球馆以求留住那些工人了。他们用抽奖做诱饵，让工人们在春节假期之后还回来。但这都没用，农民工还是不想留在这，”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施荣怀说。他的整个家族都在做纺织品制造的生意。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教育程度不高，却又想逃离贫苦农村的年轻人涌入广东省，以求在中国待遇最好的那些工厂里谋得一份工作。但随着内陆的发展，很多人开始选择在离家近的地方寻找工作。比如在施荣怀工厂工作的两万名工人，这个工厂就位于广东以北的江西省。但对很多中小型工厂来说，迁厂的成本让人望而却步，可他们在广东继续发展的前景却也越来越悲观。唯一的出路似乎是沿价值链的向上移动。拥有自己的品牌会带来更多的收益以及更好的发展前景，尤其如果这一品牌对中国大陆市场有足够吸引力的话。但比起以前生产厂家习惯签订的传统合同，这样一来牵扯到的政府部门和税收政策会复杂得多……。

相关日志



from 墙外楼 http://www.letscorp.net/archives/44845?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feed&utm_campaign=Feed%3A+letscorp%2FaDmw+%28%E5%A2%99%E5%A4%96%E6%A5%BC%29
on
Lab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