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年伊始，新领导人登基，重新燃起不少人对中国未来变革的期望。另一方面，中国的中产阶层也表现出对社会动荡和政权动摇的恐惧。盼望变革，是因为不变革中国再 无出路；害怕动荡，是担心转型失控。中国的中产阶层好像凭直觉就已断定，中国的平稳转型似乎希望渺茫。为什么中国就无法指望出现中欧国家二十年前发生的那 种天鹅绒革命？其实，无论是中国的学者，还是异议人士，对中欧国家的转型过程都不甚了解。天鹅绒革命是一种共产党国家转型过程的理想状态，不发生暴力冲 突，社会秩序井然，但是，它的前提是在全社会范围推动思想观念上的去共产党化。过去二十多年转型中国家的历史证明，凡是做不到这点的转型中社会，都别想有 平稳顺利的转型。
笔者多年来观察中国和前苏联阵营的转型，感觉有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大问题，值得剖析。那就是，为什么有的共产党国家转型顺利，而在有的国家转型却艰难蹉 跎、迁延日久、了无终期？毫无疑问，中国和俄罗斯属于后者，而中欧的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则属于前者。如果中国要象中欧国家那样顺利转型，必须怎 么做？这里我不准备谈那些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如宪政、民主选举、新闻自由，因为除中国以外的其他转型中国家都实行了政治改革，但是，单纯实行政治变革并不 能保证转型的顺畅，俄国的倒退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中欧四国的转型成功，其实靠的是中国人迄今未曾想过的一个重要过程，我把它称为社会再造。所谓的社会再 造，就是依靠社会大多数成员的自发行动，清除共产党统治留下的各种价值观念，用中国人曾经十分熟悉的文革时期流行语来说，就是“灵魂深处闹革命”，这才是 中欧国家天鹅绒革命的精髓。
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转型一旦开始，共产党精英试图窃国自肥，乃是通例。但是，共产党精英染指经济转型过程的现象，在中欧四国受到了明显的遏制。之所以会 如此，是因为在社会文化层面，中欧国家的转型为异议知识分子所主导。他们的基本主张，不是与原共产党精英们分享权力或和解、宽容，而是尽可能铲除共产党文 化的残余。只有了解中欧国家的现代史，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的主张能够获得社会支持，并且成功。
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即共产党革命的源发地，共产党革命的输入国，还有共产党政权的输入国。人类历史上只有俄国和古巴是共产党革命的源发 地。当然最近德国媒体公布的资料显示，列宁发动十月革命，也是德国政府资助的，目的是动摇沙皇政府，让德国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中国、越南、柬埔寨属于 共产党革命的输入国，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外国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资助下发动武装革命，最后建立了共产党政权。至于其他的共产党国家，基本上都是由外国 政府通过国际干预，把在外国培训好的共产党统治群体扶持起来成为执政者。东欧和中欧的苏联阵营国家以及北朝鲜都是如此。
有 一位德国共产党员的儿子列昂哈德?沃尔夫冈（Leonhard Wolfgang），二战前到苏联寻求避难，在苏联为德国共产党移民子女所办的学校中接收教育。1939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在 苏联的德国共产党移民失去了被利用的价值，许多人被送往哈萨克斯坦，有些人甚至被处死或送往集中营。年青的列奥哈德?沃尔夫冈则比较幸运，被送往一所苏联 的党校培训。1945年4月30日，23岁的他作为苏联派往东德苏占区的接收干部，跟随他的上司、后来的东德共产党总书记乌布利希，由苏军运回东柏林。 1948年，由于不满苏联傀儡乌布利希事事秉承莫斯科旨意、阻挠东德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列奥哈德?沃尔夫冈离开了东德，到南斯拉夫寻求政治避难。他的书 《革命的儿子》（Child of the Revolution）之英文版1980年由Henry Regnery公司出版，书中第七章“跟随乌布利希回柏林”(With Ulbricht to Berlin)，详细介绍了当时他们是如何建立各级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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