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20 August 2012

鄭永年:亞洲民族主義與區域安全

聯合早報 21-8-2012

近年來,亞洲各國民族主義的崛起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不難看到,這一波民族主義的核心是對領土和領海的主權糾紛,可以說是一種最古老的民族主義形式。越南、菲律賓因為南中國海問題經常發生針對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韓國和日本兩國就獨島(日本稱竹島)的主權糾紛,發展著針對對方的民主主義運動。中國則更是被視為這一波民族主義運動的核心,在所有亞洲國家中,中國和周邊國家的領土和領海糾紛最多。無論是就南中國海問題還是釣魚島問題,中國也發展著自己的針對各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剛剛發生的兩岸三地的保釣運動就是鮮明的例子。中國也因此再次成為各國關切的對象。

亞洲勃發的民族主義使得人們對亞太區域安全深感憂慮。作為亞洲大國和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民族主義向何處去,的確會影響整個亞洲的戰爭與和平問題。實際上,自從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以來,各國每時每刻都在關注著中國民族主義的動向。儘管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官方一直在強調中國發展的和平性質,提出了韜光養晦和和平崛起(發展)等官方外交政策,但似乎更多的人趨向於相信,中國民族主義最終會演變成往日的德國和日本民族主義,成為潛在的衝突和戰爭的根源。

不過,很荒唐的是,人們對中國民族主義研究越多,越顯現出其對之存在著的根深蒂固的偏見。這些偏見不僅存在於西方尤其是美國,而且也存在於中國周邊國家,尤其是那些和中國存在著領土(海)主權糾紛的國家。這些偏見至少表現在三個層面。

第一是意識形態層面。用意識形態出發來衡量民族主義,在民主國家最為常見。簡單地說,在民主國家看來,凡是發生在民主國家的民族主義是正常的,是民意的正常表現,而發生在非民主國家的民族主義則是不正常的,往往是權威主義政府動員的產物。因此,儘管中國、韓國、日本和印度都存在著民族主義,受譴責的往往是中國民族主義,而民主國家的民族主義不僅不受譴責,而且經常受頌揚。

第二是地緣政治和戰略層面。在這個層面更多的是關乎戰略利益。一些國家經常把發生在那些和自己國家有緊密地緣政治和戰略利益的國家的民族主義視為正常,加以頌揚,而把發生在那些和自己國家有地緣政治和戰略利益構成競爭和衝突的國家的民族主義視為不正常,加以譴責。例如在針對發生在中國、日本、韓國、印度、越南和菲律賓的民族主義方面,美國和西方顯然站在中國的對立面,而和日本、韓國、印度、越南和菲律賓站在一邊。很簡單,中國被視為是美國和西方的地緣政治的競爭者,而其他國家則被視為是美國和西方的盟友。

第三是道德層面。這個層面最為普遍、直覺,幾乎可以發生在一個社會的任何階層。對民族主義作道德判斷經常發生在大國和小國、強國和弱國之間。很簡單,人們譴責大國、強國對小國和弱國的欺負,而頌揚小國和弱國對大國的挑戰。民族主義領域也一樣。中國針對其他國家的民族主義經常被譴責,而其他小國和弱國挑戰甚至挑釁中國的民族主義則被頌揚。

政府如何處理與民族主義關係

理論上說,民族主義要處理的就是自己和他者的關係,其最大的特點就是以為自己總是正確的,而他者總是錯誤的。在很多場合,民族主義既是對他者的偏見,也是對自己的偏見。因此如果處理不當,不僅會損害他者的利益,也會損害自己的利益。經驗地看,民族主義曾經在歷史上導致了無窮的戰爭和衝突,既發生在主權國家之間,也發生在主權國家的內部。冷戰結束之後,民族主義的這種趨勢仍然在延續。

亞洲各國民族主義是否會演變成國家之間的衝突甚至戰爭,主要取決於各國政府如何處理和民族主義的關係。如果民族主義不可避免,但民族主義所導致的衝突和戰爭則不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在其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就政府和民族主義的關係來說,我們可以把它們分成幾類。

第一種類型是政府動員型。這裡面又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政府積極主動塑造民族主義。一些社會本來民族主義並不強,但政府為了達到自己的目標,動用各種方法和資源(例如組織和意識形態)來創造出一種自己所需要的民族主義。歐洲國家早期就是這樣,民族主義動員的結果就是在強化了主權國家(認同)的同時,導致了國家間無窮的戰爭和衝突。二戰前的德國和日本,政府也主動創造了具有很強侵略性的民族主義。另一種是民族主義在社會層面已經存在,政府或者政治人物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訴諸於民族主義。

第二種類型就是政府反應型。就是說,民間社會存在著民族主義精神和情緒,而這種客觀存在著的精神和情緒不時爆發出來。在一些情況下,民族主義的爆發是對某一事件的反應;在另外一些情況下,民族主義的爆發本身則可以製造事件出來。民族主義的每一次爆發,都會產生內部的和外部的影響,因此各國政府不得不加以反應。

第三種就是政府利用民族主義來論證自己政策的合理性。這種類型處於前面兩種類型之間。一旦當民族主義成為一種客觀的存在,沒有政府可以完全忽視其存在,無論是民主政府還是權威主義。既然是客觀存在,各國政府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民族主義資源,來論證其一些政策的合理性。

如果從政府和民族主義的這三種關係來看,我們可以看到亞洲各國民族主義的發展趨勢。在中國,因為沒有選舉政治,政府的合法性和其政策的合理性主要並不在民意,尤其是民眾的民族主義意識。用學術一些的語言來說,中國政府仍然有非常強大的自主性,來處理與民族主義的關係。實踐上也的確如此。在毛澤東時代,因為國家的弱小,中國的民族主義屬於政府動員型,這尤其表現在反對美國、蘇聯霸權方面。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針對民族主義主要是加以管理和控制。儘管中國也經歷了愛國主義運動,也對社會層面的民族主義產生影響,但愛國主義的主要目標是內部穩定,而非外部。從政府角度來看,中國的民族主義大多具有反應性,即是對社會層面民族主義的反應。

中國政府管理和控制民族主義

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今天中國的民族主義越來越表現出其自發性。也就是說,民族主義在中國已經變成一種客觀的存在。政府的確可以利用民族主義來論證政策的合理合法性,但這方面,中國政府非常節制。從中央到地方,沒有一位政治人物可以大肆動員民族主義,訴諸於民族主義。相反,政府對民族主義更多的是管理和控制。也正因為這樣,中國政府經常遭到國內外民族主義者的批評,甚至攻擊。實際上,因為政府缺少對民族主義的參與和引導,中國民族主義越來越表現出激烈的情緒面。這使得民族主義可以在產生巨大破壞性的同時,大大增加著對政府的壓力。因此,中國政府在這方面可以做得更多,使得民族主義變得更為理性,增進國家利益。

和中國不同,日本政府在民族主義方面越來越表現為動員型。和其它很多發達國家一樣,日本的大眾民主越來越難以產生一種強有力的政府。為了政治的需要,日本的政治人物往往以民主為藉口,用民粹主義政治方式動員著民間存在著的民族主義資源。結果,犧牲的往往是日本和其它國家的關係,尤其是和其鄰國中國、韓國的關係。這種現象從小泉純一郎以來從沒有間斷過。日本現在的情形是,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反對黨,無論是中央政治人物還是地方政治人物,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都有很大的勢力訴諸於民族主義。較之中國,日本民族主義具有更大的動力。而日本民族主義的勃興,又必然刺激中國和韓國民族主義。在大眾民主和民族主義的關係方面,韓國也與日本類似,即政府越弱,越會訴諸於民族主義。

在和中國的關係上,越南、菲律賓等國家的民族主義也在上升過程之中。與中國相比,這些是發展中的小國家,同時這些國家的政府也遠較中國政府弱。這些國家的政府因此需要動員民族主義來獲取政府的合法性,在緩解國內各方面矛盾的同時,往往損害和中國的關係。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國家針對中國的民族主義,往往把另一個大國即美國也牽涉在內,而美國出於其對地緣政治的需要,往往對這些國家的民族主義推波助瀾。這更增加了這些國家民族主義的國際複雜性。

在全球化狀態下,各國政府趨向弱化,一些政府比另一些政府弱化得更快一些。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儘管理論上說還是一個主權國家時代,但主權國家的政府已經很難像在傳統上那樣,控制自己管轄下的人口。同時,民間社會的力量則在迅速增長,社會角色具備各種能力,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扮演一個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不過,民間民族主義能夠導致國家間的糾紛和衝突,但民間是沒有能力來解決他們所製造的國際糾紛和衝突的,最終還是要求助於主權國家政府。因此,主權國家政府之間更需要合作,更需要用理性來處理各自的民族主義,而不是不負責任地為了私利去動員民族主義,簡單地把責任推給其它國家,尤其是他們眼中的一個大、強和非民主的中國政府。

無論就歷史經驗和現實挑戰來說,如何應付客觀存在的民族主義,對各國政府都是個艱難的任務。一旦民族主義超出控制和管理的水準,強大到一定程度,必然會被各國國內的激進政治力量所挾持,再而挾持整個政權,從而使得民族主義走上導致國家間衝突甚至戰爭的不歸路。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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