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史綱上》郭廷以: 第一章 世變前的中國與西方

小記

　　一九二九與一九三〇年，屢聆羅志希（家倫）、蔣廷黻兩先生縱論近代中國史研究問題，欣悉擬合撰一書，囑為襄助。編者時正纂輯近代中國史長，不自度量，許以追隨。其後羅、蔣先生以任重公忙，無暇及此。編者雖草成長編三冊，印行兩冊，亦以世事多故，歲月蹉跎，未能賡續。一九六〇及一九六三年，廷黻先生舊事重提，殷殷以了三十年前宿願相勗勉，因之復為心動，惟終懼力不能勝，遲疑未決，而廷黻先生作古。一九六七年冬，旅寓華盛頓，何淬廉（廉）先生自紐約專程惠蒞，謂友好多盼早日從事，不妨暫以晚清及民國時期為斷，勿懸的過高，總以平實簡明，可供一般閱覽為尚。再三考慮，允為一試。不久獲得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支持，遂於一九六九年秋開始，不意志希先生又繼廷黻先生謝世。一九七二年，初稿大致編就，復承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之助，重予釐董，年餘而畢。

　　此書以非學術著作，徵引均不註出處，參考書刊資料，亦概行從略，為便於讀者核比，僅將近人撰述，擇要列舉。何淬廉先生始終鼓勵，多方關注，固銘感莫名，哥倫比亞大學韋慕庭教授、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李卓敏校長及胡昌度教授之厚誼，同誌不忘。

　　郭廷以

　　一九七四年八月三十日紐約

第一章　世變前的中國與西方

　　歷史是延續的，但永遠是變的，因革損益，隨時而異，其間僅有緩速顯晦之別。就中國而論，以十九世紀中期以來，最為顯著。當時有心之士，已有此認識。有人指出今日之天下已非三代之天下【註：馮桂芬語】；有人強調為三千餘年的大變局，為秦漢以來未有之世變【註：李鴻章及王韜、嚴復語】。致成此一劇變的主因，是由於華夷隔絕之天下，轉為中外聯屬之天下【註：薛福成語】，中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強敵，處境大非昔比，不僅不再是獨一無二的神州，甚至存亡繫於旦夕。前此的中國並非絕對的孤立，曾接觸過許多或友或敵的民族，亦遭受過嚴重的侵凌，何以未曾使其大變？何以不曾引起如是的認識和憂懼？因為一往所接觸的民族，縱能憑其一時武力，乘中國之敝，以圖一逞，彼此形勢猶可相埒。近代所接觸的西洋則大不然。除了強大的武力，尚有別具一格的政治組織、經濟力量、高度文化，一旦彼此短兵相接，中國的樊籬為之突破，立國基礎為之震撼。於是張惶失措，自處處人，兩無是處，遂陷入悲運。「西洋人之入中國，為天地之一大變」【註：郭嵩燾語】，並未過甚其詞。

第一章 第一節　中國大勢的推移

　　一、閎放昂揚之世

　　任何民族的命運，胥決之於其對於時代環境的適應力，亦即決之於文化。文化的形成有發之於一己者，有得之於人者，後者的重要性尤大於前者。集思方可廣益，有容乃能致大。文化為人群謀求生存與生活需要的產物，各民族的處境不盡相同，因之所成各有局限。迨活動範圍擴大，見聞增廣，人之所長，或為我之所短，如能予以接納，不惟生存安全無虞，生活亦可隨之改進。否則世異勢移，在彼此角逐之下，往往為盛衰所繫，必須急起直追，縱不能後來居上，最少可並駕齊驅。

　　中國為最尊重文化的民族，且有兼容並蓄的襟懷與理想，華夷之分，只是以文化或生活方式為準，非因血統而異。遠方時代，中國的文化成就比較豐厚，號稱華夏，含有美好與博大之意。如他族亦有其文化，則等視齊觀，既不排外，亦不自大。

　　中國民族一面創造自己的文化，並予以推廣，一面接納外來的文化而予以發揚。西元前三世紀以前，中國文化亦包含若干中亞及西亞的成分。不過當時中國與域外的關係，究屬有限。是後情勢大異，中國出現一個前所未有的統一帝國，氣象非凡，特別是在漢代。初期頗受來自北方草原，以戰鬥為國的匈奴的欺侮。西元前二世紀，雄才大略、英年有為的漢武帝，為了自衛雪恥，決定聯好與國，加以膺懲，於是有張騫的出使西域，主動的與外國結交。張騫親自到過的有中亞諸國，間接得知的有西南亞及地中海沿岸諸國，漢先後與之通使聯婚。史學家班固曾說：「聖主制御蠻夷，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這就是漢代的外交政策。

　　更有意義的為經濟文化的交流，西域諸國愛好中土財貨，中國亦欲獲得各國珍奇之物，雙方往來頻繁，每年西去的漢使，達五六輩以至十餘輩，遠及波斯灣、地中海，東西絲道隨之大通。於是漢人認識了一個新的世界，知道中國以外尚有不少不同文化的國家，力事爭取。後代中國對域外國家常不願稱之為「大」。漢代見諸記載的國名，有大宛、大月氏、大夏。大宛、大月氏為小宛、小月氏的對稱，大夏則係指由晉北輾轉西徙至中亞的夏民族而言，因其具有文化，故稱之為「大夏」，後世的吐火羅（Tukhara）即其音轉。對於相距更遠的羅馬帝國，初名之曰黎軒（犁靬、犁鞬），西元一世紀後，則為「大秦」二字所取代。此一改稱，應與班超有關。班超在西域二十年，得知羅馬為西方大國，「其人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復以其在海西，故亦云海西國」。前者就文化取義，後者以地望命名，不僅對等看待，且示敬慕之意。

　　中西陸上交往，為漢代所開通，遠洋航行亦為此時之事。西人之從事印度洋活動，容略早於中國，但在西元前二世紀時，中國航海家的踪跡，亦進入此一水域，番禺（廣州）因而成為商業都會，交趾、日南同為重要港口。羅馬的各種紡織品，多由海道輸入。二世紀時，大秦幻人及使節前來京師洛陽。三世紀初，又有賈人到過吳國，吳王孫權遣人報聘，不幸道卒。約在同時，孫權派往南海的使節，謂「外國稱天下有三眾，中國人眾，大秦賓眾，月氏（貴霜Kusana）馬眾」，將羅馬、月氏與中國並舉。

　　三世紀以後，中國在政治上陷於分裂，為期約三百年，而民族的活力反益充沛。代表黃河流域與西域接觸的，初為前秦、後秦，繼為後魏；代表長江流域與南海接觸的為東晉及南朝。商務的往來，佛教的宏揚，尤稱盛事。佛教的東傳約始於一世紀中期，至二世紀，西域僧人來者愈眾。四世紀時，印度的鳩摩羅什（Kumarajira）歷受前秦、後秦國主禮待，州郡事佛者十之八九；南方情況亦同，佛教與儒、道並行。中國的信徒之不惜冒險犯難，相繼西行求法，雖由於喜愛佛教哲理，而佛教的傳布不依賴國家的力量，不摻雜政治的或經濟的動機，實為中國上下信奉的主要原因。

　　五世紀初，後魏一統北方，與西域的關係益趨密切，洛陽有安置西夷的崦嵫館，「自蔥嶺以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樂中國土風而居者，萬有餘家。後魏王室雖屬胡族，奉行的則為中國文化，仍具有漢化的氣概。南朝廣州的海上互市，更為發達，番舶每歲數至。

　　隋煬帝的功罪為另一問題，而其親幸突厥可汗帳中與積極引致西域貢使、胡賈，要可稱為壯舉。唐代對於外族更是一視同仁，太宗嘗云：「夷狄亦人耳，與中夏不殊，以德治之，則可使為一家」，曾接受四夷君長所上而非中國所有的「天可汗」尊號。皇室與外族通婚在唐代為常事，建勳立業的番人，比比皆是。中葉以後，雖曾釀成禍亂，而大難削平亦有賴胡人之力。

　　唐的西方領域，遠達裏海附近。時大食（阿拉伯）雄視西亞，威震歐洲，與東羅馬勢不兩立，但唐與雙方的關係均頗友好。大食東來使節，多達四十次，東羅馬的使節亦七至長安，其中有主教、教士，可能係景教徒（Nestorians）。

　　最早前來的景教徒為阿羅本，太宗命宰相郊迎，親行問道，為建大秦寺於京師。景教大行於各州。玄宗嘗命教士於宮中修功德。及皇室播遷，仍於西北各郡，重行立寺，並有教士參贊郭子儀的戎事，官至朔方節度副使。七八一年（德宗建中二年）教徒特於長安立碑，以誌太宗以來保護宏揚之德。景教之外，尚有波斯的火祆教（Zoroastrianism）、摩尼教（Manicheism），寺宇遍及南北，置官以司祭祀。回教系此時傳入，據說太宗曾於廣州、長安為之建寺。至於佛教的昌隆輝煌，則為人所共知。

　　互市的情況，又可認識唐代對外態度的另一面。港口仍首推廣州，番舶歲至四千餘艘，回教徒、基督教徒、火祆教徒、猶太教徒的商販，多達十萬以上。次為揚州、泉州，賈胡約在萬人左右。職司海外貿易的市舶使為唐代創置，負有照料番客之責，所以一稱好結使，朝廷且下詔存問矜卹。

　　各港胡人有其居留地，以胡人為番長。長安、洛陽亦為其薈萃之所，有的輾轉來自海上，有的直接來自陸路，互市監或通事監即為掌理西北諸國交易而設。鴻臚寺於入朝番客，供應食宿，賈商、學生麋集，與唐人共同生活，互為婚嫁，且有登科第、任官職者，頗似今日的美國。

　　二、斂抑沉滯之世

　　八世紀中期，內外情勢逆轉，吐蕃、大食勢張，中亞諸國脫離了唐的羈縻，悍將藩鎮稱兵割據，河朔中原生民文物塗炭。五代紛擾，每況愈下，政權轉移，全由武力攘奪，紀綱廉恥喪亡，王朝興廢，多繫契丹的愛憎，國已不國，為期先後逾二百年。宋代勉強掙扎撐持，以元氣大損，救敝不遑，欲振無力，所有措施，趨於消極、保守，缺乏恢廓鴻圖，一反漢、唐之道，遂由動態轉入靜態，由開放轉入封閉。領導變法運動的王安石，亦勸神宗不可以唐太宗為法，其餘可知。南渡之後，朝不保夕，而觀念不變，益講求正心、誠意、修身、養性的向裏工夫，必須做到「存天理，滅人慾」，才算是道統，也是治統。「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動則雜有人欲，「人欲之極，犯上作亂」。靜與動為治亂安危所繫，所以又必須克欲，結果是空論主觀的是非，不顧客觀的情勢。清儒戴震曾說：「聖人之道，使天下無不達之情，求遂之欲，而天下治」，「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宋儒之所謂理，同於酷吏所謂法，為禍斯民至烈。

　　宋人最重視中外陸上之防，對於海上諸番則一仍舊貫，且優遇有加。一以互市有裨國用，一以番商頗稱恭順，鮮不法越軌行事。元代南海貿易之盛，不讓於宋，泉州（刺桐）與地中海的亞歷山大城並稱為世界兩大港埠，經常泊大舶百艘，小船無數。唐以前往來南海的多為番舶，其後華船漸增，十三、十四世紀之時，印度洋的航權實操於中國人之手。

　　中西陸路關係，唐末以迄南宋，不復存在。北方的契丹與西方雖有往還，不過契丹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國。經過蒙古西征，不只恢復了彼此中斷四百年的陸上交通，且更為直接，然其影響於中國者，遠不若歐洲之巨。西征目的在於掠奪，汗國建置，在於搜括。西征之後，歐亞間曾有短期的和平，普置驛站，往返十分捷便，西方的外交、宗教使節與商人、旅行家絡繹東來，歐洲之於中國確有所獲，中國則一無所得，原因為蒙古人並無將異域文化輸入中國的願望與能力。

　　明太祖推翻了蒙古的黑暗統治，重建漢族政權，典章制度、風俗習尚，自謂上紹唐、宋，實質上去唐甚遠，而與宋為近。「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一語，充分表露出狹隘的漢族至上意識，沿邊遍置關隘，顯然不是進取之象。對於南海諸國，雖曾加招諭，但只求其不為中國之患。繼以倭寇之故，下令禁海，不許通番貿易，仍系鎖國退守措施。

　　十五世紀初年，明的政策一度轉變。成祖銳意經營四夷，對塞北五次親征，對東北命使撫綏，對西北復通貢市。鄭和七次西航，尤為壯舉。踪跡遠達紅海及非洲東岸，海番「貢獻迭至，奇貨重寶，前代所稀，充裕府庫」。此一盛況，為期僅二十年。下番海船，完全停止。此後百餘年間，瓦剌、韃靼接連內犯，北京岌岌不守。今日的長城，均此時所築，雖為限胡騎，亦為隔內外。同時中、日糾紛層出，倭寇猖獗，沿海被害最烈。千餘年來，中國視海上互市為利藪，至是則為禍源，「終明之世，通倭之禁甚嚴」，亦即海禁甚嚴，中國遂真正進入閉關時代，認為與外族接觸，害多於利，甚至於有害無利。

　　影響明人的對外觀念尤深的仍為學術思想。中國的真正君主專制政治，形成於明。太祖規定非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尤特崇朱熹。八股取士，亦為他所制定，以宋儒的解說為考試用人的標準，不許自作議論，認定自朱熹以來，聖道已經大明，不煩後人發揮，泯滅了士子的智慧，虛耗了有用的精力，阻遏了整個民族文化的進步。十六世紀時王守仁指摘宋學束縛了身心的發展，倡心即是理，心明乃見天理，頗尊重個人的思想自由。結果反愈流於空疏，士風日陋，人才日衰，上焉者只知論性談天，下焉者，疲精死神於舉業，「不惟聖道之禮樂兵農不務，即當時之刑、名、錢、穀，亦愕然罔識」。「中國嚼筆吃毫之日，即外夷秣馬利兵之日」。迨外患日急，虛驕之氣不減，既不能戰，又諱言和。時西學開始東傳，雖有少數人士受到啟示，從事講求，然魚爛河決之勢已成，終不能挽回既倒的狂瀾。

　　三、清的統治

　　清的統治政策與明無大出入，且變本加厲。滿人為數不及漢人百分之一，文化程度復遠在漢人之下，其得以入主中原，實由於明的內潰。為使政權穩定，勢須取得漢人的支持，同時又須防制權力的旁落。明初不置丞相，及至中葉以後，原備顧問的內閣大學士，卒成為事實上的丞相。清代大學士四人，協辦大學士二人，滿、漢各半。雍正初年，別立軍機處，軍務庶政悉歸總理承旨裁決，而以皇帝名義行之，內閣遂成虛設。軍機大臣常為四人或五六人，以滿員居多。

　　明代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權重，吏、戶、兵三部尤位高任重。清代有名無實，每部尚書及左右侍郎各二人，滿、漢各一，互相牽制，職掌有同事務官，而非決計定策的政務官。另有理藩院，以管理蒙、藏事務為主。尚書侍郎限滿、蒙人補授。都察院的長官為左都御史二人，左副都御史四人，其下有給事中及監察御史。給事中按六部分科，監察御史以省區分道，滿、漢並用。明代給事中可封駁詔令，御史常巡按各省，清代則非其比，職在稽查官府，糾察有司。

　　大理寺、通政使司與六部、都察院合稱九卿。大理寺掌審讞平反刑獄重闢，通政司掌受內外章疏、臣民密封。翰林院為學術機構，亦為儲才之地，置掌院學士二人，一滿一漢。宗人府、內務府、詹事府、光祿寺、鴻臚寺、太常寺、太僕寺，均為辦理皇室事務機構。

　　總督、巡撫在明代為中央臨時派往地方的差遣官，清代成為常駐各省的最高軍政首長。巡撫每省一人，總督有專轄一省者（不置巡撫），有兼領二省或三省者。督、撫的職責無大區別，亦無統屬關係，均直接向皇帝負責。此一重疊峙立的制度，自有制衡作用。編制上，督、撫均為獨任、輔佐人員為六房與幕友。六房分職有如六部，以書吏任之；幕友由督、撫延聘，經辦刑、名、錢、穀、章奏，參與機要，有如督、撫的顧問或秘書。

　　布政使、按察使省各一人（江蘇二人），一掌政事錢穀，一掌刑名按劾。布政使之下為分守道，按察使之下為分巡道，各轄數州、府，此外尚有專司某種特定事務之道，如糧儲道、河工道、兵備道、海關道，視需要而設。產鹽的地區另設置鹽政或鹽運使。掌理一省學校文風的為學政或學院，與督、撫為敵體。

　　分守道與分巡道之下為府、縣，其長官為知府、知縣。一府轄數縣，賦役、訟獄、教化、治安俱為知縣的職責。介於府、縣之間的尚有州、廳，有直隸與普通之分，普通州、廳略同於縣，直隸州、廳略同於府，惟轄區較小。

　　自督、撫至布政使、道、府、縣，共為五級，層層節制，事事奉承。加以地域遼闊，交通不便，省內文書往還，有需十餘日者，各省與京師之間，且有多達三月餘者。

　　滿洲興起，全恃其特創的八旗武力，以旗統民，亦以旗統兵。及征服日廣，續編蒙古及漢軍八旗，惟不及滿洲八旗之眾。入關之後，八旗有京營（禁旅）、駐防之分。京營任戍衛京師之責，以滿蒙八旗為限，漢軍不與。駐防負鎮撫地方之責，與漢人分城而居。初僅行於東北及直隸、山東、山西，後漸推及各省。於形勝要地，酌置將軍、都統、副都統等，為旗人專缺。將軍權位最高，含有監視督撫之意，分駐東南的江寧、杭州、廣州，西南的荊州、成都，西北的西安、寧夏、綏遠，大都為十七世紀後期，即三藩亂時及亂後所置。直隸不設將軍，而部署獨稱周詳，所駐盡屬滿、蒙八旗之兵。統計八旗兵力約二十萬，京營駐防各半，兵均世襲。

　　以漢人組成的軍隊旗用綠色，號為綠營。京城有巡捕五營，約一萬人，各省有六十餘萬，一省多者六七萬，少者萬餘。總督、巡撫、提督、總兵所轄，分稱督標、提標、鎮標，號為訓練兵，互不相屬。總兵之下為副將，所轄為協，參將、游擊、都司、守備所轄為營，千總、把總所轄為汛，統名差防兵，平時分守各地，供應差役，遇有徵調，臨時抽撥，拉雜成軍，以防兵權為少數人所有。

　　政治軍事的防範外，思想的箝制所關尤大。清提倡理學之力，有過於明。八股取士之制照舊採行，而益加嚴密。一面懸利祿以收買漢人，使悉入彀中，一面百般折磨，必令俯首貼耳，志氣喪盡。考試分為三級，第一級為童試，三年舉行兩次，須經過縣考、院（省）考，方能成為生員（秀才），全國每次錄取約二萬五千名。第二級為鄉試，分省舉行，三年一次，分為三場，如試卷污沾，文字違例，不得再入下場。考中者第一名為解元，餘為舉人，全國每次錄取約一千四百名。會試為第三級，在京師禮部舉行，亦三年一次，第一名為會元，餘為貢生，中試的考卷如發現文體不正，字句可疑，即予除名。繼為殿試或廷試，一場而畢，得失升降，決於一日，所試為策論，所重為書法。中試的分一甲二甲三甲。一甲三名，即狀元、榜眼、探花，分授翰林院修撰、編修。二甲為進士出身，三甲為同進士出身，共約二百名上下。再經朝考，優等者入翰林院為庶吉士，餘分為六部主事、內閣中書或各省知縣。庶吉士在館三年，經散館考試，然後授官。憑文取士，原已難得真才，進士復以字為重，不通事務，毫無常識者不乏其人。他們是每三年在數萬人之中所選拔出的高級知識分子，亦為左右政治社會的權勢人物。

　　康熙、乾隆二主又嘗舉行博學鴻儒特科。乾隆巡幸所至，每召諸生試以詩賦，給予科名。復大事採訪遺書，整理修訂成為巨帙。《四庫全書》規模之大，尤為前所罕睹。表面是為了便於流傳，實際上是為了統一學術思想。凡有乖經術的諸子百家，異端稗說，概予摒棄。不利清室，有礙於世道人心、君臣名分的著述，分別禁止、銷毀或刪改。文字之獄更是對於學術思想的直接迫害，文人筆墨如少有不當，即指為誹謗，動加刑戮，株連至廣，而以雍正、乾隆兩朝為烈。

　　統觀清代的統治策略，一切以集權、防範、壓制為尚。君權之隆，君威之盛，超過任何時代。漢、唐君臣之間，尚略有對等體制，宋、明朝儀雖漸森嚴，臣僚仍可立而陳奏，清則改為三跪九叩。明代百官、布衣皆得上書，清則除部院堂官（尚書侍郎）、給事中、御史及撫、督等外，概不得專摺言事。同時厚滿薄漢，中央官滿、漢雖各有定額，但權位懸殊。軍機處並此形式亦無。歷任軍機大臣漢員不及半數，以懾於滿員勢焰，遇事惟有緘默自容。地方官的除授，滿員常居優先。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督撫大半屬於旗籍。旗官兵以旗籍為限，漢人組成的綠營將弁，則滿、漢並用。兵卒的餉銀，八旗高於綠營，升遷亦較綠營為易。一般旗人復享受各種特殊待遇，無處不形成滿、漢的對立。漢人之熱中利祿者，但知講習八股，英拔才智之士，因恐觸時諱，不敢談民生利弊，論時政得失，惟有致力於考據之學，以求遠嫌免禍，學術上流於破碎支離，不見其大者遠者，民族的朝氣鑿喪，朝野的志趣萎靡。政治上「上下之情未通，滿漢之氣中閼，大臣闒茸以保富貴，小臣鉗結而惜功名」。社會上「清議無聞，而務科第、營貨財，節義經綸之事，漠然無與其身」。

　　四、清的衰亂

　　清朝統治權之真正奠立，是在平定三藩之後。十七世紀的八十年代至十八世紀的九十年代，最稱盛世，乾隆一朝又被目為盛世的顛峰，其實是虛有其表，中葉已入衰運。晚期貪婪黷貨之和珅當政，吏治營伍愈為敗壞，民生國計愈為凋敝。嘉慶、道光時上下因循欺矇愈甚，「朘民膏而殃民者，天下皆是」。

　　八旗雖稱能戰，但人數有限。入關以後，剿平流寇，併滅南明，以降將之功居多。迨中原略定，八旗習於奢逸，漸失勇銳之氣。三藩之亂，康熙採以漢制漢政策，始克削平，綠營實為主力。其後綠營亦趨腐窳，乾隆自詡的「十全武功」，半數以上是將就了事。綠營餉糈菲薄，侵蝕成風；訓練不施，兵卒疲弱；戰守不足，擾民有餘。嘉慶初年，教亂大起，將帥視出征為致富之道，玩兵養寇。道光時軍紀愈為廢弛，勾結盜賊，吸煙、開賭，一旦徵調，僱無賴代充，見敵即逃。

　　康熙後期，國家歲入四千餘萬兩，十之七八來自地丁，即錢糧，次為鹽課、關稅。歲出以軍餉、王公百官俸廉、河工為大宗，收支差可相符，雍正時且有豐盈。乾隆時，由於軍費浩繁，揮霍無度，已漸感支絀。嘉慶、道光兩朝，叛亂疊起，河決頻仍，在在需款，不得不額外加派特徵，直接間接均出於農民。農民所入，來自土地生產。清初全國耕地，約六百餘萬頃，人口約一萬萬，平均每人耕地約五六畝。乾隆以至道光，耕地約七百萬頃，人口增至三、四萬萬，平均每人耕地不足二畝，縱令「竭力耕耘，兼收並穫，欲家室盈寧，必不可得」。加以官吏搜刮，連年饑饉，人民流離，為了生存，惟有鋌而走險。

　　清的高壓牢籠政策，並不能使人完全馴服，潛伏的民族意識仍在滋蔓，準備相機反抗者不乏其人，以天地會（一稱洪門或三合會）為著。此一組織，可上溯至十六世紀中期，至鄭成功而擴大。稍後再行加強，假託部分神話，而歸本於「反清復明」。入會者，通財互濟，同生共死。福建、台灣是他們的主要根據地，其後遍及於長江流域及東南、西南地區。另一民族革命的秘密團體為白蓮教，歷史較天地會為久，宗教（佛教）的意味亦重。元末的反蒙古運動，即以白蓮教為中堅。清朝初年，白蓮教重張反抗異族旗幟，信者以農民為多，分佈於黃河、長江下游。

　　歷代變亂，大都起於中衰之世。清代由於民族的不平，雖在所謂盛世，變亂亦屢次發生。康熙以後的武昌兵變，即白蓮教所策動，雲南、浙江、福建、台灣的叛亂，為天地會所領導。雍正之世，白蓮教、天地會不斷騷動。乾隆年間，復轉激劇，白蓮教一度據有水陸要衝，扼南北漕運的山東臨清。天地會一再起於湖北、福建，以台灣的勢力為大。此外尚有甘肅的回亂，貴州、湖南的苗亂。規模最大的為嘉慶年間白蓮教之亂。蔓延湖北、四川、陝西、甘肅。其後白蓮教的別支天理教又有一次大舉，黨眾遍布華北各省。道光時代，天地會及瑤、夷、回的擾攘幾無虛日。

　　中國之有海防問題，為明代倭寇發生以後之事，其平定則賴陸師。清初為海上的鄭成功所苦，應付辦法為迫令沿海居民內遷，不許船隻出海，採取大陸封鎖。鄭氏覆亡，清廷有放棄台灣之議，可見其無意於海上經營，不了解海防意義。嘉慶年間，海盜猖獗，出沒粵、閩、浙江海面，飄忽縱橫，數年始定。

　　大致看來，十八世紀後期至十九世紀前期，中國內部秩序已不易維持。即令無外來的衝擊，清的治權已不易保，對於虎視耽耽的西方強敵，又焉能抵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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